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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时与共时：文化关键词研究的学术坐标 在当下古今中外学术话语交流激荡、共生共处的时代，文化关键词研究的学术创新更需要在坚守问题意识的前提下，弄清楚到底应该构建怎样的文化关键词研究学术坐标系。因为文化关键词天然地存在一个历时与共时的交汇和分野，也就是每一个文化关键词都是处在历史和现实的坐标系的原点。现时代，中国的文化关键词研究要进行“文化为何”和“文化何为”的追问，自然也就要在这个坐标系上寻求答案。 虽然文化研究近些年来作为一种显学而存在，但因为“文化”天然的难以量化和难以诠释的特点导致文化研究的多面向、多路径和多层面。“文化”的多科性、丰富性和复杂性特征与学科细分的单一性、自洽性、边界性话语体系天生就是一对矛盾。Robert认为，“文化研究这个术语常常让人迷惑，因为这个术语听起来太笼统，并且很多对这个术语的历史了解很少的批评家用一种很笼统的方式用这个术语来指任何文化研究或任何美学产品（电影、艺术、文学、音乐，等等）的研究，这些美学产品超越形式的研究包含对外围文化的研究”[3] 235。学科的细分，每一学科都有自己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都有自己的关键词。现代学科细分体制的最显著特征就是每一学科都有自己的独特学科内涵（学术话语）和学科外延（学术边界）。比如同属中国文学的“文艺学”和“文学批评史”就有不同的学科知识、专业书籍、学科场域、知识图谱与治学方法，学科间很难真正综合交叉打通。其他学科也很难进入该学科领域。正常情况下，学术话语总是在学科边界内进行独具特色、颇具学理性的生产、诠释、传播和消费。其话语体系具有该学科的特定的逻辑性、自洽性和层级性。但是，文化与社会却是丰富多彩和生动活泼的，任何单一学科都无法以自身力量单独承担文化与社会的考察、诠释、总结与推介的任务。在此当口，文化关键词研究应运而生。 在当下后学科时代，文化关键词阐释技术不是分科治学，不是辞书汇编，不是范式归纳，也不是要义编纂。其核心意义就在于将文化重点“词汇/术语”植入话语的历史长河来考察隐藏在它们鲜活身影背后的文化基因、生命意义和历史内涵，探寻其隐藏在历史、话语深处的意识形态、权力关系和知识图谱，归纳文化代码的个别事实与普遍本质间的逻辑内涵、学理结构与价值意蕴。将文化关键词研究的问题意识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来考量，就是解决文化的需要与文化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4]。而解决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重要一环——文化的需要——与文化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首要问题就是要弄清楚文化关键词研究的问题意识到底是谁的问题。文化到底是社会精英的后花园还是普罗大众的公园？现时代应该有不同的理解。 第一，历史层面上，文化关键词研究的问题意识是中国文化元典的问题。 中国的文化关键词研究需要振叶寻根、观澜溯源。中国文化元典的丰硕土壤在文化关键词研究中不可缺场，任何一个文化关键词都无一例外地要回到元典，要进行对文化元典的重新审视、解读和诠释。“元典”一词的创制者冯天瑜先生将五经以及《论语》、《墨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等先秦著作认定为“中华元典”，冯著《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对“中华元典”的创制、发展以及近代转换作出了具有原创性和开拓性的论述。因为该概念的严谨性和科学性，为方便表述，本研究借用“元典”概念。现时代我们提出重回元典，一方面是因为文化元典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具有博大内涵和强大生命力，其理念和气度、神韵和风骨、智慧和价值，是我们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历千年而不朽；另一方面，是因为文化元典中的关键词——“语言”能够构筑语图互文，通过语言还原历史场景——图像。“当不确定的图像能指遭遇到确定语言能指，后者往往确定了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联想方式”[5]。文化元典不仅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价值规范，以及丰富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而且能通过自身文化特质深入影响当下道德理想、民族精神和国家关系。我们通过对文化元典关键词的合理价值和核心内蕴的现代阐释，有利于推广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的当下影响力与现代话语权。 这里，我们不妨以中华文明的代表——礼乐文明的两个文化关键词——礼和乐为例加以考察。今天看来，无论礼还是乐的内涵和外延，都与先秦时代有着巨大的差别。礼作为中国礼仪之邦的重要来源、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标志，对它的考察，不能不返回历史，重读经典。从经典中，我们可以厘清礼乐文明与礼法制度之间的文化渊源、历史制度、社会心理、语用关系和价值倾向等多面向关系，而且从关系梳理中可进而考察文化发展动因。我们通过对古代礼、乐、法观念的溯源与流变的考察，可以发现礼乐的规定性和和谐性、礼法的秩序观和法律观既对立又契合，既矛盾又统一。“礼乐”是由统治阶级制定的用来规范、指导人们日常行为习惯的一种感性存在，是高度和谐统一的一种艺术的美的体现，礼乐社会是人类达到高度文明的美好的理想社会。“礼法”则是一种较为现实、生活的、理性的存在，是生活的强制性规范和表达，礼法社会是人类达到法制社会的重要代表。礼为原则，法为准绳；礼是内隐，潜移默化，移民心于微末，法是外显，明正典刑，彰善恶于既显。中国传统文化中“礼”与“法”的互补功能对当下国家治理、和谐社会建设、社会转型等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于中国文化元典关键词研究的具体方法问题，学界已有诸多论述，且非常有新意，在此不赘。笔者认为，在历时与共时的坐标系上研究文化关键词，必然要借鉴中国文化元典的“通变”理论和方法，以打通文化关键词的过去和现在。 第二，现实层面上，文化关键词研究的问题意识是中国文化实践的问题。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生活逐步富足，文化逐步发展繁荣，文化新词汇、新观念、新命题层出不穷。文化关键词研究为中国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炼提供了新的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为中国话语的建设提供了新的活力。在兼及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撇开关键词的历史语境和政治权力、社会权利和媒介权力的生成包裹，将文化关键词词源意义上的概念准确性、语用意义上的意义生成性、伦理意义上的词汇生死性以及现实应用上的话语适用性放在鲜活的社会现实中加以考察、界定与诠释，廓清术语丛生、命题繁杂、概念模糊、语意混杂等现象，凸显词语的外显和内隐、现实与当下、价值与关系，殊为必要。在文化关键词研究的实践问题上，我们不需要研究这些关键词的缘起，也不需要研究哪些词活着哪些词死了、哪些词热哪些词冷等生活、社会、学术现象，而是要在占有文化关键词源流基础上着重考察其此时此刻的生存动因和文化基因，将文化关键词用于更广阔的社会实践。 文化关键词研究20多年来已经在诸多学科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无论是方法还是观念，无论是视野还是理论，都有很多可圈可点的成果。如同样是对关键词“法”的考察，我国古代社会是民为邦本、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现代社会则是礼法分野、法不容情、疑罪从无。事实上，现实层面的文化关键词研究，更多的是从关键词的词源、话语等方面的内在结构转向了话语的外在关系研究，更加注重文化词汇的心理学、历史语义学、社会学等语境的意义与价值。这些紧密结合实践阐释的文化关键词研究的创新，与就词论词、就文化论文化的机械、冷峻与自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理论来源和学术内涵上结合实际的富有活力的创新性研究，能够挖掘并体现时代意识、问题意识、价值意识和平民意识。在问题意识生成、研究视角切入、合理内核挖掘、数据工具运用、话语体系建构、言说方式运用等多方面体现出当下研究者的思考和努力。这种站在文化关键词的历时与共时的坐标系中挖掘关键词的文化及社会意义的努力，对文化关键词研究的本土化、时代化、民族化，均具有积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