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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法与结果：文化关键词研究的核心问题 带有强烈问题意识并站在历时与共时的坐标系展开的文化关键词研究究竟应该解决一些什么问题呢？在这里，“什么问题”既是文化关键词研究的对象问题、方法问题，也是文化关键词研究要解决的结果问题。以文化关键词研究的启蒙者雷蒙·威廉斯的研究做样本来考察，结合当前文化关键词研究的散点和断面，根据笔者的理解和分析，个人认为需要重点突破以下六个方面的核心问题。 一是现代诠释问题。现代诠释（或者话语重建）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数十年来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作为文化关键词研究的现代诠释问题主要是传统文化资源尤其是中国文化元典资源的现代诠释问题。时下中国社会正经历现代性抑或后现代性的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等危机。走出现代性危机是构建人类命运体面临的公共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本体观、家国观、天下价值观、“三教合一”的入世出世及心灵安顿等相关文化因子融合互补，既可安身立命，亦可奋发图强，具有思想资源、文化价值、学术理念等现代诠释的巨大优势。但是，失语与焦虑、实用和功利往往导致所谓的诠释无功而返。预设逻辑起点、学术话题和研究路径，用传统文化的资源加以诠释、验证、重建、坐而论道等，很难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诠释。窃以为，挖掘、整理、辨析、精选、诠释与创新传统文化资源，结合关键词的历时性与共时性问题，借鉴西方先进理论，通过社会学、文化学结合的融通方式打通古今，中西对话，并在丰富的中国实践中应用、提炼、形成新的理论与方法才是文化诠释之正途。 二是阐释泛化问题。所谓“阐释泛化”，是指研究者在研究中将批评实践中——甚至生活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全部归结为文化现象或文化产物，把所有的生活或社会现象都当成文化现象进行深度解读和过度阐释。例如利用结构主义理论研究电影、电视和小说。索绪尔语言学模型主张通过将一物与他物进行比较，在一个类似语言学体系中，发现一物和他物的区别。语言的体系、能力、深层结构、语法、诗学、文本和文本性等等，只是具体物质上的覆盖物而不是某种具体物质。结构主义者将语言和言语用于解码实际存在的“构造”之物。这种阐释，往往导致的结果是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再如文艺理论方面的伦理批评。伦理批评历史久远，它往往将善恶作为批评的尺度，将道德意识和伦理关系作为批评规范，孔子、朱熹、柏拉图等都曾广泛应用伦理批评手段。而当下的一些伦理批评学者将所有的文学现象都看成是伦理的产物。事实上，伦理只是一个具有特定语境和特定意义的词汇，作者与作者、作者与批评家、作者与作品、批评家与文本、作者作品里面的人物关系并非全部都有某种伦理关系。批评的泛化只能导致理解的混乱，而不是获得阅读的美感和生活的快感。泛伦理批评的方法就是一种强制阐释。张江认为，强制阐释应该收敛，“应该回到对话的立场，尊重文本，尊重作者，尊重意图，给文本以恰如其分的认识和公正确当的阐释”[6]。 三是数据挖掘问题。正如前述，整体上的文化关键词研究不可能由单一学科、单一方法独自完成。汗牛充栋的文化关键词及其背后的诸多文本整理、问题清理、价值挖掘、关系梳理、动因解释等等，也绝非简单的人力可以单独完成。信息时代的大数据技术为文化关键词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可能和实际路径。越是深度挖掘文化关键词的语义动态变化，越是可以发现关键词背后的矛盾冲突、文化基因和关系代码，或者离发现这些基因、关系、价值的真实越近。我们知道，大数据具有速度快、体量大、样式多、价值高、作用良等优势。它不仅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可量化的维度、快捷的力度，而且其自身具有的发现价值、厘清关系的特征和作用，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知识和信息的取舍变得更加随意、更加便捷。与此同时，大数据的运用导致社会科学甚至人文科学的研究出现革命性变化，大数据的计算机挖掘技术，将有力推动文化关键词研究的进展。关键词的文本内部构造在关键词研究的跨学科方式面前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传统研究的文本中心主义也在关键词研究方法面前退居其次。文本产生的环境、生产关系、文化观念比文本的本身结构更为重要。而这些数据的挖掘靠传统的研究方法难以穷尽。在此就可以利用大数据挖掘方法进行文本研究。例如我们可以依据特征变量离散化原则对文化元典关键词数据进行采集和编码，对关键词来源采取匿名化处理，将大量、反复在不同经典中出现的文化关键词作为“元关键词”进行变量离散处理，通过关联规则进行意义归并，从而挖掘关键词之间以及关键词背后的各种关系，进而对关键词的价值进行判断和评价。 四是路径依赖问题。无庸讳言，文化研究、文化关键词研究等最新的、原创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大都是西方学者率先提出并在中国实践中屡试不爽的理论和方法。学术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虽然我们的前哲先贤新见迭出、贡献良多，如文艺理论方面，我们有《文心雕龙》、《诗品》、《二十四诗品》等经典著作，但是，一方面，文艺理论著作的偏少和文学作品数量的偏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一方面，近现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西方的各种文艺思潮、理论、方法被国人大量译介、使用，中国的文艺理论著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与之相比都有些相形见绌。虽然西方的理论对中国的学术繁荣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也导致我们一些学者新瓶装旧酒或旧瓶装新酒的路径依赖和原创驱动力不足等问题。例如“心理分析”、“结构主义”、“新批评主义”、“生态批评”、“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等批评方法都曾广为流行，要么用中国经验来证明西方理论，要么用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现象。一方面，传统文化中的宗经、征圣、载道、中庸等理念和方法深深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另一方面，西方的海量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又可资借鉴，两相作用，难免导致我们本能的依赖与懒惰。只有打破路径依赖的经验表达，才有可能突破文化关键词研究理论与方法的瓶颈，进行适合解决中国问题的创新研究。 五是碎片研究问题。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加速转型、贫富差距迅速拉大、信息获取与传播速率加快、社会层级的多元断裂、消费者细分、媒介小众化、个性追求等都加速了社会的碎片化、阅读的碎片化甚至研究的碎片化。后现代主义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一词，已经广泛应用于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传播学等多个不同领域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碎片式文化关键词研究，也时常出现。事实上，社会大变革正是学术大发展的最好时期。在此背景下的文化关键词研究仍然需要密切关注“文化何为”和“文化为何”的问题，更需要站在国家、人民的立场上深刻关注社会现实，深刻关注新时代宏阔、独特的社会实践，深刻关注人民日常生活，深刻关注表达语境；更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力求避免碎片式研究；更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避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杜绝碎片化研究。 六是原创不足问题。上述五个方面的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原创不足的问题。原创不足的原因不外乎问题意识薄弱、价值导向浅显、文化自信欠缺、中国精神缺场等几方面。这几方面是一个循环的逻辑关系，没有问题就没有价值，没有价值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就更没有精神。问题是起点、是动力，价值是目标、是追求，自信是基石、是源泉，创新是结果、是归宿。只有国家的、民族的、人民的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在学术研究上很多时候问题意识很强，但是并不一定带来创新。文化关键词研究只有挺立时代大潮中，聆听民众的声音，坚持问题意识和价值导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坚持理论的深刻性和批评的当下性，从一个个文化关键词的“个案研究”到文化关键词的整体“经验研究”，以恪守文化“何为”和文化“为何”的心态研究文化，才能以问题为中心开展文化关键词研究，才能体现人文关怀和责任担当，才能体现民族性、本土性、创新性和系统性。 简言之，对于文化研究学者而言，从事文化关键词研究，如果仅仅从理念、概念、范畴、方法等入手，还远远不够。必须站在关键词的历史和现实的坐标系里，带着强烈、深厚的问题意识，用多学科研究方法从实践层面利用恰当的理论切入口，将中国传统、西方经验、当下路径完美结合，对文化关键词的核心内涵、文化基因、价值代码、社会动因等作深度、务实的学术分析与思考。只有这样的文化关键词研究，才能体现时代感、学术感、民族感和本土感，才是真正的中国精神、中国特色和中国话语。 【本文载于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8年0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