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哈龙·阿佩尔菲尔德，（1932-2018），原名欧文·阿佩尔菲尔德，“阿哈龙”为其名字的希伯来语发音，他曾明确地表示自己讨厌这个称呼，但无奈在一个强调犹太文化正统性的国家，他已经习惯了这件事。二战时期，他曾逃往乌克兰的森林并在其中生活了两年。1946年到达以色列，开始学习希伯来语，1962年，在以色列国内对“大屠杀”缄默不言的时刻，出版了首部作品《硝烟》。 如果说，在耶霍舒亚的小说中，他过度坚信一座城市的作用，坚信自己是第五代耶路撒冷人的正统性，那么在另一位以色列小说家阿哈龙·阿佩尔菲尔德的书中，耶路撒冷、犹太人、希伯来语、大屠杀……这些事物统统笼上了一层流散的烟雾，他对希伯来文化的认同来自后天的旅程而非血液。他在去世之前留下了40余本小说，所创造的故事皆来自他的家庭、童年、人生经历。九岁时就经历“大屠杀”，目睹母亲被子弹杀害，不得不和父亲分散并逃到森林中避难，残酷的命运让阿佩尔菲尔德的神经长期浸泡于痛苦中，他在一个人们对大屠杀保持冷肃沉默的年代（上世纪60年代）站出来写作，并始终保持悲观和毫无愿景的情绪。在阅读其他以色列作家例如格罗斯曼或阿摩司·奥兹时，我们总能从痛苦的情绪外感受到他们身为艺术家的才华流溢，但在阿佩尔菲尔德身上，才华是次要的。这一切，得从他是谁说起。 他是谁 耶路撒冷的局外人 阿哈龙·阿佩尔菲尔德的小说来到中国，有些晚得让人心痛。直到今年2月份，他才有一本晚期作品《黑暗之花》在中国出版，那时他刚刚去世一个月；5月份，他的自传体小说《穿透烟雾的记忆》出版，内页的作者简介有了一段完整而冷酷的生卒年表：阿哈龙·阿佩尔菲尔德（1932-2018）。直到今天，这两本小说在国内依旧没有什么读者。相比于菲利普·罗斯去世时媒体的大肆报道，这个被菲利普·罗斯称赞为“大屠杀小说的最重要的编年史家”的作者一直默默无闻，在当下众多以色列作家中，阿哈龙·阿佩尔菲尔德可以说是最简洁易读的一位，没有格罗斯曼和耶霍舒亚那么多的现代叙事技巧，也没有奥兹那如杰克豌豆般在事物表面不断攀升的诗性隐喻，他的小说既可以当作文学散文来阅读，也可以看做非虚构纪实。同时，阿佩尔菲尔德独特的身份和经历也能让对以色列及犹太人近代史感兴趣的读者有一种新的视角。 他是谁。这个问题不仅读者困惑，连阿佩尔菲尔德本人也时常不知所措。他出生在一个更像是欧洲家庭而非希伯来家庭的环境中。母亲是说德语的罗马尼亚人，他的父亲和祖父母也生活在罗马尼亚，所以德语成为了他的第一语言，这似乎是个注定的命运——通过语言的形式将他悬挂在“大屠杀”的十字路口。语言、种族、宗教，多元的文化背景始终没能在阿佩尔菲尔德的童年形成任何身份认同。在《穿透烟雾的记忆》中，他描述了童年的生活环境： “我的母亲的母语是德语。她热爱德语，并培养了这门语言，当她说德语的时候，声音就像水晶铃声般悦耳。我的外祖母说意第绪语，她的语言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因为它总能让我想起李子蜜饯。家里的女佣说乌克兰语……我们在家不常使用，但在街上随处可听到的语言是罗马尼亚语……如果你正在说德语，想要说一个单词、短语或谚语却想不起来，这时，你会用对应的意第绪语或鲁塞尼亚语来代替……这四种语言融合成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有着细微的词义差别，形成巨大的反差，充满幽默和嘲讽。” 虽然是以德语为母语的犹太人，但犹太省的处境十分边缘，犹太人说的德语也和德国人说的德语有差异，所以阿佩尔菲尔德从小就深陷在文化的矛盾中。至于对以色列作家最重要的希伯来语，阿佩尔菲尔德直到快二十岁的时候才开始接触，“十八岁的时候，我依然无法正确地写作”。相比之下，阿摩司·奥兹的父亲可以掌握十几种语言，但在家里却只培养奥兹说希伯来语。所以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阿佩尔菲尔德一直对自己的处境毫无认同感，他的身上一直流淌着身处流放地般的迷茫，他的出生地也在德国、乌克兰、罗马尼亚的战争中交替政权。等到1946年，逃难中的他才抵达了犹太人的国度——以色列，然而在他的眼中，即使耶路撒冷也并不具有精神家园的意义，而只是一个避难所。对大屠杀的沉默、战乱、未知的前景以及尚不完整的文化归属，让他一直以“流亡者”的形象对待自己，“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放弃了成为以色列作家的梦想，并竭尽所能成为真正的自己：一个流亡者、一个难民、一个在孩童时期经历过战乱的人，一个觉得交谈很难并试图尽可能少地说话的人”。 他是个以色列作家吗——从国籍的现实性考虑，他是，但从文学的角度来说，也可以说不是。由于写作主题集中于童年和“大屠杀”经历，使他的作品更多地蔓延着一股欧洲犹太人的情绪，对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很少提及，因为在以色列被过度强调的犹太正统文化，使得他在这个国家也时常有异乡之感，也难怪库切在评价他的时候说，在当代以色列作家中，阿哈龙·阿佩尔菲尔德是最像欧洲作家的一位。 语言 作为寻找民族的钥匙 阿佩尔菲尔德的小说是一行压抑的路牌，他在74岁时创作的小说《黑暗之花》依然保持了这种氛围，绝望、压抑，以及自传性质。小说主人公是个名叫胡戈的男孩，跟着女仆掌握了乌克兰语——至此我们可以将胡戈视为作者的童年投影。在纳粹种族清洗时期，胡戈被母亲送到了妓院，由妓女玛丽安娜藏在房间的壁橱里。在德国人统治时期，胡戈每天都提心吊胆，同时滋生着异乡与漂泊的意识，他在壁橱里听到德国士兵粗俗肮脏的德语及充满侮辱性的动作，这让他的心里对德语充满排斥。与此相应的是，在那个对犹太人极端不利的时期，胡戈要隐藏好自己的身份，同时又要牢记自己的民族： “你很清楚，我们没有遵从我们的宗教信仰，可我们从来没有否认我们的犹太血统。不要忘记，你戴着的十字架，只不过是你的伪装，而不是信仰。如果玛丽安娜或者别的我不认识的人让你改变信仰，什么都不要跟他们说。他们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过在内心深处你得知道：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爷爷奶奶，都是犹太人，你也是一个犹太人……我想跟你说这些，为的是让你的灵魂不会堕落。” 这段话是梦境中的母亲对胡戈讲述的，也意味着阿佩尔菲尔德对信仰追求的自我阐释。二战时期的反犹环境和社会氛围把他挤出欧洲，让他将耶路撒冷视为理想的绿洲。而那门后天掌握的语言则充当了维吉尔式的导游。阿佩尔菲尔德的个人经历和以色列希伯来语文化的建立非常相似，18世纪之前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希伯来语已近似死语言，人们只用它来解读《圣经》等宗教著作，它远离了日常生活。欧洲犹太人要么使用其他国家的语言，要么使用经过德语和希伯来语包装过的意第绪语。18世纪，随着“犹太复国主义”兴起，犹太人才开始重新尝试复活希伯来语，让它能成为一门可以表达日常生活的现代语言。 阿佩尔菲尔德的个人经历同样如此，身边混杂的各种语言都是“异乡人的语言”，对他来说必须学会希伯来语，摆脱其他欧洲语言的阴影才能找到归宿。然而，他找到了吗？《黑暗之花》中的那个在童年时便被母亲赋予犹太血统十字架的胡戈又找到归宿了吗——这个孩子在逃亡的路上不断遭遇理想的破灭，在纳粹的搜捕后，苏联人也对他充满敌意，小说最后耶路撒冷也只是他内心的迷茫之地。而阿佩尔菲尔德在抵达“故乡”以色列后，同样遭遇了当地人的反对，人们认为他的小说没有反映出犹太人真正的历史——至于“大屠杀”和流亡经历则是以色列人不愿看到的文字。《穿透烟雾的记忆》和《黑暗之花》都非阿佩尔菲尔德最知名作品，它们更像散文而非小说，但我们能从中直观地看到作者的经历。耶霍舒亚认为他“没有在历史中实现和解”，这正是阿佩尔菲尔德在以色列作家中的特殊之处。作为一个归来的欧洲犹太人如何面对往昔的记忆，从主动追寻希伯来语到被强迫说希伯来语而产生的态度变化，以及由一个民族所构建的国家是否真能代表个体的归宿，在阿佩尔菲尔德自传式小说之外，这些问题都很值得人们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