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玄 浙江温州人，1966年生。主要作品有《陌生人》、《玄白》、《西地》、《发廊》、《谁的身体》等。长篇小说《陌生人》被认为是中国后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塑造了中国的一个新的文学形象。 吴玄现居杭州，《西湖》文学杂志主编。 舒晋瑜：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围棋的？是自学成才？还是有名师指点？ 吴玄：我学棋晚，24岁才开始学棋，当时，刚生了个女儿，老婆学过一点围棋，坐月子无聊，就教我下棋消遣。不过，她第二盘就输了，老婆的棋艺大概算不上名师吧，后来也没有名师指点过，一直是下着玩儿，因为贪玩，就比那些勤奋写作的人强那么一点点。 舒晋瑜：刚开始下围棋的时候，是什么状态？着迷吗？ 吴玄：非常着迷，而且上瘾，很长一段时间，如果一天不下棋，就受不了，甚至于无法忍受，那个瘾，这世上没什么东西可以比，如果有，我估计只有毒品吧，不过，我没吸过毒，围棋就是我的毒品吧。 舒晋瑜：围棋给您带来了什么？关于围棋，您总结出怎样的经验？ 吴玄：24岁之后，好像我的人生就被围棋占领了，我的时间多半用在了下棋上，有一个成语叫“玩物丧志”，我就是那个玩物丧志的人。看见围棋，我会忘乎所以，除了围棋，好像这个世界就不存在了。围棋在古代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坐隐”，这是否就是坐隐的意思？坐隐似乎是古人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但是，坐久了，隐久了，人也就消失了，没了，人生是空的。我觉着围棋是一件消解欲望解构人生的玩物，这么多年来，好像是我在下棋，我在玩，可是，猛一回头，才发现，其实是围棋在下我，在玩我，我的人生已经快被玩完了。我是否因此就要劝诫大家远离围棋，就像远离毒品那样远离围棋。好像也不能这样说，我的意思只是围棋太有魅力，你小心点儿玩就是了。 舒晋瑜：历朝历代都有喜欢围棋的文化名人，留下了很多有关围棋的名篇佳作，围棋在很多经典著作中也时有出现，您有关于围棋的作品吗?您认为围棋和文学之间有关系吗？如果有，是怎样的关系？ 吴玄：我写过一个关于围棋的中篇小说《玄白》，是上个世纪的1992年，不像现在，可以足不出户，上网下棋，那时想找个人下棋并不那么容易，手痒了，我就写围棋小说，用虚构来满足棋瘾。这个小说在抽屉里放了八年，直到2000年才发表，在当年度算是有影响的，几个小说选刊和年度小说选本都选了，我作为一个写小说的，开始被人关注，也算是我的成名作吧。现在想起来好像有点意思，原来我的文学是从围棋开始的。你说围棋和文学有没有关系？就我而言，是有关系，但实际上不一定有关系，得看文化传统，比如西方的文学就没关系，西方有文学，但没有围棋，这证明文学和围棋可以没有关系，但是在东方，特别是中国，围棋和文学就有关系了，围棋的历史似乎比文学的历史还要长，关于围棋的神话和传说都特别文学，譬如“烂柯”。就是说围棋很早就进入文学的视野了，如果把历代关于围棋的文学梳理一遍，大概可以写一本围棋文学史专著。围棋确实是一款永恒的游戏，它抽象，虚幻，是一个永远也说不完的文本，一局棋，从无到有，似乎有道，隐藏着宇宙从诞生到结束的真相，这样的东西实在太适合文人去探究了，而且可以让自己隐遁其中。围棋和文学，对于一个人或者一种文化，看上去是和谐的，共生的，但是，我还是觉着它们其实是相悖相反的，文学是增加欲望的，而围棋，我说过，是消解欲望的。一个人，同时喜欢这两种东西，大概这就是人生吧。 舒晋瑜：回过头来再谈谈您的创作，从《玄白》《西地》开始被文坛关注，您的创作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吴玄：在我的写作中，《玄白》是一个孤本，这是一个向围棋、向痴与静的状态致敬的作品。在此之前和之后，我都是倾向于先锋写作的，还是用围棋语言来描述吧，我就像那位观棋的樵夫，棋下完了，我下山了，时间太残酷了，我与这个世界整整相差了一千年。现在，所有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都是与我无关的，乃至我是否是我，也成了问题。这就是我后来的长篇小说《陌生人》。 舒晋瑜：曾有评论家认为，《西湖》分散了您的创作精力，甚至为您感到遗憾，您觉得呢?如果专职创作，是否能够有更多的佳 作问世？ 吴玄：办文学刊物，对某些作家，譬如我，可能真的是灾难，办杂志分散的不只是时间和精力，最要命的是它在内部消解你的写作欲望和发表欲望，当编辑久了，很多人都是懒得写的，像《收获》的程永新，我觉着也是这样，他一点也不缺小说才能，我看过他的《一个人的文学史》，里面写作家，随便几笔，人物就活了，活灵活现了，那是小说大家才有的能力。假设一下，如果当年程永新和余华角色倒一下，结果将会怎样呢？ 舒晋瑜：您愿意如何评价自己的创作？在您的创作理念中，怎样的作品才是好作品？ 吴玄：因为下棋，或者说因为懒，我的作品数量不多，我还是一个未完成的作家吧。待我有更多作品的时候，我再评价自己。我以为有创造性的对文学有贡献的作品才是好作品。就像围棋，现在所有的棋手都在模仿ai，让人没兴趣看棋，让人怀念武宫正树那样的棋，宇宙流。 （本文即将发表于《中华读书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