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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关键词研究的问题意识根植于文化产生的丰富土壤。关键词并非某一核心概念、理念、范式、命题、范畴、进路或者逻辑的意义外显，而是现实世界的经验总结。概念、学理和意义必须符合中国人对文化、历史、自己、他人、社会、民族和国家的理解、想象与情感。这些理解、想象与情感既是历史的必然产物，更是当下的真实关照。一个民族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研究者则必须通过文化关键词揭示这一文化现象背后深层的核心内涵、文化基因、价值代码、社会动因、理论体系与现实土壤，以普通人的立场和视角来考察我们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通过文化关键词研究的问题意识来厘清话语代码、价值意蕴和深层理路。基于问题意识的视角思考作为“方法的理论”的文化关键词研究，应该站在历时与共时的坐标系上重点考察中国文化元典和中国文化实践，着重解决研究过程中的现代诠释、阐释泛化、路径依赖、数据挖掘等问题。 关键词：文化研究；关键词研究；元典；问题意识 理论在实践中产生并在实践中发展、完善、丰富、变革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反之亦用于指导实践。任何理论都有与之紧密联系的方法，某一理论的方法的使用即理论的方法，理论的方法丰富到一定程度又形成方法的理论。新的理论的方法与新的方法的理论就在实践过程中循环往复，逐步经典化和学科化，从而形成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文化研究如此，文化关键词研究亦如此。 近年来，文化研究成为显学。源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以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等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于80年代传入中国，随后，作为文化研究之方法的关键词研究传入中国。文化研究因其独特的社会学、历史文化语义学、文学理论、传播学、文化人类学等研究视角，以及关注社会现实某个具体的文化现象是如何与意识形态、种族、社会阶级或性别等议题产生勾连的学术立足点，还有透过精英文化的樊笼结合平民的日常生活的大众文化观等而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随着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1958）、《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1976）以及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和里古拉·罗伊尔（Nicholas Royle）的《文化理论：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2007）、丹尼·卡瓦罗拉（Dani Cavallaro）的《文化理论关键词》（2013）等学术著作译介到中国，西方关键词研究范式与中国本土固有的刘勰《文心雕龙》式的关键词研究及当代冯天瑜、郭绍虞、周光庆、汪晖、李建中、胡亚敏、姚文放、洪子诚、孟繁华、王晓路等多位学者各具特色的关键词研究，形成中西两大关键词研究的清流，其各类学术著作与论文蔚为大观。但是，经梳理现有关于文化关键词研究的大量文献后发现，作为“理论的方法”的文化关键词研究足以成熟，而作为“方法的理论”的文化关键词研究则远未形成；各成系统自圆其说的关键词研究成果琳琅满目，而运用西学东渐的文化关键词研究如何与中国固有的关键词研究完美结合则尚需时日；当下的文化关键词在各自学科体系内自洽毫无问题，而从理论层面的多科性综合交叉研究如何追问“解决中国问题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关键词研究”以及“怎样进行问题意识明确的文化关键词研究”则非常迫切。因此，基于问题意识的视角，探讨作为“理论的方法”的文化关键词研究的研究缘起、学术坐标系及核心问题等无疑具有重要的“方法的理论”意义。 一、缘起与归宿：文化关键词研究的问题意识 关键词（Keyword）并非某一核心概念、理念、范式、进路或者逻辑的意义外显，而是当下真实世界的经验总结。“关键词”最先是作为图书情报文献学的一种文献检测手段而存在的。但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尤其是近年来的新媒体技术、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知识代谢、更迭加速，知识与信息的生产呈现几何级数的变化，其消费也呈现历时性、大众化倾向。作为文化研究方法的文化关键词研究，从它产生之日起，就是要打破学科间的严格界限，作为一种学术阐释（我们称之为“诠释”）的方法与技术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它又与我们传统意义的大学问家或学术集大成者的综合性是不谋而合的。比如司马迁的《史记》，涉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军事学、政治学等多科性知识与信息。 根据李建中教授的定义，“关键词”喻指核心的、重要的术语、概念、范畴和命题[1]。关键词——Keyword之“钥”（Key）既是“关”，也是“键”；“钥”之“键”既能闭合，也能开启。传统意义上的关键，重在闭合，现代意义上的关键，则重在开启。新时代文化研究既需要重视外来智慧、历史经验，更需要关注中国现实、当下路径。在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西学方法与本土资源难免产生文明之冲突，即便是同属中国文化元典的同一文化关键词在中国文化的源流上都枝蔓丛生、内涵丰富，意义变化明显。经过20余年的持续研究，作为一种“理论的方法”的文化关键词研究成果迭出、新见不断，而作为一种“方法的理论”的文化关键词研究其理论体系则远未形成。基于问题意识的学术视角，将新理论、新方法应用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建设，促使古今中西文化的融合乃至和合，特别需要关注文化关键词研究的学术坐标构建，以及文化关键词研究核心问题的解决。 源自拉丁文Colere的“文化”是一个复杂且包容广泛的词汇，有居住、栽种、保护、朝拜等意蕴。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文化是文明教化，既指考古学意义上的遗迹遗物综合体，也指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还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和水平。显然，无论古今中西，文化的概念都有一个演变与发展的过程，属于文化范畴的各文化关键词都有三位一体的起源——词源属性、应用——语用属性、生死——伦理属性的特征。 有别于艾略特的精英文化观，文化关键词研究的代表人物雷蒙·威廉斯持典型的大众文化观。他在其代表作《文化与社会：1780-1950》、《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里经常“详细探讨关键词的历史”，但他的批评者因此说，威廉斯虽然在追溯关键词的词源时尊重历史的原则，但他自己的文化政治观点渗透在释文之中，全书多党派之见[2] 1。站在现实的角度，以威廉斯的批判精神、历史感来理解、阐释、讨论对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已经产生、正在产生或即将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文化关键词，这既是保护文化合乎理性、合乎生态的传承的必要，也是揭橥文化关键词背后深层意义和价值的必需。 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关键词的问题意识，那就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不是拿来主义、生吞活剥，以学术引证来代替学术论证，也不是我注六经，而是深入思考文化关键词研究是否有真实、鲜活、可用的学术价值，是否有实实在在的社会价值。笔者认为，作为“方法的理论”的文化关键词研究的问题意识最突出的要义在于以下两点： 第一，文化关键词研究是不是基于对中国问题、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的深层次思考而产生的学术冲动、学术争论或学术表达？近年来各学术出版社出版的关于文化的众多的“术语”、“词典”、“指南”、“导论”、“汇编”、“大辞典”、“丛书”等等，无论是一人一书、一词一书，还是一类一书、一业一书，都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关键词研究，而多为辞书、类书，是关于文化词条的若干含义的集结和堆砌。词语并不先验地是意义固定的符号，但是意义必须通过词语来表达。意义在词语表达的时候又因为语境、语气甚至说话人身份的改变而改变。对文化关键词的意义流变的考察以及这种流变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深层次动因的追问才是关键词研究的热点、重点和难点。例如，威廉斯将Media（媒介、媒体）的意蕴归结为三种：普遍的旧意蕴指的是“中介机构”或“中间物”；专指技术层面，如将声音、视觉、印刷视为不同的媒介；专指资本主义[2] 346。而在中国，媒介的基本意蕴、技术意蕴与社会意蕴则显著不同，这是文化的基因与土壤不同所决定的。只有将文化关键词研究与中国的学术问题或者社会问题紧密结合，才能形成完整的理论，才能彰显学术研究的价值所在。 第二，文化关键词研究是不是基于多学科的研究进路，采用综合交叉的学术研究方法来系统分析中国文化的利弊得失？当下较为流行的学术研究方法，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学术问题或社会问题，在前人学术传承性和自己研究经验性的基础上，从学术研究的流行话语、热点话题或者政府文件的热点词汇出发进行解读性的研究，而非沉潜社会现实，多维度、多视角、多侧面、多方法地展示广阔丰富的社会现实的深层复杂关联。文化关键词研究需要真正能够“顶天”的成果问世，能够对国家文化政策的制定起到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但是在当下更多的研究语境是，文化关键词研究并不需要居高临下的学科体系建构、话语体系建构或者学术大家的所谓指点江山，而是更需要“立地”，需要更多具有问题意识、学术眼光、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担当的研究者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以普通人都能理解的日常语言揭示丰富复杂的文化现象并能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人种展开交流与对话。如火星文、网络新词汇、网络流行语等是否能够成为文化关键词？它们的出现乃至流行的背后的文化心理和文化动因是什么？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现象。 所以，笔者认为，文化关键词研究起于问题终于问题。一方面不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的关键词研究实属无病呻吟，缺乏学术梳理和理论总结，也就难以有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另一方面，不能促进新的研究诞生的文化关键词研究只会归于沉寂。每一个真正有价值的文化关键词研究的问题的解决，必将带来新的问题的产生，带来范畴、命题、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所以，能够导致问题的解决的文化关键词研究源自问题意识，同样，能够带来学术创新与学术争鸣的文化关键词研究的归宿仍然是问题意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