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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存亡继绝，保存宋代《诗经》学研究文献 《吕氏家塾读诗记》附录有引用诸家姓氏，自汉代毛氏到宋人朱熹共43家(《四库全书》本为44家)，其中宋人以前有毛苌、郑玄、孔安国、陆玑、何休、杜预、郭璞、韦昭、韩愈共9家，宋人自程颢以下共34家。据所附“引用书目”，征引他书41种。实际不止此数，据吴冰妮统计，《读诗记》共引前人之说52家，前代文献62种，文学作品7种。(25)《读诗记》兼赅众说、兼收并蓄，所引述汉唐以来尤其是宋代各家之说以及引用书目的数量，在当时同类注疏中是非常突出的。吕祖谦精心设计《读诗记》的训释体例，目的之一即是使其能够保存大量的前代与当朝《诗经》研究文献，“今所编《诗》不去人姓名，正欲令人见元初说著。”(26)可以说，宋代集解体《诗经》学著作中，《读诗记》对于文献的保存价值是极高的。 《读诗记》所引前贤时人著作，许多已经散佚无存，赖《读诗记》所引见其面目，以资考证。如王安石《诗经新义》、董卣《广川诗故》等。有些则是在《诗经》研究史上影响较大，或者是颇有特点的著作，《读诗记》所引材料能够体现原书的部分内容、特点及价值，甚至能见其发展变化之痕迹。如《读诗记》所引朱熹前期《诗》说。 熙宁年间，王安石领撰《诗经新义》，在当时影响很大，变法失败后，此书逐渐散佚。今人邱汉生辑佚王安石《诗义》，成《诗义钩沉》一书，据邱氏序，共辑佚两千余条，其中辑自《吕氏家塾读诗记》的有四百九十多条，是各书中最多的。而其他辑自段昌武《毛诗集解》的有三百二十多条，辑自严粲《诗缉》的有一百五十多条，(27)由于《毛诗集解》《诗缉》与《读诗记》有直接的承续关系，不少佚文都同于《读诗记》。这些都体现出《读诗记》对王安石诗说的推崇重视，以及保存王氏《诗义》散佚诗说的价值。 据吴国武《董  <广川诗故>辑考》，“《广川诗故》存世佚文238条，涉及120首诗。”(28)吴冰妮统计《吕氏家塾读诗记》中即采录225条之多。《广川诗故》原有四十卷，吴国武认为当成于南渡以前，或即靖康间，南宋以来《直斋书录解题》《中兴四朝艺文志》《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说郛》皆有著录，此后不见于著录，“或佚于宋末元初”。此书多引三家诗说、石经、《说文解字》及诸儒之说，尤以三家诗说及《诗经》异文价值较大。清代学者辑佚三家诗说，进一步疏通毛氏诗说，对其尤为重视。后人征引此书，大多出自《读诗记》，吕氏对保存董 《诗经》学成果居功至伟。在宋代学者中，《读诗记》引朱熹之说数量最多，据朱熹所作《读诗记》序，吕氏所引为其早年所作，即《诗集解》，后来朱熹对《诗经》序的看法改变，诗说也有大的修正，今本《诗集传》是其最后的《诗经》定说。但是《读诗记》所引用的原本《诗集解》的说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朱熹早期《诗》说，训诂、考证、解诗的成绩赖《读诗记》所引而可见一斑，也可以看出朱熹前后期《诗经》之学的一些差异。 从《读诗记》所引朱熹诗说来看，以字词训释与诗旨分析、诗意阐述为多，亦有名物考证之说。 1.字词训释方面，《读诗记》引朱熹之说，往往是补正毛传、郑笺、孔疏之不足，可见朱熹在《诗经》训诂方面的成绩。 对照今本《诗集传》来看，朱熹对于《诗经》的字词训释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少数不切当之处朱熹《诗集传》中有所修订。如《小雅·南有嘉鱼》，“翩翩者  ，烝然来思。君子有酒，嘉宾式燕又思。”《读诗记》卷十八引孔氏曰：“思，皆为辞。嘉宾既来，用此酒与之燕又燕也。频与之燕，言亲之甚也。”小注又引朱氏：“来思之思，语辞也。又思，既燕而又思之，以见其至诚有加而无已也。凡思字为语助者，上字协韵。为思虑之思者，本字协韵。此章则来字与末句思字协韵也。”可见吕祖谦取孔氏所说，但以朱氏之异说不可偏废，并存之。到今本《诗集传》，朱熹本人作了修正，接受孔疏的训释，曰：“思，语辞也。又，既燕而又燕，以见其至诚有加而无已也。”(29)而将自己早期的看法列为“或曰”以存之。又如《周颂·维天之命》中“假以溢我，我其收之”，《读诗记》卷二十八引朱熹说：“溢，盈而被于物也。收，受也。言文王之德大而被及于我，我既受之矣。”而在今本《诗集传》中，朱熹据《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何以恤我，我其收之”，修正自己的看法，改释曰：“何之为假，声之转也；恤之为溢，字之讹也。”其意为“言文王之神，将何以恤我乎?”(30)也有一些训释，朱熹出于各种考虑，在今本《诗集传》中删去。如《鄘风·柏舟》“髡彼两髦，实维我特”之“特”，《读诗记》卷五引朱氏曰：“特有孤特之义，而以为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犹治之谓乱也。”朱熹的这一解释，很有道理，清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此诗的相关训释，与朱子解释基本一致，可见这一分析为后人所接受，但今本《诗集传》却未保留这一看法，不知何故。 2.在诗旨分析和诗意阐发方面，《读诗记》所引朱氏之说与今本《诗集传》颇有差异之处，亦可窥见朱熹《诗经》学观点的转变与修正。 最初朱熹接受诗序，解诗多基于诗序分析论述，后期因对诗序的看法改变，导致《诗集传》中对诗旨的分析与此前不同，这从吕氏《读诗记》所引朱熹诗说可以明显看出。其一体现了朱熹淫诗说的观念转向。如《郑风·风雨》“既见君子，云胡不夷”句，《读诗记》卷八引朱氏曰：“我得见此人，则我心之所思，岂不坦然而平哉!”今本《诗集传》不取此说，而视之为淫奔之诗，释曰：“淫奔之女，言当此之时，见其所期之人而心悦也。”(31)又如《郑风·遵大路》，诗序曰：“思君子也。庄公失道，君子去之，国人思望焉。”《读诗记》卷八引朱氏曰：“君子去其国，国人思而望之，于其循大路而去也，揽持其祛以留之曰：‘子无恶我而不留，故旧不可以遽绝也。’”明显是就诗序申说，以阐发诗义。但在今本《诗集传》中，朱熹视《遵大路》为淫诗，此段修正为“淫妇为人所弃，故于其去也，揽其祛而留之曰：‘子无恶我而不留，故旧不可以遽绝也。”(32)从以上诸例，可见朱熹“淫诗说”观念的形成及其对诗义解释的变化。 其二体现了朱熹对诗史关系认识之变化。如《唐风·羔裘》，《读诗记》引朱氏之说：“在位者不恤其民，故在下者谓之曰：‘彼服是羔裘豹祛之人。’”乃就诗序“晋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分析立说。今本《诗集传》中，朱熹认为“此诗不知所谓，不敢强解。”(33)故对诗意未作解释，并删去此说。再如《唐风·采苓》，《读诗记》卷十一于诗序下引朱氏曰：“献公好听馋，观骊姬谮杀太子及逐群公子之事可见也。”今本《诗集传》朱熹仍然视之为“刺听馋之诗”(34)，但并不认可诗序所说的“刺晋献公”，因此亦删去此条。另如《终南》《墓门》等，亦将原来补充说明诗序的史实删去。可见朱熹《诗集传》解诗，从初稿到定本，于诗史之关系，持愈为谨慎之态度。 综上所述，《吕氏家塾读诗记》对诸家之说兼收并蓄，在纠正当时学术风气，承续宋代《诗经》学传统，保存《诗经》学文献方面，有其独特之价值。有学者评价《读诗记》，“乃汉以来经学之正宗，唯亦正失宋学怀疑思辨之精神。”(35)实则未详考吕氏此书撰述背景及意图，亦不明其在宋代《诗经》学史上之独特价值与意义所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