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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殴大旭是当代马华文学和马英文学的标志性人物。他以离散逃逸、时空错置和重写历史为策略，深化了马华文学传统的多元色彩。《五星豪门》不囿于乡愁与离散的二元视野，也超越了原乡想象与现实关怀的区隔，以上海空间政治及其“再疆域化”为背景，成为全球化时代差异地理书写的重要投射，开启了一种新型的跨境城市想象。 【关键词】 殴大旭 《五星豪门》去疆域化 城市想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外因为浦东开发而兴起的“上海热”和“上海梦”，主要是重新在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潮流中将“上海”纳入到“（第三世界）全球城市”的序列中，因而很容易和“上海”曾经作为“殖民/半殖民都会”的历史勾连起来，形成了具有深刻文化症候的“上海怀旧热”。在与此相应的文学文本中，上海与全球的想象性“连接”，实际上是上海与西方世界的连接。将“西方”视为“全球”的指代，是现实中“西方”在全球经济、文化格局中不可替代的位置的反映。即使在华人世界的大都市序列中，尽管各自都曾经经历过程度不一的“殖民历史”，但各华人都市却随着殖民历史的资深程度而进行着有意无意的排名，香港、台北、新加坡……似乎都成为了上海的榜样或典范。然而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伴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上海不仅在华人都市的序列中独占鳌头，而且在成为新的全球城市的同时，重构了与东亚/东南亚城市在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社会结构上的关系。具体而言，对上海的城市想象，确实还保留了将其纳入到西方发达城市中进行比较和褒贬的维度，但更重要的是，如何重新想象一个发达且充满机会与刺激性的上海，它颠倒了与以往华人发达城市的关系，不是上海人到香港台北和新加坡去“淘金”，相反，上海成为了台北、香港和新加波的榜样与典范。类似的关系同样也出现在上海与东亚/东南亚其它非华人世界的大都市之间，譬如首尔、吉隆波、雅加达和西贡……等等，这些彼此在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紧密连接城市重塑了全球化的空间结构。通过新移民眼中本国/境内与在地国/境外的相互凝视，本土与异域、自我与他者相互对抗、彼此渗透，上海城市空间不仅呈现为一种更为震惊性的体验，而且成为一个全球身份政治极其复杂的“接触地带”。马来西亚旅英作家欧大旭的上海书写，一方面依然保留了观看上海的西方视野——包括其英文书写以及引起英语文学世界的高度关注——另一方面则从比较“后进”的东南亚都市视角来观看上海，为把握上海在新世纪的“都市形象”变化提供了难得的个案——其作品回译成汉语并在上海书写的序列中被阅读，同样标示出欧大旭作品横跨马英/马华以及将“后进”/“先进”经验混淆在一起的“杂糅性”，为我们从域外来观看新世纪巨变中的上海景观和上海形象提供了一个相当有力且独特的重要位置。 一、都市现代性：从“离散”到“流动”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多关注国族与离散，往往跳不出“中国关系”和“南洋论述”，周策纵曾经在1980年代总结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双重传统：中国性与本土性[1] ，然而1990年代以来，马华文学内部发生了重要转向：一方面，如欧大旭所说，中国给马来西亚带来“文化革命”，触角深入到经济、教育、语言、流行音乐等各个方面[2] ；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崛起，钦羡的心理中也多了一份谨慎与保守，文学中弥漫着“断奶”的呼声。[3] 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马华文学群体更加强调本我和在地的视角，思考与中华性的微妙互动。其间渗透着大马华人群体地理和心理认同疆域的重新界定。这需要我们跳出“宅兹中国”的中心思维，在更宽广的空间视野上“从周边看中国”，理解海外华文文学地理的时代变迁。殴大旭是当今横跨马华文学和马英文学的代表人物，在吉隆坡、雅加达、新加坡、伦敦、台北、上海间不断迁徙。代表作《丝之谜》（2005）《没有地图的世界》（2009）和《五星富豪》（2013），隐藏着一张亚洲文学地理变迁“隐形的地图”。[4] 欧大旭在《没有地图的世界》台北新书发布会上谈到《五星豪门》的“身份认同”，“只是这一次主角们的身份是‘流动的’，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身份，甚至‘没有身份’也可能是一种身份”。显然，《五星豪门》的创作有着更大的野心。新加坡作家唐爱文（Edwin Thumboo）曾如此谈到，马华文学始终执着于族群主题，同时也深深眷恋于对遥远的中华母国，而马来文学又汲汲于国家主义，马英文学无疑是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摆脱马华文学与马来文学纠缠双重纠缠的可能性。[5] 《五星豪门》可谓又是一次尝试，作家尝试进一步超越马来文学、马华文学和马英文学，探索更远的可能性。 从马华文学到马英文学再到上海书写，“离散现代性”正在为更广阔的“流动现代性”所替代。这一新型的都市现代性既容纳了具有殖民色彩的“离散现代性”，也深化并重组了其逃逸与自反的特征，形成了一种“流动的现代性”，具有“无限的身份建构过程”。 欧大旭在在自序写道：“《五星豪门》中的人物——妃碧、盖瑞、英徽、贾斯汀和华特——是我在上海观察到的人给我灵感而创造出他们，但这些也是与我一起长大的人：未曾享有我所得到的优渥生活和机会的亲戚；生活与我交迭相织的女侍、摊贩和扫街人，他们的面容是我孩提时习惯见到的。他们现在全都在国外生活工作，他们身上永远有一部分留在另一个国家。透过生活重建自己的道路，他们令我想起自己的家族史，记起我的祖先在将近百年前踏上的旅程”[6] 。与祖先一样，新的身份认同是在跨境流动的过程中实现的。正是殖民时期的离散经验，塑造了马华文学“根的政治”。王德威将海外华人认同的演进归结为：“移民”“夷民”和“遗民”。[7] 华人背井离乡，年深日久，“移民”融入地区文化成为“夷民”，而在骨子里又拒绝融入移居的文化里，成为新的“遗民”，正如殴大旭笔下的人物，他们永远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身上永远有一部分留在另一个国家。 五个主人公踏上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以来，似乎都未来彻底逃离以前的生活，以为是永远抛下，但始终活在马来西亚的回忆里。盖瑞是那个边远“小镇流氓”，贾斯汀背负家族嗜血的基因、资本的原罪和沉重的遗产，英徽内心始终是那个有着嬉皮风格、游走于伦敦和吉隆坡的天真小女孩。贾斯汀、英徽和华特的故事是马来西亚华人家族历史的缩影，只是前者代表华人精英与马来西亚现代化的历史，而后者则是底层华人移民的创伤史。华特的故事夹杂在其他四人的故事之中，他的致富经是几代华人移民的创伤经验的总结：底层华人的发迹困难重重，根本无法与贾斯汀、英徽家族为代表的强大政治势力和商业集团抗衡。华特的上海计划是历史恩怨的继续，他不仅制造了与英徽和妃碧的双重暧昧，以开发历史建筑的名义骗走了英徽的商业贷款，贿赂地产开发的政府官员，最终导致了贾斯汀家族的破产。 历史纽结成为奇妙的循环，而上海的崛起成为马来西亚历史的镜像，华特则是整篇故事的联结者，更是历史的终结者。五个人的个体体验夹杂着族群的历史，人物的遭际和社会的变迁隐喻了马来西亚的现代史及其文化政治，极具反讽的意味。贾斯汀和英徽的大马历史是一个“极权资本主义的历史”，华特、盖瑞、妃碧则是无法在竞争中生存的族群和个人，他们的命运只能在资本主义压榨下走向没落或者反抗。在腐败、痛苦和没落之中，拯救才会到来，寓言充当了末世人生虚弱的呼救。华特是贾斯汀的反抗者，也许也扮演他们的拯救者，然而本质他只是贾斯汀的另一个影子，复制了另一个家族不择手段、欺骗血腥的发家史。错综复杂的叙事建筑在时代废墟的真实描摹上，以寓言和碎片的接驳再现了历史的残酷真相。 《五星豪门》中的人物，并不能用王德威海外文学的“三民主义”来概括。他们虽然具有“移民”“夷民”和“遗民”的特征，但是他们并不坚持“花果飘零、灵根自植”的文化信仰，甚至根本没有接受故国文化招魂的意愿。同时，他们对出生生长的马来西亚也充满痛苦和纠结的记忆，这是一种多重离散制造的全球化时代的认同困境。潘颂汉以“散寓”总结马华文学的美学特征颇为贴切。[8] 故乡的青春原欲与错位散寓的跨区域书写相互交织，置身于“故乡”的“他文化”之中，催生出因为“离散”到“故乡”但又寓居他乡的多重情感纠缠。《五星豪门》正是一群“散寓”的移民，“回归”了母文化，对“乡”——他乡、故乡、原乡的跨区域追寻，却更深刻地体认到“家”的错置。 殴大旭说，大概十年前，我对自己应该根留何处而益发感到焦虑。殴大旭清楚自己这一生永远生活在边缘，困在三不管的地带（马来西亚、中国、英国），不尽然是外人，但也绝对不是其中一份子。于是向父亲埋怨自己受够这种分裂的文化人格，厌倦自己不知所归何处，然而父亲说，漂泊就是在你的基因里，这就是你的命。[9] 黄锦树曾以“没有家园”“流亡”和“错位的往返”描述旅台马华作家的体验，在全球化时代马华文学的归乡潮中，这一跨国的漂泊与离散主题一再被拓展。1990年之后马华群体“再汉化（再华化）”的心路历程，成为近年马华文学的重要主题。其中陈政欣的《三城》与《五星豪门》有异曲同工之处，小说以澳洲第三代华人林麦克在上海、沈阳、西安三城经历为背景，展现了“再离散”的旅程。从深入中国民间文化和地理风貌，到动情于中国近代史与小说，再到与中国恋人情深意切，似乎归乡的游子即将倦鸟归林，然而这一切最终并不能唤回家园之感，因为他们“更愿意成为全球化的世界公民，而不是让一些国界来囚禁自己”。从潘雨桐、林幸谦、陈政欣再到殴大旭，从离散到回归，从最初的旅台再到如今全球化的散寓，尽管早已摆脱了祖辈“流亡”的命运，然而处处仍然遭遇“错位的往返”。他们人如其名——林麦克、贾斯汀•CK林——不仅是华夷的嫁接，更是东西的错置。 值得注意的是，与传统的离散文学不同，中华性不再是唯一的身份标识，“没有家园”也不必然是丧家之犬，殴大旭的离散书写是对离散的重写，与更为广阔的、人类普遍的离散经验连接在了一起。史书美的“反离散”分析显然具有局限性，《五星豪门》涉及到国族、性别、怀旧、族群、阶级、第三世界话语、房地产霸权、文化遗产保护以及诸多弱势社群运动，不囿于乡愁与离散的二元视野，也超越了原乡想象与现实关怀的区隔，以上海的空间政治为背景，《五星豪门》成为全球化时代差异地理书写的重要投射。这是一种差异政治、左翼话语、创伤叙事、承认的政治和游牧主义思潮交汇的产物，是一种新型的深度乡愁叙事。 如果说离散文学的乡愁叙事是一种“根的政治”，那么全球化时代的“后乡愁”叙事可以体现为一种“势的诗学”。王德威以“势的诗学”形容华文文学的逃逸策略，即希望文学借力使力，重写文学史之“隐”，并且发动主客不断易位的批判策略。[10] 从孩提时代，最吸引殴大旭的不仅是马华群体身上的“哀伤”与“念旧”，而是“勇气”。“散寓美学”没有止步于“根的政治”的哀伤与念旧，而是撬动了重写与批判的“勇气”。 殴大旭的创作处于马华文化和马英文学的“双重离散”语境中，极端地“去疆域化”塑造了其持续重写历史的冲动，揭示了全球化时代的马华文学从“离散现代性”向“流动现代性”的转向。在逃逸与错置、历史与现实、离散与救赎多重的情感易位中，他的创作不仅具有马华文学传统的多元丰富色彩，更具有抵抗和激进的美学姿态。 二、城市空间的“再疆域化” 殴大旭的抵抗与激进姿态，集中体现于上海空间政治的描绘中。 1997年亚洲地区的金融危机之后，亚洲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上的软肋暴露无遗，马来西亚也在这场危机中重新去寻求“自我”感。而随着2000年以后上海的不断崛起，跟随全球流动而调整的空间结构，铸造了全新的现代化美梦，中国上海逐渐成为了引领马来西亚对于现代化想象的一个重要全球城市空间。[11] 殴大旭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资本流动导致城市景观变化和生活空间的变换更新，通过新移民参与上海这座日益占据东亚重要位置的跨国城市的空间的争夺与改写，展现新一代马华移民生活状态急剧变化的历史。 《五星豪门》封底印着英国《独立报》的评论：“倘若上海官员想找得奖作家上海，创作优美诗意的文字以吸引观光客与投资人前来中国（及全球）最大的城市，他们最好别联络欧大旭……作者笔下并没有任何平板粗糙的角色麻烦，他以引人入胜的同情笔触，描写他们追求快乐但最终一无所获的过程。若要说书里有谁是反派的话，那就是这个城市，及城市氛围中无可逃避的冷酷贪婪。”当作家将文字和图像汇成一幅微缩的上海图景时，上海的种种能指形象无时无刻不笼罩着这些所谓的外来移民，并通过象征的转喻而渗透于他们的想象世界。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为求资本积累与扩张，全球资本主义空间拓殖的速度与地理规模高歌猛进，其影响所及的层次和范围，皆是前所未见，而这个城市似乎又展现出上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笔下的冷酷和贪婪。 贾斯汀来到上海携带着全球资本对上海空间拓殖的图谋。他以城市空间的改写和争夺作为重要手段，要在大规模的都市重建计划中挤占一席之地。对于上海一栋历史建筑的改造和开发，象征着全球性流动资本对城市空间乃至上海精神的改造，这里紧挨在一排卖水果蔬菜的小店后面，低矮砖屋不久前刚用廉价水泥修补过，浸染个体的经验记忆，然而在资本的眼中，“老实说，很丑：没什么居住价值，已可重新开发”。城市成为一个冰冷的、抽象的未知空间，任由资本对不同区域进行意义划分，“终于挖出了一个符合家族野心的潜力地点：一座建于一九二零年代，迄今仍残存部分建筑的鸦片烟馆，有间几近报废的仓库就在附近，周围是低矮弄堂，位于南京西路和淮海路之间。这绝对是很潮的精华地段。”[12] 正如同当年发生在马来西亚的老影院保护运动一样，借着怀旧串联起了断裂的上海时间，只有抽离历史遗产，诉诸眼前的大城市改造和更新计划，才更能够兑现家族的美好期望和人人可见的美好生活。在上海这个意义厚重的地点生存下去，一切必须经过陌生化的过程，并且创造性地解构、挪用、再现那些意义能指，这座城市才能变为向资本开放的空间。同时，只有对空间的再造和改写，才孕育新的自由和机会，抹去原来的固定范式，抽离厚重的历史文化意义，只有这样的未来才是新的移民者可以期待的未来。 然而这一切最终被证明是幻梦一场。城市并没有向这五个移民开放。生活在底层的妃碧始终是“没有身份证”的人，盖瑞的走红像流星闪过，他曾是个二十二岁就喝过一千美金香槟的超级巨星，然而他的内心始终是个小镇流氓，一个永远无法改变的恶棍。一个电视选秀节目能让你攀上名利之巅，但你也可能迅速变回无名小卒。一张遗落在咖啡店桌上的身份证件，可能让你遣送出境，也可能让你得到梦想中的工作。看上去上流社会出身的贾斯汀、英徽和华特都是社会的主宰者，然而他们的命运同样是上海的“异乡人”。英国名校毕业的英徽在上海是一枚“剩女”，她的努力和成功在城市伪善面前显得那么不堪一击，失败的贾斯汀陷入了精神的恍惚，躲进城市阴暗的角落，而“五星豪门”华特施展骗术，凭空建筑出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好假象，这座城市中的海市蜃楼从来是请君入瓮的地方。 “五星豪门”的成功叠加在一环又一环的欺骗之上，而贾斯汀和英徽始终并未了解现实中复仇之火来源于历史的深处。华特只是复制了贾斯汀家族的发家史，这样的故事在上海每天都在上演，而贾斯汀和英徽败于对历史的淡忘，这一悲剧或可见证殴大旭对于历史深层叙事的偏爱。《五星豪门》的上海故事形成了对马华移民历史创伤的隐秘复写，历史（时间）的“再出场”与空间“再疆域化”形成双重隔离的力量，马华群体在全球化时代的故土，陷入了“离散-归来-再离散”的时代困境。可以这样说，时空的双重隔离制造了当代马华文学的“双重离散”。 《五星豪门》中，他们在城市中最终都陷入不见光的所在，他们总有个“黑暗的灵魂”。一面戴着穆时英所说的都市人“快乐的面具”，一面却自毁于厌倦与麻木，将自己隐藏起来逢场作戏，在五光十色的文化碎片中掩盖自己的孤独、贫乏与枯竭。妃碧看到，五颜六色的购物中心，一群拖着廉价商品黑袋子的人，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而工地敞开着无底的深渊，即将吞噬一切。贾斯汀梦想在上海“二十一世纪的荣光下展现我的遗产价值”，然而一个孤单女人的声音——《小月光曲》如梦魇似的缠绕着他，有时声音也幻化成父亲的声音，外在的世界强行入侵他的存在，让它的无处安身，他只属于那秩序井然的城市面貌，而这里充满锅碗瓢盆的喧闹，哭泣的婴儿，愤怒的母亲，老夫妇吵架拌嘴，十来岁的小女孩来回踱步，朗诵着“英语会话”——反复念诵我们上科学课，我喜欢音乐……他拉下窗帘、躲进黑暗却不得其所。英徽是女性优雅和独立的化身，然而却最空虚，因为它最需要的是“需要”（need），“需要”有着拉长的母音和空洞的想象，是可耻的象征，而与尊敬相反。 波德莱尔曾经用“Dupe”形容那些注定被欺骗和愚弄的都市人。本雅明因此认为，一个城市变得越来越离奇古怪，对人的本性的认识就要越深刻。[13] 在“再疆域化”的上海，获取尊敬成为“空洞的想象”，移民与上海的关系是欺骗与利用的关系。英徽认识到，他们在找的也许是金钱，或许是地位，又或者是——愿老天保佑，不是——爱情，但不管是什么，上海都没准备要给他们。这座城市高举着保证，但让你拿不到，尽管有餐厅、商店、画廊和无法抑制的可能感，不管你多么辛勤工作或多用力享乐，你总会觉得上海加快步伐领先你两步。这座城市嘲笑你，考验你的限度，利用你。你来这里利用上海，过了一阵子，你才了解这座城市在利用你，它早已经往前走，而你只是想办法跟上而已[14] ，身处其中永远陷于这样一个循环：“要固守在中国发展-从灰烬中重生-再次出发”。 从《丝之谜》林强尼到《五星豪门》贾斯汀，浓缩了亚洲现代化和城市化历史。他们家族的发家史出奇相似，虽然一个发迹于殖民体系，一个成就于民族国家时期，但是他们继承了资本主义对空间贪婪攫取的欲望。恰如列斐伏尔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得以幸存的秘密在于对土地、空间和资源等自然要素的商品化。以空间生产为视野，杜赞奇《全球现代性的危机》指出，全球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紧张关系中收益最大损失也最大的群体首先是美国，后来是东南亚的华人社群。正是这些离散与侨居的社群，使我们可以观察到远离国家生产空间的程度，并探索空间生产新类型的可能性及其危险。[15] 一方面，民族国家采取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策略，向世界敞开大门，形成了全球化时代新一轮东南亚移民潮，塑造出上海、新加坡、迪拜等“去疆域化”的全球性大都会；另一方面这些移民为了微薄的工资和不称心的工作，出卖自己权利，悬置于资本与国家之间，也悬置于民族国家的管辖权之间，落入阿甘本和艾明如所谓的“例外状态”之中，而这一切又凸显出亚洲大都市面临“再疆域化”的危险。 三、“上海”再定义：中国崛起、东亚都会与全球城市 原乡乌托邦不再是世外桃源，抒情式的乡愁早已经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融进了新的特性。欧大旭笔下的上海移民对上海的认同是在跨境流动的过程中实现的。以全球化移民的跨境离散为中介，全球性和本主性在上海空间发生了诸多化学反应，“上海”的再定义意味着两者互补过程的完成。 跨境流动的普遍扩散被认为是现代性的重要空间组织形式，呈现为一套日益复杂的体验：越境和互动的行为搅扰了许多关于文化普遍设想的本土主义。其显著标志就是“家园”为固定空间的“根源”的终结。小说中，最打动英徽的一幕是华特在阅读《空间诗学》。巴什拉《空间诗学》歌颂人类“家园”和“希望”的诗学，呼唤人类诗意的栖居。离散与栖居正是海外华文文学的永恒主题，撰写《五星豪门》一书，不仅是作者和身边普通人的故事，而是“记录找寻一个家的意义”[16] 。家园是人类记忆、思想和梦想的伟大结合，离散塑造了马华文学难以自持的怀乡精神，文学的“去疆域化”也让边缘疏离状态演化出一种批判性的文化立场。面对全球都市的“再疆域化”，殴大旭能够冷静地站在权力和资本空间拓殖的对面，思考如何为新上海人寻找“希望的空间”。 上海历来是一个承载了太多想象的传奇性的存在，一个被无数积极或消极的现代符号堆积起来的国际大都会，一个与中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充满现代魅力的摩登世界。2000年后，上海经济地位的不断飙升，日益成为东南亚新的经济引擎，伴随而来的也是城市空间的急速改变，并以全新的方式冲击城市文化与日常生活。种种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所造成的震撼性的城市体验，也许并不能够为城市内部的人们所深刻感知。 近年来，围绕东亚标志性全球景观城市的双城或多城间的跨境互动，成为热门的文艺创作题材。譬如以台北和上海之间的都市连接为主题的王文华的畅销小说《蛋白质女孩》、陈彬的台商生存手册《我的上海经验》，王安忆的小说《香港的情与爱》则以《我爱比尔》、《月色撩人》、《新加坡人》、《香港的情与爱》系列图景展现了旧金山、香港 、新加坡、上海的多重镜像，他们既相互指涉也截然不同。《五星豪门》作为海外作家“上海写作计划”[17] 的代表作品，提供了以独立和域外立场审视亚洲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视角，其对于上海未来之路的启示尤显珍贵，这一启示或许就隐藏于《五星豪门》结尾三章标题中：“如何不遗忘”“浮云朝露”与“跋山涉水”。 2018年1月，“上海2035规划”发布。上海将在2020年基本建成“四个中心”的基础上，到2035年基本建设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成为亚洲新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文化大都市。可以说，“上海崛起”不仅仅承载着当代中国人的集体欲望，而是深刻地介入了当下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文化构成。通过新移民眼中本国/境内与在地国/境外的相互凝视、相互影响，欧大旭启示我们，上海不仅能够成为全球新的资本中心，而且亚洲能够以上海道路走通新的全球化的征途，亚洲各国也能够以同样的“上海方式”实现崛起和复兴之梦。 作为新的崛起中亚洲中心城市，上海日益成为亚洲其他地区、其他城市现代化、都会化进程凝视的参考点。进而可以说，上海必须在小说中成为瞬息万变没有具体内容的意符，这样我们更能在其中自由解读出自身对未来空间的想象。欧大旭的小说不断回答上海这一亚洲地区新的中心城市，如何成为创建新的文化和政治身份的现实或潜在场所，对于整个全球化过程究竟具有什么意义。以此为起点，欧大旭及其之后的小说，或将不仅再现上海作为全球金融流通和工商贸易集散枢纽的核心作用，还向我们展现上海与世界其他地区在政治、经济、社会、种族、文化等方面的不断演变和生成的动态关系，以及在全球关系中上海是如何超越了地方的局部空间局限的可能性。 【注释】 [1] 周策纵：《总致辞》，王润结、白豪士编：《东南亚文学：第二届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论文集》，新加坡哥德学院、新加坡作家协会，第359页。 [2] Tash Aw(欧大旭)：A Cultural Revolution in Malaysia，The New York Times,2016-1-11。 [3] 许文荣：《话语文学对中华性的接受与颉颃——以马华文学为个案》，《华文文学》2017年第1期。 [4] 以英语进行创作的欧大旭是马来西亚华裔作家中的翘楚。迄今为止，他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和谐丝庄》、《没有地图的世界》和《五星富豪》。《和谐丝庄》2005年入围英国布克奖，2006年获得惠特布列首部小说奖。《五星富豪》则入围2013年曼布克奖长名单。 [5] 尼莎•哈兹•哈伦：《本地英文作家的困境》，庄华兴译，《星岛日报•文艺春秋》200年10月16日。 [6] 欧大旭：《五星豪门》，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305页。 [7] 王德威：《文学地理与国族想象：台湾的鲁迅，南洋的张爱玲》，《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3期。 [8] 潘颂汉：《‘乡’的跨区域追寻：马华文学‘散寓’论》，《广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9] 欧大旭：《五星豪门》，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序第5页。 [10] 王德威：《‘根’的政治，‘势’的诗学——华语论述与中国文学》，《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1期。 [11] 马来西亚是1970年代第一个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东盟国家，从而带动东盟各国寻求与中国建交的“蝴蝶效应”，开创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新时代。21世纪初的中马关系被当地舆论形容为“水乳交融”。2014年，中马双边贸易额达到1020亿美元，中国已连续7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 [12] 欧大旭：《五星豪门》，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42页。 [13]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的抒情诗人》，张旭东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 第59页。 [14] 欧大旭：《五星豪门》，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280-281页。 [15] 杜赞奇：《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亚洲传统和可持续的未来》，黄彦杰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04-305页。 [16] 欧大旭：《五星豪门》，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序第6页。 [17] 2009年，受上海作家协会的邀请，欧大旭以驻市作家身份参与了当年度的“上海写作计划”，同期的作家还有挪威的拉格纳•霍夫兰德、希腊的亚历克斯•斯坦麦提斯、爱尔兰的科纳•克里顿以及爱尔兰的莲娜•苏里梵。在上海的短暂生活激发了他的文学灵感，他决定创作一部上海题材的小说《五星豪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