  写傅作义的书不少，但这本书却格外吸引人的目光。一是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周俊芳是山西临猗人，是傅作义将军的小老乡；二是因为作者的父亲年轻时曾跟随傅将军参加北平起义，亲历绥远起义，与傅将军有所接触；三是因为作者在媒体供职，善于采访，作品格外真实感人。 周俊芳，资深记者，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女作家协会理事，山西省散文学会会员。曾出版散文集《有一种生活叫行走》、中篇小说《花飞花谢》，编著《二人转到东北家》。2018年，接受央视《国家记忆》栏目《傅作义的别样人生》的采访，讲述傅作义的正直坚定、义薄云天的别样人生。 《布衣将军——一个女记者笔下的傅作义》全书25万字，以傅作义生活战斗过的地方为主线，集中描写了他在当地发生的故事，纠结与奋斗，失落与辉煌，是写他一个人奋斗的历程，也是描写时代大背景下，诸多与傅作义有关的人的命运。此书是山西省委宣传部和山西省作协2015年度重点扶持项目。 其实，由小老乡周俊芳为傅作义将军作传，既是她的情有独钟，也别有深意。周俊芳用一种虔诚的、崇敬的、赞赏的、悲悯的、反省的、有时是批判的笔触，回望并尽可能地还原着父一辈的傅作义将军，以及包括自己父亲在内的那一代先辈群体。 那么，在寻找傅将军人生轨迹的过程中，周俊芳做了什么？找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且听她的真情述说。 关于创作 因父亲缘起，一次次寻访 山西晚报：为什么要选择写傅作义将军？ 周俊芳：我与傅作义将军是同乡，都是临猗县孙吉镇人。我五六岁上跟着父亲在傅将军的老家安昌村生活过两年，少时就听过许多有关傅将军的传奇趣事。我父亲与傅家一些后人熟识，耳濡目染，了解傅家的许多人和事。到后来做了记者，断断续续采访了一些人，写了一些短文章，都是与傅作义有关的。直到有一天，与时任省作协副书记的杨占平聊天，他鼓励我将这些零零星星的写作连缀成一个长篇。之后，在他的推荐下，以《寻找傅作义将军》为题进入山西省作协2015年度重点扶持项目。 山西晚报：扉页“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这行文字，有何深意？ 周俊芳：这本书的写作一是向傅将军致敬，崇敬他的高洁品格和仗义情怀；二是书写了我父亲坎坷而不平凡的人生历程，更感念父辈们的青春岁月。可以说是对他们的青春赞歌。 1947年冬，我父亲周永刚17岁，从西安应招进入华北“剿总”司令部，亲历了北平起义和绥远起义，与傅作义有几面之缘，与董其武较熟悉，对绥远起义还做过一些具体的工作。1950年后，父亲请假回乡探亲，留在老家从事教育工作，一干就是40年，1993年离休。因为与傅家亲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到晚年爱回忆这些细节，我就以记者的敏锐记录了下来。 山西晚报：傅作义是一代名将，写他的书籍也不少，选择这样的题材有压力吗？ 周俊芳：说实话，肯定有，不知从哪里下手写，有种“老虎吃天”的感觉。最难的是，不知如何把握。傅作义将军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网络上也有些捕风捉影的虚妄之言，我看到很生气，希望通过自己的采访，在书中得以澄清。 山西晚报：寻找傅将军的人生轨迹应该不容易，其中辛苦自知，能讲讲吗？ 周俊芳：辛苦自然难免，没有一件事是容易的，好在多数时候是兴奋，乐在其中。 最初在思考写法时，想到了“寻找”这个词，有点田野调查的意味，就定性了副题——一个女记者笔下。在结构上，以空间为维度，故乡安昌、古都西安、太原情缘、绥远抗战、涿州成名、北京起义……这些都想写进去，但能否按照自己列的大纲完成，我心里也一直打鼓，为此通过各种渠道找来有关傅作义的书，在省图泡了一段时间，上网查资料，回到故乡临猗县傅作义研究会找一手材料。 山西晚报：在奔波收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有让你难忘或感动的事吗？ 周俊芳：有。在省图工作的李红姐姐，得知我在写傅作义，在省图搬家整理库房时看到一本傅作义部下写的回忆的书，就帮我借出来，正是我需要的较早的文献资料，对后来的写作帮助很大。这是让我感动的事，还有难忘的。 2014年7月，太原到西安高铁通车，国庆长假我带父母去西安。西安是父亲少年时生活过的地方，当时拜会了父亲的同窗崔增印老人，他多年研究傅作义，不仅与傅作义是同村人，其父还是傅作义的表兄，娶了傅作义夫人的亲侄女。他与傅作义接触多，了解不少傅作义家族的轶事，给我讲了许多。 后来，在西安，父亲还带我去见了他叫作表姑的老人——傅作经的女儿王荫霭。傅作义胞妹傅作经嫁给了我爷爷的亲舅舅王子尚，因为这层姻亲关系，我父亲抗战流亡西安期间，得到了王家庇护，走动很多，也是老舅的支持才参加了傅部，1947年年末，父亲前往北平，在北平西郊短期培训后，被分配到华北“剿总”司令部机要室。同期到达北平的傅作经住进了位于史家胡同的傅公馆，她的长子正在北大读书，长我父亲3岁，加上长我父亲两岁的傅作义长子傅瑞元，3个人每周末结伴出游。短暂的快乐，很快就被战争的硝烟笼罩，之后，各奔东西，再没有见过。王荫霭后来就职于西北工业大学，虽然有眼疾，但甫一见面就听出我父亲声音，聊起往事，频频抹泪。 去西安似乎是陪伴父母完成一个个心愿，但对我来讲何尝不是一次次采访，一次次寻找傅将军人生轨迹的过程。我从中收获了许多。 山西晚报：寻找过程中，和傅家后人的接触更多了吧？ 周俊芳：是的。2015年6月27日，陕西作家崔正来长篇纪实小说《傅作义》在安昌首发，我前去做报道，那也是一次傅家后人的大聚会。由此我认识了傅作良的子女、傅作仁的孙子，与傅家的许多后代建立了联系，并从中了解到更多的细节。虽然因为傅作义的子女辈拒绝采访，无法正面还原傅作义在生活中的模样，但从傅家亲戚的讲述中，间接地复原了一些场景，为我的写作增添了不少鲜活气息。 所以说，一次看似为别人做嫁衣的新闻报道，却反过来帮了我一个大忙，身后有了他们更多的鼓励和支持，写作动力更大了，内容也更充实了。 关于作品 有血有肉地展现傅将军有情有义的人生轨迹 山西晚报：什么时候开始写这部作品的？ 周俊芳：写这本书准备过程很长，但那时都是无意识的，就是作为新闻报道，或副刊作品在写。到2014年，才有意识地开始搜集整理资料，借着陪父亲回乡见老朋友的机会，倾听和查找有关信息。2015年6月开始写，花了三个多月时间完成初稿。之后征询了几个前辈的意见，做了二稿修改，作品是在2016年春天完成的。 山西晚报：《布衣将军》出版时是什么心情？ 周俊芳：有点小激动，长长舒了口气，仿佛走完了一次长征。这本书有点难产。有人笑称像“哪吒”。三年当中，一些关注这本书的人，见面就会问我进展情况，时间长了真发愁该怎么回答，心中更有点忐忑，觉得对不住大家的这份关切。 2016年初书就写成了，前后换了三家出版社，在2016年秋才与团结出版社签约。之后，送审又花了一年多时间，在2018年1月通过审核，这个月才正式出版发行。 山西晚报：能简单介绍一下这部作品吗？ 周俊芳：这是一部长篇传记文学。描写傅作义将军戎马倥偬的一生，时间上按顺序描述，空间上选择了与他人生有关的几个地方，横截面式展现了傅作义人生的精彩瞬间。在这条主线之下，还附带书写了如我父亲一般的普通人，跟随傅作义或南征北战，或坎坷艰辛的生命轨迹。 我在后记中称赞傅作义是“奋斗的楷模”，其实，哪一代人没有奋斗的印记，一代代人奋斗才有了如今的好光景。我力求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展示众多小人物在历史车轮下的悲欢离合。 山西晚报：这本书是山西省委宣传部和山西省作协2015年度重点扶持项目，凭什么优势入选的？ 周俊芳：优势是题材吧。作为抗日将领，傅作义算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北平和平起义拯救了一座古城。无论后世如何评说，就当时而言，傅作义用自己的方式，为几十万士兵争取了未来，免于更大的生灵涂炭，当民族之大义，与个人之名节相较，他毅然选择了前者。 山西晚报：在书的“后记”里，你说“在不断迷失和寻找中，给故乡找到一个恰当的出口，那就是寻找傅作义将军”，傅将军带给你的精神信仰是什么？你能从他身上感受到什么？ 周俊芳：人到中年，我是相信有宿命的。故乡可能就是我们宿命的一部分。傅作义将军身上有黄河儿女的质朴、仗义，有万荣“甑气”那种不服输、打不垮的坚韧执著。他一生严以律己、宽以待士兵，是非分明，嫉恶如仇，从不苟且，义字当先，深受部属和百姓爱戴。我想，正是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义薄云天的大哥情怀感染和激励着我，可以说是一股正能量。 山西晚报：这部作品想为读者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傅将军？希望大家从作品中获得什么？ 周俊芳：我写作的初衷是将我采访和了解到的傅作义介绍给大家。可能我笔下的傅作义不够高大威猛，或者因个人局限我不能展示其高超的军事才华，但我希望读者能通过我的写作平视傅作义这位抗日名将、叱咤风云的华北“剿总”司令的日常生活，以及他的家人故旧。有血有肉地展现其有情有义的人生轨迹，是我坚持的写作信条，不拔高不神化，尽量客观叙述，区别于其他写傅作义的传记作品，用记者的眼，记者的笔，真实再现。 山西晚报：接下来准备创作什么类型、什么题材的作品？ 周俊芳：我接下来会写一些与乡土亲情等有关的纪实作品，题材上会涉及到城中村改造、空壳村变迁、环境保护等。我手头正修改一部非虚构小说，写童年往事，算是自己的一份心结吧，希望通过书写得到一种心灵的释放。 延伸阅读 《布衣将军——一个女记者笔下的傅作义》书摘 归绥市（现呼和浩特）分旧城、新城，两城东西相距5华里，往北有条马路通向火车站，与新旧城的东西马路呈“丁”字形。火车从横卧在大青山的铁道上，像游龙一般飞过，最醒目的，就是铁道南面高大的石头城，然后才是归绥火车站。 1949年8月28日下午，傅作义从北京启程到达归绥，就是在此下车。他留在绥远的部将董其武、孙兰峰等人，恭恭敬敬迎候多时。其实这份等待，是从年初的北平和平起义就开始了。北平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绥远的神经，谁都清楚这一天终将到来，可这一天有人盼着，有人担心，有人无所适从……绥远的未来，战局的走向，包括每个人的前程，可能就在此一举。 …… 与傅作义同期抵达的，还有他的军需处长潘瑞徵（原华北总部经理委员会主任），作为傅的“钱袋子”，此行他携带了紧急筹措的20万现大洋（15万由中央特批中国人民银行拨给绥远的专款，其余5万是从原华北总部福利基金中提出的款项），用途嘛，就是要安抚和犒赏归绥部属。 从年初北平起义开始，国民党就以董部不肯西撤为由，使出杀手锏——断绝绥远军费，以此胁迫董其武就范。董其武多次交涉，南京政府不是推脱，就是答复“让董主席来”。绥远时局一触即发，董其武怎敢离开半步，更何况他铁了心要跟着傅作义走和平起义的路子，怎么可能前往南京？ 绥远是个贫瘠的省，经济上不富裕，没钱部队就很难带，几乎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夏天无单衣，就改冬装为夏装，冬衣无棉花，就以羊毛代替。军官、士兵和工勤人员每月仅发5块和2块现洋的生活费，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 作为职业军人，傅作义非常清楚绥远此时的窘境。他带去的这些钱，一则可以解绥远燃眉之急，二则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安抚旧部，让大伙放心。此刻曾与他朝夕与共人的荣辱前程，都系于他，怎一个沉重了得！ 傅作义沉重的心情可想而知。打了几十年的仗，此番要用这种方式为部下谋个出路，有人反对、不理解都是正常的，可他不来，国民党的特务在搞暗杀，很多军官想不通，眼看着时间过去，夜长梦多，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绥远，不知会生出什么事端。这是他极不愿意看到的，谋划了这么久，无非想为部属都能谋个好前程，万一功败垂成，让他情何以堪？此刻的他，哪里还有“放虎归山”的壮志雄心，他只想尽快解决绥远起义，否则北平起义的走向也未可知。那可是几万人甚至更多人的命运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