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关键词批评”的新变与推进 虽然“关键词批评”的历史并不久远，但其在世纪之交步入快速发展期后，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并在理论承传中显示出了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向。“关键词批评”的应用领域已扩展至学科省思、教材编撰等文学领域的诸多方面，并在批评实践层面出现了不少新变与推进，一些具有新气象的论著不仅在编撰体例上有所突破，更注重论辩性，而且表现出了紧扣文学文本进行深入阐发的特点。 “关键词批评”通过捕捉起着支撑作用的核心词汇，敏锐把握到关系着批评对象实质的关键性发展线脉，由此可以透视一个问题、一部作品、一个作家、一个学科的核心要义乃至一个时代，因此，自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面世以来，其“关键词批评”范式便被各学科研究者广为借鉴，而因其在某种程度上又契合了“文学学”当下自身的发展轨迹与需求，故而在文学领域展现出尤为引人注目的应用图景。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可看作西方文学的“理论时期”(Theorsday)，或曰“理论转向时期”(The Moment of Theory)，20世纪末至今则进入了“后理论”时期(post-Theory)。(28)在“理论时期”，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发展，解构观念出现并盛行，对“文学学”和“文学”本身的审视与反思几乎成为了一个首要问题，西方文学进入到一种重新回到概念原初意义、检省自身状况的阶段；而“后理论”的阶段也并非要抛弃理论建构，其言说仍然建立在术语词汇之上，对于研究者来说，对概念进行辨析仍然是必要的。因而，在旧概念、旧术语亟待厘清与反思，新概念、新术语层出不穷的当下文学语境中，对“关键词”进行细致的梳理、反思、甄别、滤汰，对“文学学”的健康发展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不少学者已经关注到这一问题并开展了相关工作。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米哈依洛夫(А.В.Михайлов)在《当代文学理论的若干课题》(Актуалъ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меории литературы,1993)中提出文学理论这门人文学科“到了该对文学学的关键词加以历史的梳理”的时候了，并专门论述了“文学学”的“关键词研究”之于该学科的意义所在。(29)法国学者安东·孔帕尼翁(Antoine Compagnon)则在《理论之魔——文学与流俗只见》(Le démon de la théorie:Littérature et sens commun,1998)中对“文学”、“作者”、“现实”、“读者”、“文体”、“历史”、“价值”等七个被当代文学理论企图颠覆的核心范畴进行内涵梳理与反思，将其置于历史语境和冲突场中加以审查，不啻为“现代文论关键词研究”的力作。(30) 当“关键词批评”被应用到“文学学”的概念梳理之时，有研究者通过运用其对包括“文学”在内的概念进行分析来省思“文学学”学科。如前文提到的《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一书，就围绕“有文学性的”等核心概念对“文学”的概念生成与存在价值进行了质询与追问。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还被视为英国突出的文学理论教材或日教学与研究参考用书。(31)事实上，“关键词批评”在文学领域的应用确已拓展到教材编撰之中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撰体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比较盛行的是“流派理论史模式”与“文学理论的核心范畴、问题或关键词模式”两种模式。(32)这里所谓的“关键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到了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批评”的影响。该类教材往往选取一些文学理论的关键范畴、关键概念或“关键词”进行分章论述，有时也同时结合一些重要问题进行阐析。较有代表性的“关键词批评”式文学理论教材有瓦·叶·哈利泽夫的《文学学导论》及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合著的《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瓦·叶·哈利泽夫的《文学学导论》是一部在俄语世界产生了比较重要影响的教材，初版于1999年，次年即再版，2002年出版了修订版，至2013年已出版第六个版次了。这部教材对文学理论的一些核心命题及“关键词”进行了界说和阐释，包括“作者、作者创作能量”，“读者、读者在作品中的在场”，“作品、文本、互文性”，“结构、结构的内容性、富有内容性的形式”，“视角、主体机制”，“对话与独白”等。该书就相关文学理论问题进行了翔实多维的论析，显示出一种“深化‘理论诗学’”的学术取向。以其中关于“文本”的阐析为例，作者分别对“作为语文学概念的文本”、“作为符号学与文化学概念的文本”和“后现代主义诸种学说中的文本”进行了系统研究，从一种新的视角为读者展开了富有启发性的解读。(33)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合著的《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则是一部在英语世界享有盛誉的教材，其英文名为“An Introduction to Laterature Criticism and Theory”，鉴于作者在序言中交代该书是“在我们或多或少已经熟悉的关键的批评概念的领域作一些基本的尝试”，且该书实质上是以核心范畴和“关键词”的形式架构全书，中译者汪正龙、李永新为其中文译名添加进了“关键词”一词。(34)该书选取了“悲剧”、“后现代”、“性别差异”等32个包罗古今重要概念的“关键词”或范畴，既紧跟文学理论的时代焦点，又秉持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在论述相关核心范畴时“力图呈现问题的起源、发展与流变”，“揭示该问题的生成语境和变形图景”(35)。 在现代社会中，大学荷载了承传学术、创造新知、培养学生追求真理的精神和操守的功能，在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构成中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教材也是高等院校教育得以实施的一个重要载体，通常情况下，进入教材的内容应该是为学术界普遍认同的那些规律性和系统化的知识。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学术界和教育界出现的运用“关键词批评”研究方法的教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术界和教育界对其的肯定性评价，也在客观上显现了“关键词批评”在西方学术界的勃兴程度及对“文学学”学科建设的影响力度。而随着此类教材在教学实践中的应用，不但有益于学科建设，也会扩大“关键词批评”的影响并刺激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追溯原因，采用“关键词批评”或“关键词”与问题结合式的方法来编写教材，一方面是因为以“关键词”为轴线来叙述把握核心价值既灵活又高效；另一方面是“关键词批评”具有反辞书性特点，突破了以话语权威的姿态对关键词进行“一锤定音”式或“标准答案”式的定评界说模式，表现出了开放性与延展性，(36)相对传统体系式的宏大叙事而言，更好地荷载了传承学术时激发创新思考的教育目的。 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批评”虽然采用了词典的形式分词条展开论述，但他明确指出《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不是一本词典，也不是特殊学科的术语汇编”，“不是针对许多语词所下的一串定义之组合”，而“应该算是对于一种词汇质疑探询的纪录”。(37)该书也确实表现出了一定的论辩性，不过，雷蒙·威廉斯多将论辩隐含在对词义的简略梳理和精当辨析之中，读者往往需要细心揣摩，方能领悟其言外之旨。陆建德曾指出该书具有论辩的特征，并呼吁道：“我们应对书中论辩的风格予以特别的关注”，“有些地方我们稍不留心就可能捕捉不到嘲讽、挖苦的话外之音”。(38)“关键词批评”的后继者们在对“关键词”进行阐析时，从遴选到阐释也均注重论辩性，不少研究者不同于雷蒙·威廉斯的隐晦做法，往往采用直陈其意的方式。剑桥耶稣学院与匹兹堡大学共同设立的“关键词项目”选取“关键词”的条件之一，就是选取那些在当代社会中处于争论中的词语即具有积极的论辩性(actively contested)的词语。(39)于连·沃尔夫莱(Julian Wolfreys)也称自己写作《批评关键词：文学与文化理论》基于两个目的：一是“通过讲解让读者了解特定术语的复杂性，在每一关键词项下，都有一系列来自不同批评家的引语”，二是向读者“强调甚至肯定”词语意义的不确定性，包括“悖论、矛盾或含混性”。(40)《新关键词：修订的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则对阐释所收录的词语予以了这样的明确定位：“我们要求撰写人在阐释概念时，用一种反映本人观点的方式而不是给出‘正确’(correct)定义的，完全标准化、字典式的方式来写作”(41)，这显示出了编撰者延续雷蒙·威廉斯既注重论辩性也注重客观性研究理路的意图。而如《批评关键词：文学与文化理论》和《新关键词：修订的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的编者所言，作为“关键词批评”的践行者，他们虽然注重呈现针对各“关键词”的不同观点，却并不试图给出一个带有权威性的最后结论，他们的阐释意图并非是要提供一个有关“关键词”界说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而是注重“关键词”的开放性与流变性，重视其缘起、生成语境、基本理论意指及在批评实践中的发展、变异，揭示不同的使用者与研究者对“关键词”的不同读解方式与批判维度，这也正是他们对“关键词批评”非权威性的特点的把握与继承。 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更多的是在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变迁中捕捉“关键词”语义的生发流变，较少联系文学作品进行阐析，多以其他类型的文本作为分析对象。近年来西方文学研究中的“关键词批评”则结合文学研究自身的特点，愈来愈倾向于紧扣文学文本进行“关键词”释义。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合著的《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就注重在批评实践中将理论研究与文本范例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全书解析“关键词”时讨论过的文学作品多达127部。在第2章《读者与阅读》(Readers and Reading)中，作者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Shelley)著名的十四行诗《奥西曼德斯》(Ozymandias)为范例进行文本分析，通过文学理论近几十年发展中涌现的新批评、读者反应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解构主义批评等流派对该诗解读的分歧，说明“《奥西曼德斯》赋予读者和阅读的，也像它所牵连的事物一样多”，并指出文学的阅读与被阅读的关系“令人惊奇地纠缠不清：不仅是我们在读诗歌，而且诗歌也读我们”(42)。在第22章探析“怪异”(Queer)这一“关键词”时，作者对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短篇小说《丛林猛兽》(The Beast in the Jungle,1903)进行了细致解读，提出同性恋话语不仅存在于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 enne Rich)等同性恋话语的写作之中，也会以隐蔽、扭曲的形式存在于看上去属于异性恋话语的写作之中。而在第31章对“战争”(War)词条的释义中，作者重点分析了三首与战争相关的诗作，分别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的《轻骑兵队的冲锋》(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威尔弗莱德·欧文(Wilfred Owen)的《徒然》(Futility)和荷马(Homer)的《伊利亚特》(Iliad)；略微提及的诗作有维吉尔(Virgil)的《埃涅阿斯纪》(Aeneid)、乔叟(Chaucer)的《特罗勒斯和克丽西德》(Troilus and Criseyde)、弥尔顿(Milton)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序曲》(The Prelude)、济慈(Keats)的《海披里安》(Hyperion)、拜伦(Byron)的《唐·璜》(Don Juan)、惠特曼(Whitman)的《草叶集》(Leaves of Grass)、庞德(Pound)的《诗章》(The Cantos)、琼斯(Jones)的《括号》(In Parenthesis)等近十首。作者正是在对文学问题的多元探讨和文学文本的多维解读中“呈现了文学理论的多种可能途径”，“挑战了我们对文学通常的理解与认知，激发我们对文本进行审视与重读的欲望”，也体现了赛义德所倡导的“复调式的阅读”和“多元对话的复调效果”，从而“为读者提供多样化的看待和理解文学的方式”(43)。 此外，当雷蒙·威廉斯的语言观受到昆廷·斯金纳(Ouentin Skinner)的批评，被认为仍然“固守着传统的representation-reality之间的范式性关系”，未注意到“语言在意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构成性作用”(44)时，经历了后现代思潮的后继研究者们，在相当大程度上对语言的认识有了更进步或日更激进的理解，很多人秉持的是一种构成主义的观念。如英国学者丹尼·卡瓦拉罗(Dani Cavallaro)在《文化理论关键词》(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2001)中，自述希冀达到一种在批判理论和文化理论中的“主题的变奏”，其所谓“主题”是指经“处理”成的一个个概念，也可“被看作坐标”，它们为读者提供“通向批判及文化理论领域的备选入口”，使读者把握现实和“文化范式”；所谓“变奏”，是指希望读者通过理解话语和技巧是如何建构对象和观念的后重审它们，从而“转变观点”(45)，而该书中最常见的一个关键性概念就是“建构”(46)。 回顾“关键词批评”的生成，雷蒙·威廉斯为其批评理念和批评文体的确立做出了重要贡献。就批评理念而言，《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确立了“关键词批评”的基本理论特质：在社会、历史、时代、文化变迁的宏阔视野中，对“关键词”进行历史语义学及文化研究层面的梳理与辨析，注重词语问的关联性，在梳理词义生衍的同时，呈现相关问题的流变及背后蕴含的政治思想倾向与人文踪迹；关注“关键词”意涵的开放性与流变性，将对概念意义的解析融入鲜活的理论活动及阐释实践之中，重视其生成语境、基本涵义及在批评实践中的发展变异。在批评文体上，与其开放的研究理念相应，《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以社会文化方面的“关键词”钩沉为写作模式，在对这些词语演变的敏锐洞察中形成了独特的批评体例。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雷蒙·威廉斯在借鉴辞书编撰理念和文本体例的同时，又突破了为这些“关键词”进行“标准答案”式定评界说的话语权威姿态，表现出了鲜明的反辞书性，并在对相关社会文化现象、问题的多元探讨、多维解读中呈现了批评行进的多种路径。雷蒙·威廉斯首开先河的“关键词批评”绝非秉持精英主义立场或局限于象牙塔内的学院派学术研究，而是注重社会文化批评实践，并在这一实践中打破了原有的学科壁垒，开启了以阐释核心术语反思社会文化发展的新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降，前文所列的诸种著述的出现表明“关键词批评”在西方学界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在文学和文化研究等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力，并在批评实践中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理论资源和研究路径。在众多研究者的共同推进之下，“关键词批评”在理论承传中延续了雷蒙·威廉斯紧密联系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语境解析“关键词”生成和演变的理路，又不再仅以追溯“关键词”语义源起为重心，而代之以“关键词”在批评历史和实践中的生发演变为考察重点，以增益于文学批评理论与相关学科的建构和发展。此外，“关键词批评”在编撰体例上有所突破，表现出了重视并紧密联系文学文本进行批评实践及编撰体例进一步彰显文论性的趋向。这些“关键词批评”的新气象昭示了其在雷蒙·威廉斯之后的发展新路向，也体现了“关键词批评”在新时代语境中的盎然生机与研究实绩，整体上愈益体现了充满学术张力的思维特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