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华夏文明在多民族长期共同发展过程中确立了文化的和合特征,《论语·述而》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其特点是宗教排异性弱,文化包容性强。在原始占卜巫术基础上形成的《易》文化,通过对自然与社会规律观察总结而孕育的太极、八卦思维和阴阳五行观念,都是讲矛盾统一辩证关系的,其阴阳调和、相辅相成的认识基础,长期支配了中国文化的走向,归纳为原理就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统治中国思想文化的儒学只停留在学术层面而未转化为真正的宗教形态,能够容纳其他思想体系,隐忍了历史上的儒释道三教合一,中国因而未发生世界其他地区宗教事件中消灭异己文化的决绝行为。当然中国历史上偶有禁佛事件,更多出自经济原因,也毕竟只是历史长河中的瞬间,常态还是包容。汉文化正统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发生过多次少数民族入主,这些入主也反过来采纳汉文化,入主者自身也迅速汉化,而将自己的始原文化掺并进去,形成文化混同。至于东汉吸收印度佛教,唐代以后又容纳了众多西来宗教,如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各种宗教同生共存,更是体现了中华文明地覆海涵的文化性格。而上述海纳百川的文化涵容历程,孕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庞大容量。 中国传承传统文化的一个经典性条件是它统一而定型的文字史。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进入文字时代,它的文化和历史就很难为后人所认识并传承,或者仅停滞在模糊的口头阶段。有了文字、文献对口头文化的记录,历史才有了清晰的延展脉络和节律。汉字5000多年的历史,从甲骨文、钟鼎文、石鼓文、简书、帛书、碑书固定到纸文献的经史子集,记载一脉相承、历代不绝,留下众多史实、神话、传说、诗歌、轶事、民间故事,不仅详细记录了中华各部族的历史文化足迹,还包括了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和西亚、东南亚的史迹,甚至一些国家最初的史书也是用汉字写成的。一些民族则参照汉字结构法创造自己的文字,例如西夏,由此有了自己的历史和生活记录。这个特殊条件强有力地支撑了传统文化的香火延续。例如一部二十四史,虽说只是帝王将相史,也还是绵延不绝记录了人类文明活动的伟大工程,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宫廷礼仪、祭祀典礼、宴乐活动等因而得以蹈袭有据。 中国传统又历来重视民间采风,《孔丛子·巡狩篇》说:“古者天子命史采诗谣,以观民风。”《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说:“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诗经》中的许多篇章就是史官在各国民间记录下来的歌谣。先秦史籍里经常录载口头民歌,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用汉字翻译出来的《越人歌》,这种习惯沿袭下来,历代都重视记录民间歌谣,留下众多文献。最著名者如宋代郭茂倩编辑的《乐府诗集》,分12类记载了上古到汉唐时期的祭祀歌曲、宴会歌曲、街巷歌谣、舞曲琴曲等的歌词。明清时期则编篡了众多的地方小曲歌词选集如《雍熙乐府》《万花小曲》等。历代文人也自觉从民间歌谣里汲取营养推动诗歌创作。而历来的地域民情风俗,方志著作皆载。秦汉时期的郡书、地理书、都邑簿开其先河,宋代方志正式兴起并迅速普及后,都将其列为重要内容。例如各地方志都详细记载当地礼仪、岁时、信仰、生活各种民俗,以及重要的节庆、祭祀、庙会活动内容等等。文字记载与口头传承的交互作用,保证了传统文化历史文脉的长久延续不断。 由于以上特殊文化基因的作用,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传统文化库存就成为必然。 三 所谓传统文化,是以现代社会生活作为参照物确定的概念,更多是指工业文明前的文明创造物,它随着现代文明的深入开掘而逐渐消亡。由此论之,工业文明历史浅近的国家,其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接壤与交合部更为广阔,中国即是这方面一个典型。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特殊方式进入现代社会的,这决定了它的现存面貌。在中国长期的古代社会中,属于精神成果的传统文化保持了质的千年延续不变与量的永恒积累叠加。然而进入近代以来的一百数十年间,这种状况彻底改变了。 长久保持了发展恒定性的农业中国,并未像欧洲那样从自身肌体中自发生长起工业革命的初始动力,而是在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之后才被动开始现代变革。因而,中国是以完整而缜密的一整个古代文化体系与现代突然遭遇的,这个体系曾经焕发出历史文明的耀目光焰。然而现代文明的竞争遵循的却是另外一套法则,它迫使之前的传统文明全部萎缩甚至覆灭。人类众多的悠久文明面对着一个共同的艰难选择:要么被动保持传统直至最后灭亡,要么主动吸收新质转换为现代文明。世界上一些自强的古老民族采纳了后者,其中包括中国。于是,现代化道路在脚底下展开,传统文明则成为遗产。 当中西体用之辩和“以夷制夷”的幻景最终被现实阻断和粉碎时,国人认识到仅从器物层面无法挽救中华文明的颓势。面临民族危亡的中国不得不选择决绝的文化革新姿态,用彻底破除旧有制度体系、认知体系和价值体系的手段来引导自身跳出封建轮回、实现民族自强,而民主与科学成为中国新文化的旗帜。百余年来,中国文化经历了剧烈的动荡、风化、更新与再生,其中有成功也有挫折。五四新文化运动荡涤旧文化,新中国建立起人民共和的新型政体,解放后移风易俗破除封建迷信,新时期以来倡文明树新风,道道波涌的共同作用使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得到了大幅度更新。然而西方强势文化的大举进入,政治极左思潮的干扰破坏,也使优秀的传统文明过多流失。 百年来的西方文化潮涌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入主,使传统中国的自然经济状态受到极大冲击,前期还只是造成文化杂糅,未能阻断传统,随着20世纪后期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的推进加剧,商业市场与消费经济的迅速崛起,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科技文明与商业文明急速转型,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发生了彻底的变革,属于传统遗产蛰伏地的旧有文化就成了最后的融冰。针对现代都市文明来说,作为人类文化记忆的传统遗产,是旧有生活方式的智慧结晶,是祖先留下的文化基因,我们需要保存住这些文化符号,以延续自己的民族血脉。然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却又是消灭这些文化符号的罪魁祸首——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发展悖论。好在现代人类从文明教训中逐渐懂得了尊重传统的意义和价值。先于我国开始工业化的一些东方国家也先行瞩目传统文化,日本早在50多年前已经提出“无形文化财”的概念,韩国也较早开始了对无形文化的保护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概念并付诸行动,也成为联合国抢救人类传统文化理念的前奏,然而,我们以往的理解和措施远不够全面和完善。 当下我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和消解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例如作为传统戏曲大国,我国的剧种近30年来急剧萎缩,种类数量上锐减,一半剧种专业剧团消失只有业余演出,许多剧种只剩下一个剧团成为所谓的“天下惟一团”。中国宫廷乐庞大而完备的体系不复得见了,反倒是周边国家葆有其吉光片羽的折光,例如世界第三批人类非物质遗产名录中的韩国宫廷宗庙祭祀乐,本是以中国宫廷仪式记载为基础而形成的完整演奏程序,越南宫廷雅乐也受到中国的明显影响。许多民间传统被冲击得残缺不全、无法聚合成为完整的文化空间,例如佛教和道教法事、集市庙会广场文化活动、祭祀行傩和演剧、社区狂欢节等,这也是为何我国颁布的非物质遗产名录中文化空间较少的原因。例如北京老天桥市场原是一个著名的文化空间,首批入选代表作里摩洛哥加玛广场文化空间的例子,就与之十分相像。加玛广场是当地人聚集游艺的场所,其内容包括说书、杂技、戏剧、舞蹈、耍蛇、吞火、算命、占星、卜卦、牙医、草药、文身、布道、出售食品等——这与我们所了解的老天桥市场如出一辙,但天桥市场却消亡了。韩国申报成功的江陵端午祭对于中华端午节日仪式保存完好而又有许多衍生发展,使之文化空间的味道更加浓郁,而我国遍布全国各地仍然呈活体状态的端午节习俗,除了划龙舟、吃粽子等节目外,已经较缺乏内涵。汉民族春节习俗从保存完整程度说,甚至可能出现大陆不如台湾、海内不如海外、中国本土不如域外中国城的情况。今天我国保存较完整的文化空间一般只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例如一些歌吁节之类,它们受到的时代冲击相对较小。 传统文化加速消亡的结果,是它所寄托的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审美理想的淡化与稀释,必然带来民族个性的变异和扭曲、民族特征的弱化和消亡,最终引起民族文化基因的改变。为世界各民族所特有的不同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如果被一致的现代工业文化符号所取代,七彩的世界就会统一为灰色,人类文明就会陷落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在保持文化多样性方面,作为人类传统文化最大渊薮的中国,负有更大的历史责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