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柳友娟 制图  《文学史的权力》（增订版） 戴燕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文学史”是20世纪初从西方经日本传入中国的，它的到来，改变了中国原有的文学和文学史观念，塑造出一个新的中国文学传统。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戴燕新推出的《文学史的权力（增订版）》，探讨了文学史理论传至中国后，对中国古典文学所做出的新理解和诠释，并通过有关“文学史书写”的学术考察，说明“文学史的权力”如何形成又如何持续发挥效力。 近日，戴燕教授携此书作客思南读书会，与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引驰一起围绕文学史的古今中外发展，为读者讲述属于文学史的“权力”和“无力”。 写文学史有两种选择 主持人：首先，请两位跟我们简要介绍一下什么是文学史、文学史有哪些权力？ 戴燕：中国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的历史。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作“古典文学”，我们将其解释为古代非常经典的文学作品。 我们看到的文学史，基本上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模式——由不同时期的重要作家及作品构成。这种形式的文学史，最早产生于十九世纪的法国，后流传至整个欧洲。十九世纪中后期，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在吸收欧美思想文化的过程中，将这种文学评论方法先后运用到对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的研究中。文学史的概念后也由日本传入中国学界。二十世纪初，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和东吴大学（苏州大学前身）最早开始采用法国的方法来讲述中国的传统文学。 《文学史的权力》书名中“权力”的含义，是指当文学史这一类的著作以各种形式在人们面前呈现时，它的观念或方法中带着一些类似于欧洲学者福柯所讲的“规训与惩罚”的意味。因为，当你谈古代古典文学的时候，会不自觉地使用文学史提供的那一套知识、语言和观念，这就是我用“权力”这个词的意思。 陈引驰：文学史从字面上来讲就是文学的历史，但历史到底应该怎么理解，其实也蛮复杂的。最基本的线索是按照历史时段进行。比如，我们写文学史的时候，都会把李白写在杜甫前面，因为李白比杜甫早出生。文学史最重要的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讲，这是一个基本线索。 何谓文学史的“权力”？我用通俗的话来讲，即文学史有选择的权力。写文学史有两种选择，其一是要把什么写进去，其二是给写进去的人或作品予以什么样的地位。一定的文学观念，决定了作者书写文学史的时候，对于文学人物的选择以及相关人物的文学定位。当然，也要留足时间使文学史能够恰当地施展“权力”。这就好比一个法官断案，必须先听双方辩论来辩论去，才能有定论。 人文应该使人有更多的创新 主持人：当我们说到文学史的权力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一想什么是文学史“无能为力”的？ 戴燕：在我看来，不仅是文学史的无力，似乎也是文学的无力。今天，在物质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所面对的却是文学的渐渐式微。我想，这是文学的“无力”，也是文学史的“无力”。 再者，面对前辈们书写中国文学史不可企及的成就以及作为从业者强烈的责任感，我们也可能不自觉地放大这种“无力”。我想，人文应该使人有更多的创新。一个世界应该是多元的，那才是更好的世界。 陈引驰：文学史是理解文学、把握文学的一种思考或者研究的方式，它把文学的发展按照一定的观念和想法前后组织起来。我一直在想，这样一种研究或者这样一种分析，是不是真正可以把握住文学事实？ 我经常和学生讲，文学史就是一张导游图，起着路线指导的作用。但在实际运用时，你拿了这张导游图爬华山或者泰山，你不能按照所有方式去走，你走的都只是一条路，你不可能看尽所有的风景，你只能看这条路上的风景。这是文学史的一种“无力”。 在《艺术哲学》中，丹纳提出三要素理论来分析文学艺术现象，但他也在书的最后写道：“我一路千辛万苦达到艺术的最后，面对的是空置的圣殿。”有的时候，我会想文学史是不是能够到达文学的殿堂？这真的很难讲。你分析了半天，最后可能把握不了文学真正的奥秘和真正的天才。这也是一种文学史的“无力”。 不能简单用“进化”来概括 主持人：从文学史的视野来看，文学有没有发展的概念？是不是每一代的文学都比前一代的更进一步？ 陈引驰：文学是不是发展的？一般来讲，现代文学史有一个发展的概念在里面，或者说包含着西方进化的观点在其中。 但是，当文学的发展具体到历史事实的时候，并不能简单地用“进化”予以概括。比如，格律诗的发展从时间上看是一个进步的过程。同样，我也可以举出例子来证明文学是退步的，而且高峰是不可重复的。古希腊神话是一种高峰，难以逾越；今天，再伟大的诗人也写不到李白和杜甫那样的高度……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学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了？特别是具体到某一种文学类型或体式，到一个时代会出现巅峰状态，后人再怎么努力也很难超越了。 戴燕：上世纪40年代，刘大杰先生出版的《文学发展史》中用了“发展”一词。实际上，上世纪30年代前后，很多学者除了用“发展”，也有用“变迁”、“源流”等词来表述中国文学史的历史进程。因为，中国的文学可以分为各种体，诗是怎样的、词是怎样的，不能整体来讲。 而且，对文学发展问题的理解，与不同时代的思潮有着密切联系。近代时期的研究常以“发展”、“源流”等词语来表达文学在时间上的延伸性，该角度背后是进化观点的影响。在此之前还存在着历史循环论的观点，这种历史观下文学的发展则是循环的。除此之外，还有观点将文学的发展比作四季变化，认为其遵循从生到死的规律。对此，我自己并不认为应该固定哪种，其实是要看研究对象本身。 海外有不同的研究视角 主持人：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在海外有不同的视角。戴燕教授很了解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请您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戴燕：有意思的是，写中国文学史，日本人要比中国人写得早。大家知道，在东亚是日本最先开始学习西方。当时，日本人翻译了很多欧洲文学史，翻译之后他们开始学习用那个方法来写日本文学。而很多日本学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影响，很自然地，就有一些汉学家转用西方的文学史写法来写中国文学史。而且，日本人写的中国文学史曾经在日本很畅销。 不过，今天的日本汉学家已不再以文学史的方法来讨论文学、讨论中国文学。 主持人：我们知道，英语世界有两套备受关注的中国文学史，一套是《剑桥中国文学史》，另一套是《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请陈老师点评一下这两部西方学者写的中国文学史。 陈引驰：西方世界研究中国有很长的历史，一个重要的转折发生在二战以后。在此之前，西方研究中国水平比较高的学者基本都是在欧洲。在此之后,中国研究或者中国汉学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了美国。 从文学史来讲，目前学术界认为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是英国人翟里斯所写，出版于1901年，书中谈到了很多作家和文学现象。翟里斯很博学，知道的事情很多，他把自己认为要说的内容都写在了书中。因此，现在我们读来觉得有点杂乱无章。 而从《剑桥中国文学史》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这两部书来说，我认为是在不同层面上代表着现在英美学界对整个中国文学的综合看法。这两本书都涉及了中国文学的现代，都是贯通的。像《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写中国文学的发展，一直写到了1990年。 文学史图景可以改变 观众：文学史的书写会涉及文学史经典化或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问题，某些作品与作者到了文学史一定的位置，其地位已经无法再去改变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文学的历史图景是固化的？ 陈引驰：上个世纪有一个著名的诗人艾略特，他写的一篇文章《传统与个人才能》里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其实就可以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即怎样理解过去的文学和过去的传统。 确实，经过历代研究以后，一些文学作品与人物的位置就固定了，荷马是伟大的，莎士比亚也是伟大的，这已经不是写文学史的个人所能转移的了。 那么，文学史的图景会不会改变？艾略特认为是完全可以改变的，荷马以来所有的作家都是在一个平面上的。当你发现一个作家之后，认为他非常重要就把他加进你所写的文学史中，于是，所有作家的关系和脉络就会重新调整。而且，这种调整可能很复杂，那么，这个文学图景就改变了。这就是怎样看待传统的问题，其实传统并不是既定的东西，而是要我们回头去看，去调整、重塑或者强调它的重要性。 因此，在文学史上，顶尖作品与作者的位置是无法动摇的，但文学史的图景是可以改变的。 观众：戴教授在书中写道，文学史的叙事往往是由作者的新文学立场决定的，而新的文学立场则取决于他们对当前文学的理解。 戴燕：有人统计，一百年来我们有几千本文学史，可是你真正记得、你愿意看的有多少？大部分都是重复，因为必须有一个标准答案，你看所有的书都差不多。这是因为，我们写自己的历史是意味着我们要继承它的。 但另一方面，讲述历史是和你的处境有关的，历史是和今天的对话。同样，文学史也要和今天对话，一定要有自己的思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