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晓玲，湖南浏阳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高研班学员，第五届东莞文学院签约作家，湖南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有作品散见于《散文》《清明》《长城》《山花》《文艺报》《文学报》等报刊，曾出版散文集《红石头的舞蹈》《挂在城市上空的忧伤》《苍茫潇湘》，散文特写集《民歌婉转润浏阳》，长篇纪实《空巢：乡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启示录》，长篇小说《血色围山》（与人合作）等。 丁达晨 ：在创作谈中，你曾用“从故园出发，从心灵出发”来概括自己的写作生涯，“从故园出发”很好理解，但是“从心灵出发”是怎么体现的呢？ 彭晓玲：一开始，我的散文写作只是为写而写，总觉得没有特别的亮色。渐渐地，当我回过头再读自己的文字时，便有些恐慌，乃至陷入深深的思索。我猛然发现，既然无法透彻地写世相人生，也许是因为我的文字与现实生活存在隔膜，缺乏一种深厚的经验和文化积淀吧。 很多时候文学与现实是隔膜的，大多数写作者，包括我在内，更多是生活在书斋里，沉迷在个人的虚构里。文学只是出现在纸上，印在书里，和活在当下的人相互隔膜。历史的，现实的，很多真相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都被封存着。身处这样的现实，我认为，人的天性正在被侵蚀。 于是，我转而去好好读书。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应是烟火人间的一面镜子，它通过思考与文化来映照纷纭的人世间，实现反思并超越。但光有这些还不够，应该更加贴近大地及世道人心地去写作。 丁达晨 ：你说得对，我有时候看一些文学作品，会觉得它们很单调，你觉得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彭晓玲：现在很多文学作品为何单调，我想，很大的原因是作家对物质世界、感官世界越来越没有兴趣，他们忙于讲故事，却忽略了世界的另一种丰富性——没有了声音、色彩、气味的世界，不正是心灵世界日渐贫乏的象征么？而这些毛病我或多或少也存在。 我总是告诫自己，不能沦陷在世界的喧嚣之中，而应守住自己内心的一片沉静，接近大地，接近事物和声音，从而也接近了自己生命中那些隐秘的角落。 应该说，我以前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与大地与内心存在隔膜，倒没有虚空，但今后更需要在细节和经验中重建人与大地、人与内心之间的那条精神韧带。简而言之，就是有根的写作。 丁达晨 ：你的作品有两种文风，一是细腻深情、哀而不伤，二是宏大苍莽、艰而不涩。就连单篇作品里也会有不同的笔法。你是怎么形成这么多样的风格并把它们应用自如的呢？ 彭晓玲：一开始写作，受时间与条件的限制，我只能写写散文。我认真研读过孙犁、贾平凹、刘亮程、余秋雨，甚至屠格涅夫等的作品，每位作家都对我有不同的启示，正是受这些大家们的影响，我的视野挣脱了小女人的庸常生活，投向更为广阔的天地：乡村物事、行走思索及历史文化等。我将视野投入到广阔的世界，独自去旅行，甚至行走浏阳河。我认真研读余秋雨，那宏大的历史场景，纵深的历史观念，令我为之倾倒。也认真读过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那些形态各异的猎人形象曾冲击着我，令我注意人在散文中的力量。再写旅途文字，尽量挖掘出所到之地的历史内蕴。 随后，我将眼光投向了湖湘文化人物，转而读那些人物的传记，尽量行走其昔日的足迹，尽量去捕捉这些人物身上的闪光点，用质朴的文字去——叙写。如此反复，十四五年就过去了，我曾尝试了几次转变，不时地反观自己的写作及其思索，也算是不时创新吧，我的文字风格也在发生变化。我越来越觉悟，所抒写的对象不同，文风应有所不同。倘若抒写庸常人物、物事及生活，则尽力用笔细腻，在朴素的文字里融入自己的情感，使之在舒缓的行文中洋溢一种特别的情蕴。倘若探究历史渊源或历史人物，则努力打开视野，使自己的笔墨浓郁苍茫。当然，写得久了，入笔时先确定好基调，酝酿好情绪再去写，或清新细腻或沉郁苍莽，转换起来就自然而然了。一个人的文风基调可以一脉相承，但不可一成不变，我想我的文字风格今后会有新特色吧。 丁达晨 ：请问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影响创作的最本真的源头是什么？你是如何走上写作之路的？ 彭晓玲：我想，影响我创作最本真的源头，还是我的乡村生活。我的乡村生活时间并不长，母亲去世时，我还不到8岁。娘不在，家就不完整了。之后，我一年半寄养在姑姑家，一年随父在工厂生活，然后又回到老家。大概14岁我就离开了乡村，随姐姐到县郊上学，从此从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其间只是时断时续地在乡村生活一些时日。到20岁成为一名乡村教师，就彻底离开乡村了，但我念念不忘的还是乡村。 随着母亲的离世，我霎时从迷糊中醒过来，不必说从此再没有母亲温情的抚慰，我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不得不包揽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等家务活，到后来还得砍柴种地。多干活不苦，最苦的还是那种孤独无依的感受。于是，我爱上了看书，捞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读得兴致盎然，自然忘却了现实生活里的辛苦，也由此有了文学的启蒙。 上大学后，我读的是汉语言文学，我的阅读面更广泛了，接触到了外国文学。不过读得多的却是俄罗斯文学，对于现代派作家作品接触较少，注定了之后的写作更多传统的因素，也是一种遗憾。倒是很少想过自己要成为作家，也只在在十八九岁时写了些诗。 至后来早早结婚生子，除了当好一位乡村老师外，只专心专意当好贤妻良母，只愿儿子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可一不小心却成了单身母亲。夜深人静之时，何以疗伤，惟有读书。在阅读之余，我提笔抒写昔日的乡村生活，渐渐地我的视野越来越宽，文字也成熟起来。文字滤去了我心中重重的忧伤，也由此亦步亦趋地走上了写作之路。 丁达晨 ：你的散文集《苍茫潇湘》里有丰富的文化内蕴，你能说说它是怎么诞生的吗？ 彭晓玲：2010年下半年，我进入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习，这是我写作的转折时期。我对文学的感悟更为深刻，视野更为广阔，也意识到自己的写作必须不断突破。我试图梳理湖湘文化的渊源，以此反思自己的写作，寻找新的突破点。自2011年起，长达两年多的阅读历程里，我的心绪不由为那些湖湘文化名人或与湖湘文化有过深刻渊源的名人的命运遭际而波动。 文化的曲折前行由来已久，在我看来，自是与悲凉相伴而行。于是，我试图以自己的视角去观照这些历史文化人物，关注他们悲剧性的命运，及他们对文化的贡献，如何促进并丰富湖湘文化的内蕴。当埋头于历史故纸堆时，我总是陷在一种深刻的悲凉里不能自拔，好在悲凉又转化为一种力量，令我于世事于人生于社会的思索得以渐渐深入。当我试图用文字来抒写自己的感悟时，尽量选取有代表性的人物里程碑式的人物，便有了30多篇指向湖湘文化名人的所谓新人文散文，集结为散文集《苍茫潇湘》。 丁达晨 ：有评论家说你写的是“大文化散文”，你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彭晓玲：关于大文化散文，我读过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夏坚勇的《湮没的辉煌》、《旷世风华——大运河传》及王充闾的《沧桑无语》等，最喜欢的还是夏坚勇的《旷世风华——大运河传》、祝勇的《旧宫殿》。想当年我带着敬佩之情走上这一阅读之旅，其文字的华丽及大气、思考的独特擦亮了我的眼眸，让我重新审视远去的历史及那些事、那些人。 在我看来，历史在这些作家的笔下被形象化，又因为那些情文并茂的描写，历史变得通俗及平实，不再隔膜。特别地，写作者重视个体的生命，也有对平民百姓的人文关怀。而他们对历史怀有的那种遥远的祭奠及苍凉的神往，使得文字里弥漫着悲悯与思索。 于是，我清楚地知道，这些我都做不到，与我的气质与视野不合。但对历史散文，我不由心弛神往，尝试着从情感上及地域上认可的湖湘文化名人着手。写作时，我着力挖掘他们身上的闪光点，他们曲折的命运遭际及对文化进步的贡献，从而拥有了自己的特色吧。 丁达晨 ：除了散文，你也尝试过非虚构小说写作，例如《空巢》。报道空巢老人这个群体虽然有社会意义，但也有许多困难吧？是什么让你坚持了下来？ 彭晓玲：我采访的第一个空巢老人是80岁的老太太张水美。当年她带着儿子从北京投奔在浏阳一中当教师的丈夫，从此丢掉了工作。现在她丈夫已经过世，她浑身是病，五十多岁的儿子又已离婚，在外守着邮电亭混饭，孙子远在深圳打工。老太太孤独无依的辛酸，年老多病的痛苦，令我不安令我黯然，也坚定了我关注空巢老人的决心。 我在浏阳一连采访了八九个空巢老人，当我将文稿发给李主编时，竟然得到了他的充分肯定与鼓励，我由此很快拿出了策划方案，打定主意为空巢老人写一本书，让人们真切地看到老人们的真实境况，老人们的喜怒哀乐，从而让全社会都能行动起来，关注老人，让每一位老人都能有尊严地走完生命的最后旅程。 我并不认为所有的老人都孤独地生活着，但不可否认的是，老龄社会已经来临，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没有？于是，我宁愿自己是一个思索者一个记录者，以自己的眼睛和有限的知识去见证去亲历去观照客观现实。我也知道，我所呈现的所谓真实存在，应是涵盖着某种偏见或者只是冰山一角，但我想我会做到尽量真诚。 那么，作为写作者，我想至少读过我《空巢》的人，会去关注与思考老人们特别是空巢老人的生存现状，从某种角度来说，在社会效应层面上能达到或者已经达到我所预期的效果。 具体采访过程其实满是艰辛，从2013年年底到2015年初，快两年的时间里，我先后在八省十三个县（区）进行了采访，先后采访七十一位老人。一次次走近不同的老人，一次次忧心于老人们人生际遇的曲折及晚景的悲凉，一次次感动于老人们生命的顽强及积极向上！与他们相遇，会怜惜他们的现实处境，但走进他们的内心，依然会得到纷纭的人生启示，包括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这就是我坚持下来的理由。 丁达晨 ：那你以后还会进行非虚构写作吗？可以谈谈你未来几年的写作计划吗？ 彭晓玲：未来几年，倘若有好的选题，我会继续进行非虚构写作，继续关注空巢老人。最近两年内，则要努力完成《寻访谭嗣同》系列历史散文及谭嗣同长篇历史小说创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