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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段时间，我只要坐上远行的火车，心里就有一种隐隐的期盼。也不是具体地期盼什么，只无端向往，在一列满是陌生人的车上，会有那么一个特殊的人，为自己寂寞逼仄的旅程带来些新鲜的东西。当然，这样的向往总是以失望收尾，这个世界已经很难有什么让人觉得特别的东西，在一列火车上，我们又能期盼什么呢。不过，这个期盼的念头始终不灭，有时候拿起一本小说的时候，就会想，这会是一次特别点的旅行吗，会不会遇到些特别的人，特别的事，帮我们缓解一下人生的寂寞和逼仄？ 乍读格非《隐身衣》的时候，就有种预感，仿佛踏上了一次稍微有点特别的旅程。小说起头的地方，现实世界的吵吵嚷嚷还在回响——或许有必要说明，这个现实世界的吵嚷，一直在小说里，从未消失，就像在一列火车上不会有真正安静的时刻——姐姐向“我”诉苦，督促“我”搬出占用的他们的房子，这个诉苦后来换成了逼迫，亲人相残，以致“我”失去了栖身之地。这只是“我”不如意的人生的一部分，在此之前，妻子跟了别人，在此之后，朋友冷漠。“我”遇到的客户呢，不是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仿佛世界的命运，都被紧紧掌握在他们手中”，就是灵魂空虚的大腹贾——“怎么也无法和纯正的古典音乐沾上边儿”，他们有的不过是牢骚和无知。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人们，让“我”觉得，“这世界一定出了什么问题”，人只能凄怆地活着。 抵消这世界带来的凄怆的，是“我”对古典音乐的热爱。对“我”来说，倾听古典音乐是抵挡芜杂生活的最好方式，并可由此获得内心的安慰：“当那些奇妙的音乐从夜色中浮现出来的时候，整个世界突然安静下来，变得异常神秘。就连养在搪瓷盆里的那两条小金鱼，居然也会欢快地跃出水面，摇头甩尾，发出‘啵啵’的声音。每当那个时候，你就会产生某种幻觉，误以为自己就处于这个世界最隐秘的核心。” 用这种在幻觉里养成的眼光看待世界，“我”居然发现，可以用对古典音乐的热爱划分出一个秘密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变坏的世界里可敬的人们。他们，才是“我”虽惨淡经营，却依旧乐此不疲，坚持做一个工作的原因：“不管怎么说，发烧友的圈子，还算得上是一块纯净之地。按照我不太成熟的观点，我把这一切，归因于发烧友群体高出一般人的道德修养，归因于古典音乐所带给人的陶冶作用。事情是明摆着的，在残酷的竞争把人弄得以邻为壑的今天，正是古典音乐这一特殊媒介，将那些志趣相投的人挑选出来，结成一个惺惺相惜、联系紧密的圈子，久而久之，自然形成了一个信誉良好的发烧友同盟。你如果愿意把它称之为什么‘共同体’或‘乌托邦’，我也不会反对。不管怎么说，多年来，我一直为自己有幸成为这个群体的一员而感到自豪。” 这样好坏高下的对照在现实和小说中都太常见了，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发现。所有对世界心怀不满且有一定思考能力的人，差不多都会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营造一个这样的乌托邦不是吗。这个对理想之境的想象是人对自己渴求不能得到满足的心理补偿，并借此区分自己和大部分人，因而获得隐秘的骄傲。我不知道如此的骄傲是普通人的隐身衣还是他们的铠甲，但凭幻觉构造的秘密共同体肯定靠不住，不过是失意者的自我安慰。在小说里，白律师喝破了这一层：“你在发烧友这个群体中，从未遇到欺骗一类的事情，这根本不能证明这个群体的素质或所谓的修养有多么高，更不能表明他们道德上有任何优越之处，只能说，你的运气比较好罢了。在一个肮脏、平庸的世界上，运气就是唯一的宗教。你把发烧友这个群体，想象成一个秘密的大同世界，这是你的自由。可你既然要做生意，我劝你还是谨慎一点，小心为妙。指不定哪一天，厄运就会自己找上门来……” 到这里为止，《隐身衣》还是一个普通小说的样子，有不错的构思，不错的结构，不错的情节，可因为这种显而易见的对比，作品仍然算不上特别。我前面甚至忘记提了，“我”做的是制作胆机的生意。解释这工作有点费事，对阅读小说来说，不妨这样理解，胆机是听音乐的设备的一部分，制作胆机的工作需要跟不固定的人联系。制作胆机者不用每天在办公室里看熟面孔，在长长的工作时间里，“我”会碰到一些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事吗？或者如白律师预言的那样，会碰到什么厄运？ 《隐身衣》没有让人失望，螺丝越拧越紧，情节推进的强度甚至出乎意料。小说进行到三分之一左右的时候，刚刚出现跟主题相关的“隐身衣”，此前不久才出现了一个影响小说发展的人物，而在小说临结尾的时候，居然又出现了一个改变情节走向的神秘女人。这样的人物推出方式，越发让人觉得像是在一趟远行的火车上，踏上旅途的人慢慢倒水，休息，放眼四顾，然后开始跟周围聊天说话，听到些有趣的事，心里有些兴奋。临近终点的时候，高潮来了，一个特殊的人出现，这个旅程的意义竟至于完全改变。 二 或许是为了照应题目，除了较为详细地写了姐姐、姐夫逼我搬家、我跟蒋颂平关系由好到差的过程，小说里很多事情都仿佛穿上了隐身衣，交待得一鳞半爪，有那么点漫不经心的样子。小说里显而易见可以详细展开却没有细写的，有当年姐姐和蒋颂平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丁采臣无论真假的自杀是什么使然，神秘女人的毁容究竟是什么原因。这些未曾展开的事情里面包含着现代小说的某种秘密，格非却在这些地方留置了空白，让习惯探幽寻微的阅读者觉得《隐身衣》有那么点不尽人意。熟悉现代小说写作路数的格非显然是故意如此，那么，他意欲何为？ 在作品中留置空白，对有些事略而不谈甚至视而不见，根本没什么好值得大惊小怪的。里尔克在《罗丹论》里写过：“一件艺术品的完整不一定要和物的完整相符合。它是可以离开实物而独立，在形象的内部成立新的单位，新的具体，新的形势和新的均衡的……艺术家的任务就在于用许多物造成一件新的、唯一的，或从物的一部分造成一个世界。”[1]当然，写作者不能以此作为趁手的借口，把自己虚构世界里的缺陷当作骄傲。上面这番话看起来是辩护，却含着对艺术构造的世界严厉而特殊的要求，要求这世界的内部必须构成新的、自足的空间。《隐身衣》既然有这么多留白，要让人相信不是缺陷而是艺术构造的世界的样式，就要用小说本身回应这个质疑。 或许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出现之后，或许是更早一些时候，很多小说开始把主要力量用在对所谓人生和人性的深度和幽微，尤其是黑暗一面的深度和幽微的探赜索隐上，偏重对人非理性、非逻辑、纵欲作乐的黑暗面的书写，甚之者以此作为衡量作品是否优秀的唯一标准。即使处理的问题不如此极端，现代小说天生的任务似乎也是：“询问什么是个人的奇遇，探究心灵的内在事件，解释隐秘而又说不清楚的情感，解除社会的历史禁锢，触摸鲜为人知的日常生活角落的泥土，捕捉无法捕捉的过去时刻或现在时刻，缠绵于生活中的非理性情状，等等等等。”[2]仿佛谁若不专注于这些深邃和幽暗，谁的作品就配不上称为小说。 《隐身衣》里有这种对人生和人性黑暗面的提示，上述自杀和毁容这样极端的事情里，就藏着人性里最大的黑暗。不过，对人生和人性黑暗一面的探索，显然不是这个作品的重点，格非在这个问题上有意适可而止。“不论是人还是事情，最好的东西往往只有表面薄薄的一层，这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任何东西都有它的底子，但你最好不要去碰它。只要你捅破了这层脆弱的窗户纸，里面的内容，一多半根本经不起推敲。”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差不多可以知道，《隐身衣》不是要挖掘黑暗的深处，对人性的弱点，格非或许既不想因其卑劣而敌视，也不愿自欺欺人地纵容，而是采取了极其慎重的对待方式。 轻易谈论人生和人性黑暗的人，或许并未经体味过黑暗一面带给人的毁灭性力量。T.S.艾略特在《四个四重奏》里借鸟儿之口说，“人类/不能忍受太多的真实”[3]。我不太相信，人会有足够的力量承受真实的人性黑暗。许多小说对人性黑暗面的探察，我很怀疑是一种置身事外的游戏，只不过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思维冒险，并非切身的疼痛。深谙人生和人性的黑暗，甚至经历过黑暗给人带来的创伤的人，差不多会学着让作品来抵挡黑暗的惊人能量，说出的话也更为朴实：“文学能够让我们明白，像一个人一样活着并非易事。”[4]不妨仔细体味一下姜夔的《扬州慢·淮左名都》：“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废池乔木犹且厌倦战乱的苦楚，连谈及都不愿，人从哪里来的强大的自信，动辄直视战争与毁灭，甚至直视较战争与毁灭更为残酷的人生和人性的黑暗？ 大概是因为意识到了以上的问题，格非笔下的叙事者“我”，对人和人性的观察采取了一种较为特别的方式——不是以自己的固定视角看待或猜测别人，而是根据不同人的不同性情状况采用不同的观看方式。对待沉溺于世俗的姐姐、姐夫，“我”有毫不留情的鄙视，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世俗原则，也就该忍受世俗方式给予的反击；对蒋颂平，“我”有依赖，有决绝，因为他有自己的交友之道和商业逻辑，也就应该承受这两重标准对他提出的要求；对高谈阔论的教授，“我”充满嘲讽，这是他们无端的自负应得的回应。对世事洞明却对人世饱含爱意的母亲，“我”从她身上感受暖意，也表达自己的愧疚；对有复杂社会背景的丁采臣，一个因为小争执即把手枪拍在桌上的人，“我”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自己的好奇心；对自己身世讳莫如深的神秘女人，即使后来与其共同生活并育有一女，“我”没有蛮横地打开她施予自己的禁锢。这种根据不同人的实际情况观察人和人性的方式，不妨称之为“等距式观看”——即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的距离是相等的，观察者不轻易越过这个底线。这种方式不把任何人作为人性解剖的标本，而是把自己的探视距离控制在被观察者能接受的幅度内，仿佛眼前是个真实的人，外来者不能轻易对他们造成他们无法接受的打扰。这方式牵制了叙事者和作者深入人性的脚步，却也在某种意义上为小说赢得节制的称赞。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等距式观察人和人性的方式，如何能被证明是作者有意为之的写作尝试，而不是乡愿的世故，浅尝辄止者的敷衍？ 三 有一种关于文学的看法，认为文学是“按各种人类事物的恰切秩序（即高是高，低是低）表达或解释人对这些事物的经验”，并“把纯粹的理论式智慧和人类处境交织为一体”，“通过自我认识使完全理论式的智慧变得完整”[5]。我们不妨把后面两句话的意思用来质问前面一句——高是高、低是低的人类事物的秩序，如何能够交织为一体而变得完整呢？把这个质疑放回前面关于人性黑暗面的讨论上，问题或许可以改成：高是高、低是低的人性，在何种意义上才可能避免如第一部分提到的那样截然两分，而成为交织在一起的整体？ 虽然小说一再强调“我”的卑俗地位，但从行文中不难看出，叙事者是一个高超脱俗的人，或者不妨称为某种意义上的智者。不用说前面提到的对古典音乐的高超品位，即使从他对社会上形形色色人物的判断来看，也不难辨识出叙事者卑微的身份之下埋藏着超迈世俗的品质。这个超迈世俗的品质，很容易在小说中发展成一种过于苛刻的对世俗生活的“完美“或“绝对”要求，从而引向自我毁灭。作为不完美的人，或许认识到如下问题是必要的：我们不可能始终生活在完美和绝对之中，过于渴求完美和绝对相当于自寻困扰。如果说“我”在小说的前半阶段还处于这样一种将自己引向“绝对”困境的状态，那么，从丁采臣和神秘女人出现之后，“我”走向的，就是一条与追逐绝对和完美相异的路，从而也把小说从单纯的好坏高下对比中解脱了出来——这，就是本次小说旅程意义改变的要点。 对“我”这样一个智者来说，所有的高超和脱俗并不意味着他有权利声明，“日常的生存日子都是无可救药地平庸，要发明另一种生存状态来代替”[6]，而是必须经过世俗这个关口。或许这是所有智者必须面临的境遇，“少数智者的体力太弱，无法强制多数不智者，而且他们也无法彻底说服多数不智者。智慧必须经过同意（consent）的限制，必须被同意稀释，即被不智者的同意稀释”[7]。不过，智者要经过世俗的关口，也并不表明他有理由或必然要与世俗同流合污，他需要学会的是让日常生活“从内在发出光彩，要学会使它更加明亮又充实紧凑”[8]。为了避免在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上语焉不详，或许有必要进一步说明，对一个高超脱俗的智者来说，容忍甚至容纳日常生活和世俗之人的平淡甚至平庸，是对他的基本要求；让日常生活焕发出内在的光彩，才是他真正的卓越之处——“他来到世间不是为了收集现成的美，而是为了创造它。”[9] 不管一个人有怎样卓绝不凡的内心世界，他一旦在日常中出现，就必须，也只能接受这世界的不完美和不绝对，停留在世俗生活之中。如果把世俗与自己的内心世界对立起来，所谓的智者就与自己反对的一方站在一起，从智者跌落成了平庸者。从这个方向来看，《隐身衣》中的“事若求全何所乐”就不是一种乡愿的世界观，而是对绝对和完美不可抵达的体察；而前面所引“不论是人还是事情，最好的东西往往只有表面薄薄的一层，这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也就不同于后世理解的庸俗的犬儒主义，而是一种对人生和人性的同情之理解。 虽然一直以来，“我对别人的隐私毫无兴趣，凡事也没有刨根问底的好奇心”，但这只是“我”的性情本然，未经检验，而未经检验的本性是不值得信赖的。要到“我”经历了诸多世事，尤其是遇到丁采臣和神秘女人之后，清楚检验并理解了自己这个审慎的好奇心，停留在世俗生活的决定才不是本能的选择，而是清澈明朗的决断，不会退转。不妨把这个决断的形成过程看成“我”一次隐秘的成长，正因为这隐秘的成长，“我”才终于可以在世俗中安身立命，而不是被生活摧毁，或者在抱怨和无助的洪流之中随波逐浪。 以上的分析，当然不只是建立在对格非的信任基础上，小说对人生和人性的温和态度，并未损害作品对社会问题的尖锐观察。教授们陈腐迂远的夸夸其谈，丁采臣为了一个烟灰缸放在桌上的手枪，神秘女人刀疤纵横的脸，以及她对丁采臣自杀的评述：“这只能说明，这个社会中还有比黑社会更强大、更恐怖的力量。丁采臣根本就不是对手。”都是小说冷峻的一面，为作品最终表达的决断提供了切实而具体的背景。只有在这样的冷峻背景之下，在世俗的污浊始终裹挟着的情形下，作为叙事者的“我”回到日常的举措才因难能而显得可贵。也因此，小说结尾处“我”仍然做胆机生意，就不是单纯地回到开头，而是一次经历成长后的重新开始；“我”最后对教授的反驳，也就不是冬烘的滥调，而是一个智者对抱怨者充满反讽的告诫：“如果你不是特别爱吹毛求疵，凡事都要去刨根问底的话，如果你能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改掉怨天尤人的老毛病，你会突然发现，其实生活还是他妈的挺美好的。不是吗？” 作者简介：黄德海，《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上海文化》编辑，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著有《诗经消息》《书到今生读已迟》《泥手赠来》《驯养生活》《若将飞而未翔》《个人底本》，翻译有《小胡椒成长记》，编有《知堂两梦抄》《书读完了》等。 注释： [1] 里尔克著，梁宗岱译，《罗丹论》，四川美术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19页。 [2]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44页。 [3] 艾略特著，裘小龙译，《四个四重奏》，沈阳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78页。 [4] 雷蒙德·卡佛，《大教堂》附录一“卡佛自话”，译林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238页。 [5] 列奥·施特劳斯著，伯纳德特编，邱立波译，《论柏拉图的〈会饮〉》，华夏出版社，2012年1月版，第9页，第8页。 [6] 茨维坦·托多罗夫著，朱静译，《走向绝对——王尔德、里尔克、茨维塔耶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版，第265页。 [7] 列奥·施特劳斯著，伯纳德特编，邱立波译，《论柏拉图的〈会饮〉》，华夏出版社，2012年1月版，第12页。 [8] 茨维坦·托多罗夫著，朱静译，《走向绝对——王尔德、里尔克、茨维塔耶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版，第265页。 [9] 乔治·朋特语，引自爱德蒙·怀特著，魏柯玲译，《马塞尔·普鲁斯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1月版，第2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