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卡契的“形式”一词与“文类”是何关系呢?除了指“文学艺术”之外，在诸如“小说形式”“史诗形式”“戏剧形式”之类用法上可以看出，“形式”也同时指“文类”。更为直接的一个证据显示，卢卡契对于“文类即形式”的用法是十分自觉的(24)。例如他曾指出：“弄清文学种类的区别就是为了发现和创立现代资产阶级时期的形式和形式的规律。”(25)另外，“文类”(体裁、文学类别、文学类型等中译名)在卢卡契论著中的频繁出现，也进一步说明，卢卡契非常重视文类问题，文类理论在其整个文学批评理论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非常值得学界重视(26)。 那么，根据卢卡契的形式观，文类是如何体现形式与内容高度同一这一关系特性的呢?这涉及具体作品与文类的特殊关系观。从具体文学作品而言，卢卡契认为存在审美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连续性与点在性的辩证法。连续性是指每一部艺术作品的“规定了其决定性的审美特性的东西，处于它所属的那种艺术类型以及门类的连续性中”。各种文类自产生之日起就伴随而来一种历史的惰性，“文学、造型艺术、音乐、舞蹈、表演艺术很久以来就构成了我们通常用艺术一词加以概括的那个世界”。文学大家庭中，“除了抒情诗、叙述诗和戏剧以外，没有形成新的文学类型”。与此同时，连续性背后的非连续性或点在性又体现在文学艺术的显著社会历史性，文学艺术无法回避社会生活的历史影响，各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情状对于文学及其类型的变与不变具有客观决定性，恰如卢卡契所说：“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整体发展是构成以下事实的依据，即在一定时期是这种艺术或门类，而在另一时期是另一种艺术或门类起着主导的作用。这种社会历史的规定是如此强烈，以致它甚至可以造成某些门类(如叙事诗)的衰亡或导致新的门类(小说)的形成。”或者就某种具体文类而言，“戏剧作为一个门类从埃斯库罗斯到契诃夫、布莱希特和奥尼尔在不断的变革中才得以维持”(27)；小说也有不同国别或不同时段的小说之分。因此，在审美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作用下，具体作品与文类之间发生着积极的同变互动： 随着每一部能够称得上是审美的作品的产生，它所适用的规则的内容和形式，如果不是像在划时代艺术家的创作中通常出现的情况那样，产生根本性的变革，那么至少也会有所变化。当然还应该补充，门类……经历着历史的变迁，……在这种“革命”中丰富了和深化了……(28) 从文类角度而言，卢卡契提出“内在性”范畴来指示文类于文学语境中存在的独特审美特征。所谓“内在性”，一般是“对于在自然界和社会的不同阶段上以各种方式不断出现的一种存在事实的反映”。具体反映于文类，则是指文类名称不变的背后，其诸多规则、技巧、表现对象范围及方法等标志自身特性的属性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存在，时刻寓于千变万化的具体作品之中，无法脱离具体作品来孤立地认识与体验文类特征，作品总是属于某文类的作品，文类总是显现某些特殊审美属性的作品的结合，作品与文类不可须臾割裂或分离。卢卡契把这种看待作品与文类之间关系的态度称之为“基于一种感性的普遍化”的“审美的意识性”，认为文类的审美本质就是显现于“个别作品与其门类的这种相互内在性关系”。换言之，文类作为形式，是揭橥“感性的普遍化”(29)(亦即“具体的普遍化”)的一种审美意识形式。 文类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意识形式，是卢卡契基于文学艺术和科学反映现实的本质区别而言的。在科学中，现象和本质、一般与个别、现象与概念、感性与理性之间都是明确分离的，现象、个别、感性之类只是达到本质、一般、理性的方法或途径，后者方为科学的旨归；而作为审美现象的文学艺术则非是如此。个别作品与文类之间绝非科学上的逻辑包含或涵盖的抽象关系，而是上述相互依存的内在性关系，否则就离开了艺术的审美领域，以科学之眼抽象地看待作品与文类之间的逻辑关系，从审美越界入科学之阈，种种文类被抽空名称背后的丰富性、具体性与生动性，蜕变为抽象的概念之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艺术和文类又不再是两个概念，而是一回事。 卢卡契关于文类是特殊审美意识形式的观点还解决了作家世界观如何具体作用于实际文学创作的问题。卢卡契一再申明，世界观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影响偶尔是直接、更多时候是间接的：“就司各特的情况来说，世界观和创作方法之间只有一个不很复杂的、首先是直接的关系。至于其他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这种关系大都是间接而复杂的。”(30)那么这种间接关系是如何具体实现的呢?这就与文类作为特殊审美意识形式有关。文类作为审美意识形式，其“具体的普遍性”特点表明：文类一方面具有形式、规则、技巧等层面的客观性、稳定性、一般性，另一方面与其显示紧密内在性关系的作品又无法摆脱社会的历史具体性，而这一点正与作家世界观的外在体现难脱干系。正因为如此，卢卡契指出： 优秀作家们的重要成果各异，但其共同特征在于将艺术的社会需求和微妙的艺术形式相融合，将所有具体的艺术问题与文学形式的一般规律相融合。因此，毫不奇怪，大多数作家—批评家的批评分析都关注文学类型问题。文学类型理论或多或少提供了这样一个过渡空间，让基本美学问题的一般哲学构想与作家努力寻求在作品中完美表述现实的方式这二者之间进行概念性交流。文学类型理论提供了客观性空间，也提供了为单个作品和单个作家艺术创造过程设置客观标准的空间。(31) 不难见出，文类的特殊存在(形式的客观性)使得作家世界观也无法直接作用于文学创作，必须要通过文类这一中介。当然，面对文类与作品的内在性关系，卢卡契认为，世界观通过文类中介作用于创作这一过程并非单向被动的，“文类”诞生亦与社会现实发展不无关联，“每一种文类都是对现实的特殊反映”(32)；自然也就不得不依赖于作家世界观外化的持续固化，即“只有当人类对与自然界处于物质交换中的社会的某种态度具有或达到持续的本质上典型的特性时，艺术(某一门类)才能形成并作为艺术而存在下去”(33)。因此，“文类”的诞生及其发挥中介功能，也是作家世界观作用创作实践不断走向秩序、规范化的自觉过程。至此，或许我们才会正确理解韦勒克论卢卡契的那句话，即：“‘形式’之于他，并非通常所指的意思，而实际上是等同于世界观，中立意义上的思想意识。”(34) 文类作为融感性与普遍于一体的审美意识形式，对于形成科学、正确的文类规则观的意义非同小可。这是自文艺复兴时期第一次“古今之争”以来求解文类规则之结最为精准、显豁的一次理论建构，值得高度重视。卢卡契在其论著中一再申明文类规则对于创作的重大意义，他说：“每个文类都有独特的、客观规则，没有一个艺术家可以毫无顾忌地漠视。”(35)但是，文类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式，那么其规则的存在和作用方式就不是脱离开具体作品的机械性质，把种种文类规则作为与作品割裂开来的抽象概念的存在，否则文类规则就会失去生命力，由一个审美范畴转化为逻辑范畴，成为僵化、死板的规则，影响创作和审美。正如卢卡契所言，文类与作品的相互内在性关系必然使得“门类和艺术一般的自我维持、生成和发展直接地且必然地依存于单个艺术作品的实现，反之由审美的类过程所产生的是枯竭的(陈旧化的)创作——在审美上成为虚无”。也因此，虽然“许多戏剧是严格地按照亚里士多德和其他经典作家的正确的规则编写的，许多音乐作品严格而准确地依据谱曲理论构成的，而所产生的并不是真正的戏剧或交响乐，其结果不仅在艺术实践中形成了无灵魂的学究式创作，而且在理论上也取消了形式与内容之间真正的美学关系”(36)。这就进一步告诉我们：作为逻辑概念的文类规则的抽象运用有悖于文学艺术的形式与内容关系观，故而与真正的审美构成物无关，与艺术之所以为艺术无关。对于历史上包括“古今之争”在内的层出不穷的文类规则之争现象，卢卡契的文类规则观就如同釜底抽薪，刹那间化喧嚣为静谧，种种文类规则之陈年旧结一夜间涣然冰释。 作为古典文类规则理论的遗产之一，戏剧“三一律”曾经饱受存废争议，卢卡契倒是以比较平和的心态予以理解、接受。此问题虽是在其早期论著《心灵与形式》中提出，但与其理论成熟期的主张亦无抵牾。卢卡契也是从文学艺术中真正实现形式与内容高度同一关系观出发，围绕艺术表现内容(即生活总体性)要求进行立论的。真正艺术的人道主义内容，要求不可停留于社会生活表面来反映现实，艺术对于现实的反映非是照相式复制，艺术具有对日常生活的某种超越性，艺术当中反映出的现实必须有效剔除日常生活的琐碎、芜杂、偶然等一切“相互没有联系的、支离破碎的、混乱的东西”。艺术中反映和表现的生活是“一个背离和排斥日常生活的不同生活”。“日常生活中，我们只是表层性地经历自我”，而艺术中的“存在不知空间或时间，一切事件都被置于逻辑解释的范围之外”。这里实际上论说的就是日常生活的真实与艺术中的真实之分。艺术超越于日常生活的目的在于突出艺术自身的审美特性，追求艺术的审美效果最大化。因此，反映于时间上，“形象编排的内在原则必然与日常生活的正常时间过程相反，以便通过这些情节的变更按照所要达到的激发效果来利用这一过程”。反映于空间上，“通过前后相继的事物提高到相互关联之中，使表演出来的所有因素比它们通常在生活中表现得更加明晰”。这就是原始艺术反映和组织表现对象时重要的“集中”原则及其高级发展阶段(真正独立艺术时期)的“典型”原则。“典型”原则是对表现“生活总体性”、表现“统一的自身完整的生活过程”，实现“在现象中内在地包含着本质”(37)的根本保证。基于此，卢卡契认为，“时间整一性”“地点整一性”正是艺术地反映现实的“技术性必要条件”。“时间整一性”调整了日常生活中事件发展的真实顺序，“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了起来”，从而“给予本质上并无持续性的这一时刻以暂时性持续”。“地点整一性”则“仍旧是在日常生活连续变化中出现的出乎意料的持续的自然象征，因而成为给戏剧赋形的一个必要的技术条件”(38)。两者都一致指向现实生活的完整性、总体性，为艺术反映现实的整体服务。 “三一律”在卢卡契形式观、艺术观视野里，从曾经的审美之敌一夜间蜕变为审美的重要助益。虽然此时的“三一律”不比曾经的对于“一天时间”“一个地点”或“一件事”的机械限定，更多是在大而化之的层面指示生活对象的合理安排与处理，但是仍然不容否认的是，卢卡契在西方文类理论史上第一次从艺术的审美本体高度，正面肯定了“三一律”存在的部分合理性，切中肯綮，高屋建瓴，富有信服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