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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体例谨严，为南宋《诗经》集解体之典范 集解一体，出于魏晋，渊源既久，何晏《论语集解》而后，代有杰作。按其体例，何晏述之甚明：“今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15)后人评其因荟萃诸家言于一编，故特重体例严谨，条目清晰。 延及宋代，学术变革之风盛，注疏之学亦有变化。北宋以来，既有墨守前代的《论语》《孟子》之疏，亦有成就突过前人的新注出现。或者突破体例局限，以旧瓶装新酒，沿用旧称而有所突破；或者在严守前代注释体例前提下，而体现新的注释思路，显现新注价值。前者如苏辙《诗集传》、朱熹《诗集传》，虽仍标称集传，但对诸家之说只是偶有兼录，已失集解体之本旨，李樗《毛诗详解》，更注重疏解诗义，辨析异同。后者则以《吕氏家塾读诗记》为代表，严守集解体之传统体例，并有所创新，成为宋代经典注释中集解体的典范之作。 首先，《读诗记》采取注释正文与小注的结合，使训释更为全面、严密，形成对诗旨、语词、名物制度等的全面理解，反映出吕氏的客观、谨慎、包容等学术精神。其中正文采择诸家解说，定从一说。小注起到补充作用，或辨析名物、敷绎文义，或兼存他说。相比较其他集解体注释来说，能够提供更多的意见，便于处理不同观点。其次，诸家之解释文句小有未安者，则用啖助、赵匡《春秋集传》之例，颇为删削。集解体引述众说，各家之说自有扞格不通、互有抵牾之处，《读诗记》通过剪裁组织以综合众说，通为一体，如出一手。表述简洁准确，也避免了各家之说相矛盾的地方，使上下意思得以贯通。 《读诗记》正文前又有总论一卷，包括纲领、诗乐、删次、大小序、六义、风雅颂、章句音韵、卷帙、训诂传授、条例等，概括诗之内容、诗之功用、诗之解释、诗与史、读诗之法等内容，皆有关初学者学诗之基础和根本，吕氏以发其端，体现其独具匠心之处。 时人对《读诗记》体例评价甚高，陈振孙说：“博采诸家，存其名氏，先列训诂，后陈文义，剪裁贯穿，如出一手，有所发明则别出之，诗学之详正未有逾于此书。”(16)朱熹《吕氏家塾读诗记序》也说：“兼总众说，巨细不遗，挈领提纲，首尾该贯，既足以息夫同异之争，而其述作之体，则虽融会通彻，浑然若出于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训，一事之义，亦未尝不谨。其说之所自，及其断以己意，虽或超然出于前人意虑之表，而谦让退讬，未尝敢有轻议前人之心也。”(17) 体例谨严、持论平正的《读诗记》对此后集解类《诗经》注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以南宋后期《诗经》注疏之作的代表——段昌武《毛诗集解》、严粲《诗缉》等为例，可见其与《读诗记》一脉相承，沿袭模仿之迹甚为明显。段氏《毛诗集解》卷首引其侄段维清状曰：“(段昌武)以《毛诗》口讲指画，笔以成编，本之东莱《诗说》，参以晦庵《诗传》。”(18)严氏《诗缉》书前序云：“二儿初为《周南》《召南》，受东莱义，诵之不能习，余为缉诸家说，句析其训，章括其旨，使之了然易见。”(19)都明确提及了《读诗记》对其《诗经》学撰述的影响。 1.体例上的效仿。 《读诗记》中最有特点的训释体例，段氏《毛诗集解》与严氏《诗缉》都基本继承沿袭下来。《毛诗集解》的训释格局与《读诗记》相类，训释注明诸家姓氏，并直接沿袭《读诗记》正文、小注相辅相成的形式。《诗缉》论《诗》与《读诗记》大体相近，体例亦同，以采择《吕氏家塾读诗记》为主，并杂采诸家之说，有未安者断以己意。 值得注意的是，《毛诗集解》卷首有总论两篇：《学诗总说》《论诗总说》，《学诗总说》分作诗之理、寓诗之乐、读诗之法，《论诗总说》分诗之世、诗之次、诗之序、诗之体、诗之派等相关内容，段氏综括缕述，体系条目非常清楚，对于学者了解《诗经》的基本情况，颇有助益。其体例源出《读诗记》，内容也以《读诗记》卷首为基础梳理而成，这是毫无疑问的。 2.内容上的承袭。 我们以对《周南·葛覃》一诗的训释为例，来看段氏《毛诗集解》对《读诗记》内容上的沿袭与继承。《读诗记》训释《诗序》，先引张载诗，以下是吕祖谦个人看法。《毛诗集解》对此全部保留，其对《葛覃》首章的训诂、解释，基本上是在《读诗记》基础上的补充。《读诗记》大字引毛传、欧阳氏，小字注引孔颖达、陆玑、《尔雅》，《毛诗集解》都予以保留。当然也有补充，小字如王氏、曹氏、陈氏之说，大字如朱氏之说。但基本内容与《读诗记》有着明显的承袭关系。注音方面，就《葛覃》一诗来说，段氏《毛诗集解》之注音基本同于《读诗记》，仅“是刈是濩”之“刈”字未出注音。(20) 严粲《诗缉》沿袭吕祖谦之处亦较多，除了前人训释之外，对于吕氏《读诗记》独有发明的观点，《诗缉》也特别加以引述，比如《王风·黍离》一章言“彼稷之苗”，二章言“彼稷之穗”，三章言“彼稷之实”，严粲认为“苗、穗、实，取协韵耳”(21)。此处协韵之说，实有得于吕祖谦《读诗记》。另如卷二十二《小雅·蓼莪》第二章“蓼蓼者莪，匪莪伊蔚”，严粲说：“诗人取义多在首章，至次章则变韵以成歌。此举蔚以言蒿之粗大耳。犹《王风·扬之水》一章言戍申，二章、三章言戍甫、戍许，借甫、许以言申，止是戍申，不戍甫、许也。”(22)《诗缉》的解《诗》思路与言辞逻辑，跟《读诗记》是一脉相承的。另如对《诗序》的看法，《诗缉》条例说：“题下一句国史所题为首序，其下说诗者之辞为后序。”(23)认为“后序”往往不得诗旨，故而对《诗序》首句以下续申之词，多不采纳。比如《葛覃》一诗，严氏曰：“本者，务本也，国史所称此一语而已，其下则说诗者之辞，如言‘在父母家则志在女功之事’，非诗意也。”(24)此与《读诗记》观点基本相同，小注又引吕氏说以申述之。以上都可见出吕祖谦对后学的直接影响。 南宋中期以后，《吕氏家塾读诗记》成为与朱熹《诗集传》并立的两部《诗经》注释之作，并以其鲜明特点与成就，影响及后来的《诗经》学研究。在《诗集传》逐渐笼罩南宋《诗经》学的背景下，延续了注重传注训诂、客观对待诗序等学术传统，对于保持宋代《诗经》学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