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寅   蒋寅部分学术著作 编者按： 近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作为人文社科领域中的组成部分，取得了重大研究成果。本期学术家园专访著名学者、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蒋寅，请他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谈谈有关成果，特别是有关古代文学批评史领域的学术成就。 古代文学研究40年 学术家园：作为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您认为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主要成就在哪些方面？您认为各种科学技术手段的进步，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有着怎样的推动作用？ 蒋寅：近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我认为，首先是研究领域有了很大的拓展，对许多重要古典作家和作品有了全面的研究。很多过去不被重视甚至空白的领域，都展现出了全新的气象。如对于六朝时代的玄言诗、宫体诗，唐代李商隐诗歌，明清通俗小说等方面的研究，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 在某些古代文学作品的价值评估上，也突破了很多条条框框，不再以单一的标准来评价。和古代文学艺术的发展、进步相关的要素，得到正视和承认。比如过去对于唐代韩愈诗歌的评价，是毁誉参半的，但是近年来，学者们对于他“以文为诗”的特征和反古典、反传统的倾向进行了认真审视，对其在诗歌史上的影响给予了充分估量，对汉语诗歌的开拓性给予了更为全面的评价。 古典文学研究的技术手段也较从前有了很大的改变，我想，这多得益于电脑科技。古籍数字化的巨量成果带来了文献使用上的极大便利，学者搜集资料、使用资料的效率都较以往大为提高，论著写作速度明显加快，成果产出周期也明显缩短。众多大型古籍数据库使文献、历史考据迅速跨入了“e考据”的时代，这在明清文学研究中成果尤其显著。过去很难弄清的一些人物生平和交游关系，借助综合性的古籍文献库以及方志、族谱等专题数据库，常能快速获得研究线索和相关资料。这在《红楼梦》相关资料的研究中已有一些成功的例证。说数字文献的运用为古代文学研究带来一次技术的飞跃，是不夸张的。 古代文学研究还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国内学界逐步融入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学术潮流中。从上世纪80年代的“请进来”到90年代以后的“走出去”，国内外学界有了频繁的交流，而且这种交流正越来越直接和密集。以前我们想看到国外汉学的成果是很难的，我做博士论文时想了解日本的相关研究，都是导师程千帆先生托日本学界的朋友代为检索资料。现在学术出访则非常方便，图书馆对国外学术书籍的采购量也大为增加，最重要的是通过网络可以直接看到很多外国大学或研究机构的藏书目录甚至善本书籍，学术信息的获得变得非常方便。学者间的交流更加频繁，国外研究成果的翻译加快了速度，新版的论文很快就被译成中文。我们华南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创办了一种《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译丛》，集中发表有关成果。与此同时，国内的优秀学术成果也在逐渐翻译成外文，国家还专门设立了这类外译工作的资助项目。 总之，近40年来，一个相对高效的学术交流态势基本形成，我想，这对国内古代文学研究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知识更新方法多样 学术家园：您对于唐代文学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能否以唐代文学为例，谈谈近40年来的新的成就？ 蒋寅：40年来，唐代文学是古典学界公认的学者投入最大、成果量最丰富的研究领域。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学术成就主要集中于基本文献、史料的整理方面，学者们做了大量的别集注释、总集整理、辑佚，文献考订工作，其成就之高在海内外是有共识的。这些工作为今天的唐代文学研究打下了扎实的文献基础，有力地推动了唐代文学研究的长足发展和学术水平的整体提升。近年学者们又充分利用近代以来不断出土的大量碑志，进行人物事迹和历史细节的深入考证，不断更新我们对古典文学史的认识。一些过去很难开展的研究，比如唐代女性文学研究，也突破了资料少而零散的局限，取得了新的进展。 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多样化是新时期唐代文学研究最大的亮点，不仅在评价上改变了简单化、单一化的倾向；在研究角度上，随着文学理论的不断交流和深化，改变了内容——形式、内因——外因的研究模式，形成了流派、时段、家族、地域、制度、性别、宗教、传播等多视角互补并进的研究方法。老中青三代学者一方面在文学内部的文本研究上做了各种新方法的尝试，另一方面在外部环境的研究上也运用当代文化理论做了广泛探索。这些研究既和国际学术思潮接轨，同时也有着自己的特色。 学术家园：有学者强调，在学术研究上，应该注重建立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体系，尤其是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而言。对此观点，您如何看待？ 蒋寅：我上大学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末，接触的文学理论还是以内容和形式的两分法为骨干的。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进入一个繁荣时期，很多新理论新知识出现。我认为，相比传统文学理论，这不是简单的中国和西方的问题，而是古代和当代的问题。因为每一种新的理论，都是针对旧有理论的不足而提出的新视角或新认知。对于中国学界来说，这些新的理论和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视角和研究模式。今天来看，多一种研究视角和模式，就不同程度地给古代文学研究带来一些新变化，我觉得这是有利于学术研究的。 以文论研究为例，我是在研读中逐渐发现，中国古代文论中早就有很多后来在西方文论中出现的命题。如清代前期的诗论家就意识到“影响的焦虑”问题，只不过没有正式地归纳为一个命题，形成一套理论。又比如，20世纪初，研究“文选学”的李审言就写出用杜甫、韩愈诗来证实唐人精熟《文选》的著作《杜诗证选》《韩诗证选》，这是与后来西方文学理论中所谓影响研究、接受研究相通的很超前的一种研究方法。 所以，在今天我们一方面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古人和现代人的诸多学说理论，另一方面也要尝试在自己文化传统中“发现”新的理论学说。当然，文学理论发展到今天，已经很难构架新的理论系统，我们是对前人理论中被遮蔽的、未被触及的部分进行补充。 学术家园：您认为研究古典文学的现实意义在哪里呢？ 蒋寅：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镜与灯：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书中谈过这个问题。我说，文学不仅像一面镜子，照亮了民族文化的面影，反映了民族精神的成长；同时也像一盏灯，具有影响和辐射的功能，照亮我们前进的方向。古典文学在华夏民族精神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文学仍是塑造一代代人的精神价值、美学趣味的重要载体。古典文学相对于现代文学来说，它更为纯粹。生活是复杂的，价值观的差异是巨大的，但是古典艺术所蕴含的形式之美、道德之善、表达之真，可以说各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境界，是很多现代艺术无法比拟的。它给人类提供了一种与永恒的、高级的美感相联系的素质，所以阅读古典作品总会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愉悦。 撰写《清代诗学史》 学术家园：就您个人的学术经历和人生经历而言，改革开放给您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哪些变化？ 蒋寅：改革开放，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高考是改变我人生的重要契机。我是因为对文学阅读的兴趣而走上文学之路的，后来慢慢地喜欢上了古典文学，并做了古代文学研究工作。比较幸运的是，在我所读的几所学校，都遇到了非常好的老师。我本科读的是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那里学风严谨，有许多老学者。在本科时，系里就鼓励大家做研究、写论文，参加学生的论文报告会。所以我们77、78级出了很多学者。系里开设的课程也都非常扎实，有文字学、音韵学、版本学、目录学，为学生打下了很好的学术根基。后来在南京大学跟随程千帆先生读博士，是我学术研究上的一次飞跃。程千帆先生毕业于金陵大学，他的老师中有一批辞章大家，程先生兼擅辞章而又重理论和考据，他的学术理念对我有很深的影响。 可以说我们这代人，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的整个过程。读书阶段，我感受最深切的，就是上大学时所学的知识还是很陈旧的，但是从读硕士生开始，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方法、新理论的不断涌现把我们带入了新的思维和方法当中。对我而言，最大的影响就是，这些开始让我把文学理解为一个过程，让我对信息论、符号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对我以后的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学术家园：据我所知，近年您一直在撰写三卷本的巨著《清代诗学史》，您希望以此改变所谓中国没有系统文学理论的偏见。能否谈谈这部著作是在怎样的契机和条件下进行的？ 蒋寅：改革开放的成果可以说直接作用于我个人的学术研究。在今天更加便捷的阅读条件下和更加丰富的资料阅读中，随着我研究的逐渐深入和新资料的不断发掘呈现，我发现，中国的文学理论实在是非常丰富的，我们有很多的宝藏亟待发掘，尤其是明清两代。这和有些学者所说“中国文学理论是零星的、没有系统著作的，是没有科学的概念、命题”的评价完全不同。过去，在中国文学的传统中，我们不太注重明清两代文学。前人讲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辞、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而到了明清就似乎没有可讲的，小说、戏曲一直被视为“小道”。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明清文学理论的批评水准实际是很高的。尤其是清代，诗学已成为一种很重要的学问，其概念系统，思维方式、批评方式都非常严谨。而有的学者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偏见，其实是在排除了清朝文学批评的基础上提出的。 清代出版了数量众多的诗学理论著作，但我们对此了解得非常之少。过去老辈学者说清诗话大约300多种，而我在1994年编成的目录已经收录了近800种，另外失传的还有500多种，现知传世书籍已有1000多种，失传的也有800多种。也就是说，在清代约270年间，出现了至少1800多种诗学理论著作，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为此我萌生了写一部《清代诗学史》的想法。 我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准备写作的，第一卷写了10年，80多万字，已经出版；第二卷写了6年，70多万字；现在开始写第三卷。我把世界各地关于清代诗文批评的资料搜集起来，列出书目，慢慢阅读，差不多阅读了600多种诗话。很多书在过去是很难找到的，最近几年陆续被影印出版了。我想，这部巨大的《清代诗学史》，放在以前，凭借一己之力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我很感谢这个时代，希望以这样一部新的学术作品来致谢这个新的时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