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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遥远的洪荒年代，人类对自己所生活的世界一无所知，所谓的原始就表明了这种起始阶段原初状态，而其中的标志之一就是不知美丑，不懂得遮羞。 美的发现与创造 当人类发现了那些接近于圆形的或平滑的自然物体更适应于把握、看着也顺眼，至于那些五颜六色的小玩意儿更觉得赏心悦目，知道了白天是一个彩色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有别于平常的那些色彩，尤其是与那些特殊的自然物体的结合，有着特殊色彩、光泽，这些稀有的石头就成了珍稀。由此，人们懂得了选择，进而去追求获得。这种早期的选择实际上就是鉴别那些可心的形状，而使自己的内心获得一种适合于自己的满足，这种鉴别应该就是最原始的审美和鉴赏。 此后，人们逐渐用劳力来改变自然的状态，开始打磨，进而发展到切割。人们慢慢地又发现了圆形的对称，而对称的均衡美感给予人的稳定感，以及不同于生活中常见的诸多不对称的特色，使人们开始追求对称。而与之相应的是，意外的火的发现与保存，不仅解决了黑夜的照明以及烤制食物的问题，人们还在偶然中发现，经过火的烧烤之后泥土变得更硬，这一不经意的发现把全人类带到了陶器时代。从早期原始陶器的不规则，到圆形体的发展，其制作方法的发明使陶器的塑造进入到规则化时代，由此，人们把装饰自己身体的各种表达施之于陶器之上，从实用出发进而开始注意到美观，诸如大小、肥瘦以及器型的变化，陶器成了美的表达对象。到了新石器时代，人们从早期在陶器上刻画，到直接用有色的矿物质液体画在陶器上，彩陶改变了素陶的时代美学。人类在表达美感的时候开始进入到画的时代，而色彩所赋予的各种意义，特别是与之关联的氏族、图腾等理念，也通过相应的色彩而得到表现，并在传播中达成一种共识。 美的发现表明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而美的创造则表明人类开始脱离原始状态，尽管属于原始社会的人们在低下的生产方式中继续繁衍，可是，美的发现与美的创造提升了文明的高度与质量。现今存在于世界各国博物馆中的原始社会的陶器，有着相似的造型与图案，它们反映出在人类初始阶段，美的发现与美的创造有许多共同之处，尤其是陶器的轮制决定了一些基本面，更重要的在于，它们说明美的地域性特征在人类始初阶段表现得并不明显，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明，美在世界文明中具有一些共同的内容，它超越地区、民族等。 距今2300年左右，楚国的屈原在楚先王庙和公卿祠堂看到画有天地、山川的神祇以及古代圣贤之像，写下了《天问》“以渫愤懑，舒泻愁思”。可见绘画的功用在屈原的时代就表现出了特别的意义，而此前历经夏商周三代的文明，青铜时代凭借灿烂的青铜文化把中华文明带到了一个历史高度。在这一时期，审美关乎到政权的礼制与威严，因此，那种狰狞的饕餮纹，同样在对称中延展出它的美学意义，同时也在特定的内涵中表现出对帝王的尊崇——望而生畏。青铜时代中各种礼器的审美正表现出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美的共有共享开始走向专享，并以此划分出社会的阶层。但是，社会整体依然在美的公共性的原则中维系社会的制度，以及生活美学中的具体。这反映到生活器用美学中，夏商周时期美的表现更多是从生活中吸取形象素材，包括取用一些与生活相关的元素，比如著名的“四羊尊”所表现的美的关联性正是一种与现实的关系。 “以忠以孝，尽在于云台；有列有勋，皆登于麟阁。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思贤。留乎形容，式昭盛德之事，具其成败，以传既往之踪。”因追念前世功臣，汉明帝时在南宫云台图画邓禹等28将，汉宣帝刘询因匈奴归降大汉，为纪念和表扬往昔辅佐建功立业的有功之臣，令人在麒麟阁画11名功臣像，后世往往将它们和云台28将，凌烟阁24功臣相提并论。这种利用地面或墙壁作画的方式，从新石器时代发展以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在楚先王庙和公卿祠堂之中已经蔚然成风，汉代更是发展到一个历史的极致。审美的功用意义在“成教化”的具体要求中，把图像的观赏与教育结合起来，发挥了审美的社会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