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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阐释并非单一阐释者的独白阐释，也非众多阐释者的同一性阐释，而是不同阐释者基于主体间性立场对阐释对象作出的通约性阐释。不同阐释主体超越单一阐释主体的有限视阈而对阐释对象作出可通约性阐释，使阐释活动成为“你”“我”阐释主体的真理经验。在其中“……‘你’的经验对于一切自我理解来说成了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为‘你’的经验揭示了这样一种矛盾：立在我对面的东西提出了它自身的权利并要求绝对地承认这种权利——并且正是因此而被理解……这种理解根本不是理解这个‘你’，而是理解这个‘你’向我们所说的真理。我所指的真理是这样一种真理，这种真理只有通过这个‘你’才对我成为可见的，并且只有通过我让自己被他告知了什么才成为可见的”[2](序言P13)。也就是说，不仅处于具体阐释活动中的单一阐释主体，其理解有限性难以保证阐释的真理性，因而需要其他阐释主体作出参证弥补；而且，阐释活动挽合阐释对象与阐释者自我意识的同一性特征，也为阐释活动的主体间性提供了经验依据：阐释总是阐释主体对阐释对象的自我意识，并通过这种自我意识而把握对象，从而形成对对象的真理性经验与可通约性理解。 这种理解当然需要借助于语言。但语言绝不是单纯的公共阐释工具，它毋宁就是公共阐释活动主体。我们必须把参与阐释活动的语言作为参与对话的主体来理解。在阐释活动中，“并非语言寓于人，而是人栖居于语言，人站在语言当中向外言说”[3](P33)。马丁·布伯指出，处于阐释活动中心的语言，并非为“我”所独有，它伫立于“我”与“你”之间，作为人的基本精神形态而存在。阐释活动中“你”与“我”相遇，并在语言中展开交流与理解，是克服“你”与“我”作为肉身的僵硬性与阻隔性，而成为在精神层面可自由交流的绝对完满存在之逻辑与事实条件。语言由此不仅仅是交流与阐释工具，更是交流赖以发生的条件与阐释的前提。 正是借助语言，并凭借语言的交流性与理解性，阐释的主体间性才不仅发生在阐释者“你”“我”之间，它还进一步发生在阐释者与“文本”之间。公共阐释的“主体间性”因而可以进一步表述为：我们与作品一道，分享阐释的“世界”。“我们的理解总是同时包含某种我们一起归属这世界的意识，但是与此相应，作品也一起归属于我们的世界。”[2](P372)不仅“我的”理解与“他的”理解属于世界，而且“作品”也归属于世界。阐释从而不仅是阐释者与阐释者展开理解对话的过程，也是阐释者站在作者和文本敞开的境遇中，与作者和文本展开理解对话的过程。阐释的主体间性，因而既发生在阐释者与阐释者之间，又发生在阐释者与文本及作者之间。基于阐释的主体间性而生发的阐释的“公共性”，从而就既是阐释的前提，也是阐释的目的，二者统一于阐释学的视阈融合中。在阐释学的视阈融合中，所有阐释者与阐释文本，都将自身置入一个历史处境中，在这个处境中，每一个存在体，都以否定自身的方式来提升自身，“(它们)既不是一个个性移入另一个个性中，也不是使另一个人受制于我们自己的标准，而总是意味着向一个更高的普遍性的提升，这种普遍性不仅克服了我们自己的个别性，而且也克服了那个他人的个别性”②[2](P391)。虽然加达默尔在这里借用的是一种带有浓厚黑格尔辩证法气息的话语来描述阐释活动的公共性特征，但它却无意中道出了“阐释”何以是“公共性”的深层哲学依据：“共通感”。 如同维柯将“共通感”视为人文主义教化的重要目标一样，哲学解释学意义上的“共通感”，不仅是指存在于解释者之间可能达成的共有性解释经验，更主要的是指解释者通过理解与解释的经验而升华为共通感觉的理念。这种“理念”，可以是对作品真理性的一致领会，也可以是对某种存在氛围的共同认识，亦或是对现实与历史经验的趋同理解，其主要作用在于，它虽不是一种理性与逻辑的论证，却能启发我们寻求科学之外的真理性事物，最终获得对自我与对象的真理性洞见。 “共通感”因而成为主体间性解释学的踏脚石。18世纪处于人文主义解释学核心的维柯，悬“共通感”为人性完满性尺度，认为拥有“共通感”即拥有健全、合理与正当的判断力；设若所有人都拥有共通感，那么，他们对事物的认识与理解，自然会表现出健全、合理与正当的一致性判断，特别是能对“公共道德”“共同利益”取得一致性判断。因为，“人类的选择……要靠人们的人类的需要和效益这两方面的共同意识(常识)才变成确凿可凭的”。“共同意识(或常识)是一整个阶级、一整个人民集体、一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所共有的不假思索的判断。”[4](P87)康德虽然不同意维柯的上述判断，并剔除了蕴含在人文主义传统中“共通感”的道德意涵，而从情感形式的先验共同性入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将“共通感”铆定为关于美的东西的趣味判断，但趣味判断作为无利害的审美判断，仍然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因而最终仍指向判断的理念③。 设若我们从主体间性的角度理解“公共阐释”，就必须首先恢复“共通感”与“趣味”概念的人文主义解释学关联，将“共通感”理解为公共的判断能力与先验的情感形式，它意味着公民的“共同的意向”“真正的公民的道德的团结一致”“对于正当和不正当的判断”，以及作为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判断理念。[2](P41)“趣味”也不限于康德意义上纯粹的审美判断与美的理想的一致性，相反，它是通过美的对象而显露出的道德倾向性与社会理想。“趣味”与“共同感”的阐释学关联因而可以表述为：“趣味不仅仅是一个新社会所提出的理想，而且首先是以这个‘好的趣味’理想的名称形成了人们以后称之为‘好的社会’的东西。好的社会之所以能被承认和合法化，不再是由于出身和等级，基本上只是由于它的判断的共同性，或者更恰当地，由于它一般都知道使自己超出兴趣的狭隘性和偏爱的自私性而提出判断的要求。”[2](P46)我们可以说，这个“判断的要求”，就是“公共阐释”。 所以，基于“共通感”与“趣味”的“公共阐释”，不单是一种理解与解释的修辞艺术，它更是一种“你”“我”阐释主体放弃个体性阐释偏狭而达成的一致性审美价值准则。依据此准则，“公共阐释”才不仅成为哲学解释学的一般原则，它同时包含了理解与解释的价值与审美意向。 其次，“公共阐释”是一种沟通历史、现在与未来的时间性阐释，是通过效果历史的建构而展开的人的理解与存在的基本方式。 哲学解释学的一个中心动机是：“诠释学应真正严肃地对待人的历史性。”[2](P725)人的历史性，一开始就包含在公共阐释对象中；正是公共阐释对象的效果历史要素，将人自身与阐释对象一起带入了其全部世界的历史关联中。这种“历史关联”，自身包含了对阐释对象的历史、现在与未来的一体性理解，展现为效果历史与阐释主体的互文性建构：“每一个历史学家与语文学家必须考虑他进行理解活动的意义境遇的基本开放性。历史流传物只有在我们考虑到它由于事物的继续发展而得到进一步基本规定时才能被理解，同样，研讨文学本文和哲学本文的语文学家也知道这些本文的意义是不可穷尽的。在这两种情况里，都是通过事件的继续发展，流传物才获得新的意义方面。……这正是我们所说的诠释学经验里的效果历史要素。”[2](P479) 所以，“公共阐释”作为一种沟通历史、现在与未来的理解，必须超越古典阐释学方法论意义上的阐释视野，而将理解与解释视为“效果历史”的要素与世界的本体存在方式。加达默尔指出：“我们一般所探究的不仅是科学及其经验方式的问题——我们所探究的是人的世界经验和生活实践的问题。借用康德的话来说，我们是在探究：理解怎样得以可能？这是一个先于主体性的一切理解行为的问题，也是一个先于理解科学的方法论及其规范和规则的问题。我认为海德格尔对人类此在的时间性分析已经令人信服地表明：理解不属于主体的行为方式，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2](序言P6) “理解”之所以“不属于主体的行为方式，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是由于“理解”就是理解者的“前理解”，就是理解者通过前理解而沟通历史、现在与未来，并获得对自身在世的理解：“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有、先见、和先把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就不是对某个先行给定的对象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5](P184)加达默尔进一步肯认海德格尔的这一观点，他说：“一切诠释学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正是这种前理解规定了什么可以作为统一的意义被实现，并从而规定了对完全性的先把握的应用。”[2](序言P378)“理解从来就不是一种对于某个被给定‘对象’的主观行为，而是属于效果历史，这就是说，理解是属于被理解东西的存在。”[2](序言P8)也就是说，就理解者而言，理解总是带有已有文化知识与认知结构的理解，没有绝对纯真的客观理解，这是理解活动永远难以摆脱的理解“宿命”，它属于理解者自身的存在。因此，理解活动中的所谓“前理解”，绝不是一个固定的理解结构，而是一个特殊的观看“视阈”。在此视阈中，理解者与理解对象构成了一个历时性与共时性同在的阐释视阈(“视域融合”)，从而将理解主体与理解对象、历史与现在融为一体，构成一种理解的“效果历史的辩证结构”。加达默尔说：“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理解历史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2](P384-385)所谓“效果历史”，具有双重意涵，它既指历史进程中获得并被历史所规定的意识(历史性的对象意识)，又指对这种获得和规定本身的意识(现时性的自我意识)。正是解释活动中历史性对象意识与现时性自我意识的交融无间，基于效果历史意识而生发的文学与艺术公共经验，常常也是解释者自我理解与生存的公共经验。就如一幅古代的绘画，一部古代的文学作品，不论是悬挂于旧日的厅堂，还是放置在往日的案几，抑或陈列在现代的博物馆，一俟其进入我们的效果历史视野，它就旋即成为一种由之而来与向之而去的统合性理解经验，在这种经验中，过往的历史经验与当下的现实经验相互激荡，成为重新照亮并敞开它们生命世界的方式；而我们也在这种经验中，获得对自我与存在的公共性理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