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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富有美学意蕴与文学理论的价值。我们可以从中感悟到相关的美学与文学哲理。其要旨有三： 一、王弼提出了“刚柔不分，文何由生”，风柔相济而成“文”，春秋时期人们提出了“物一无文”的观点，强调文是由多种图形交错而构成的，而不是单一的图纹。寓含着美是寓杂多于统一的和谐之美理念。贲卦象由下卦之坤卦上六居于二位，恰好符合以柔济刚之义，王弼以老释《易》，贵柔守雌，故而在卦象解释中，以柔为贵，刚柔相济，反对以阳偏强，所以提出“刚上文柔，不得中位，不若柔来文刚”。贲卦本来象征着事物的纹理，它之所以是吉卦，并且具有令人欣悦的审美价值，是因为它是刚柔交错天上瑰丽图景的写照。与贲卦相关的离卦，也蕴含着这种以自然交错为美的观念。离卦《彖》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穀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王弼注曰：“丽犹著也。各得所著之宜。柔著于中正，乃得通也。柔通之吉，极於‘畜牝牛’，不能及刚猛也。”[3]158对于这种天象所组成的图景，六朝人常常采用优美的文字来形容之，比如东晋玄言诗人的《兰亭诗》中对此多有歌咏，王羲之《兰亭诗》云：“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14]895诗中赞美三春之际天空湛蓝，万物复苏，使人感受到生命的活力，体会到大化中的造化之功。《文心雕龙》的《原道》中写道：“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这种图文是由阴阳两极组成的，是对立统一之美，具有内在的变通与活力。 二、王弼在解释《周易》时，强调“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天之文也。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这两句话是对人类文明与自然之美辩证关系的阐释。“天文”也就是自然界的交错之美，它是由刚柔交错而组成的藻饰之美，而“人文”即人类的文明却不是简单地将自然界的交错之美移植到人类社会中来，而是要以自己所创造的文明世界来自我教化，化成天下。王弼强调，“止物”即人类与物质世界的区分，最根本的是文明教化而不是武力炫耀。在注贲卦象辞“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时，王弼指出：“处贲之时，止物以文明，不可以威刑，故‘君子以明庶政’，而‘无敢折狱’”。[3]124王弼认为，所谓人文，即是人类自己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它一旦创立，反过头来会影响人类，美化人类，使人类脱离野蛮的威刑。 三、王弼在注《周易》贲卦《彖》辞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时指出：“观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观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3]124王弼强调观天之文，有助于了解时世的变化，这是一种源于古老的天人感应的思想，认为自然界的变故象征着人类的变化，是人世变化的前兆，而观乎人文，即是运用人类自己创造的礼乐文明可以移风易俗，化成天下。王弼特别强调，所谓人文，即是人类与自然界相区别的根本标志，“止物”，即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不在于武力而是以其内在的文明，这里的文明即是精神与道德等范畴，人类与动物的不同，在于人类善于运用自己所创造的文明来自我教化，是人类自我意识的彰显。 王弼强调，人文是秉承天文而生成的，因为人类本身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可能脱离自然界而存在。其次，天文是人文化成的重要对象与参照。王弼所阐释的《周易》贲卦中的这一人文化成思想，对于文学艺术的功能与价值定位具有重要的意义，两汉儒学统治下的文艺思想，强调文艺美刺比兴的功用，重视的是美人伦、厚教化、经夫妇、成孝敬之作用。将文艺看作先王与统治者的器用，造成文艺功能的狭隘与缺失，客观上也窒息了文艺的生命活力，在脱离自然之道的同时，也流失了人文价值。随着汉末魏晋人的觉醒，这种狭隘的文艺观被文以气为主与吟咏情性的观点所代替，《周易》贲卦中的人文化成思想再度得到阐扬。 王弼的重释《周易》中的人文化成思想，反映了汉魏之际易学思想对于文学理论的影响。东汉末年以来，社会陷入持续不断的动乱之中，当时是一个所谓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动荡年岁。不仅社会的政治秩序失范，而且社会风俗与道德伦理也受到毁坏。在动荡岁月中，建安时代的士人怀有悯时济危的心态，立志挽求世风。汉末王粲为避董卓之乱，来到荆州依托于他父亲的学生荆州刺史刘表那里。当时北方动乱不休，儒学失去了根据地，相反，被视为荆蛮之地的荆州在刘表倡导下创办了官学，以弘扬儒学，教化人民。王粲为此写了《荆州文学记官志》加以赞许，其中提出了礼乐教化的思想：“有汉荆州牧曰刘君，稽古若时，将绍厥绩，乃称曰：于先王之为世也，则象天地，轨仪宪极，设教导化，叙经志业，用建雍泮焉，立师保焉。”[15]965文中还谈到当时荆州官学旨在用六经宣化军民：“遂训六经，讲礼物，谐八音，协律吕，修纪历，理刑法，六路咸秩，百氏备矣。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韦编三绝，固哲人之骊渊也。”[15]965在当时风衰俗怨的东汉末年，王粲的人文化成思想对于礼乐文明与文学事业的延续起到了兴废继绝之作用。当时的建安文士徐幹在《中论》的《艺纪》中也提出：“故《诗》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美育群材，其犹人之于艺乎?既修其质，且加其文，文质著然后体全，体全然后可登乎清庙，而可羞乎王公。”[16]90徐幹在建安文士以经明行修为曹丕等人所赞赏，认为他不同于孔融等使气命诗的文人，他的《中论》在东汉末年儒学式微的年月里坚持儒学导向，被曹丕《典论·论文》称作为“辞义典雅”，而其中的礼乐教化，人文化成是重要的思想内核。 这些思想在南朝齐梁时代刘勰《文心雕龙》的《原道篇》中得到集中表述。而刘勰的文学思想受《易传》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他在《原道篇》中指出：“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13]2这种人文乃天地之心彰显的思想显然来自于易学思想。作为刘勰文学知音的昭明太子萧统，在著名的《文选序》中，用了《易传》的这段话来说明文学作为人类进化的成果： 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之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以挖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萧统形象地比喻道，供皇帝祭祀所乘的大辂车是由古时的椎车进化而来的，但却保存不了椎车那种原始质朴的形式；积水变成层冰，失去了水的形状却获得了冰的寒冷，事物在发展的过程中是不断弃旧趋新的，这是事物进化过程中的一种规律。文学发展的普遍趋势和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是相同的，都是不断地前进和革新的。文学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至南朝时，由质朴趋于华丽，由简到繁是不可改变的大趋势。萧统的“通变观”代表了梁代整个文坛的主流之声。 然而，萧统更强调进化中的永恒不变的人文精神，他认为这是激活文学生命的精神原动力。他提出：“《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也就是说，文学因为有了这种人文化成的精神蕴涵与神圣使命而任重道远。这也是萧统《文选序》中所传导的诗骚精神与传统。在这个前提下，他才谈文学文学事业如同人类的衣食住行一样，是从简单到繁缛，受整个人类文明的进化所致，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一点与当时裴子野的文学复古主张是大不相同的，表现出南朝文艺批评在文学发展观上的时代特点。萧统《文选序》中提倡的人文化成思想，在唐李善《上文选注表》中更是表现得很清楚。文中云：“道光九野，缛景纬以照临。德载八埏，丽山川以错峙。垂象之文斯著，含章之义聿宣。协人灵以取则，基化成而自远。故羲绳之前，飞葛天之浩唱；娲皇之后，掞丛云之奥词。步骤分途，星躔殊建。球锺愈畅，舞咏方滋。”[17]4李善秉承了萧统《文选序》的人文化成思想，在注解《文选》时，也是注重思想意义的溯源而轻视字句的疏解。为此受到五臣注的批评。 梁代文士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中，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分析了自先民创设文学以来至他所处年代文学精神与形式的发展，深发感慨：“史臣曰：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六义所因，四始攸系，升降讴谣，纷披风什。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无或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沈约卓有识见地提出，诗歌与乐舞都是生民生命精神与激情的宣泄。沈约虽然是梁代宫廷文人的代表，但他也强调人文咏歌乃生民从天地之灵那里转化而来的。 当然，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往往出现质文相代的情况，一方面它愈演愈华，另一方面则面临着返本归宗的问题，“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文心雕龙·时序》)而贲卦对于六朝审美观念的重要启发，即是关于饰终返素的观念。作为人文重要构成部分的文学活动，一方面从“天文”即自然之美生成与转化而来，它是不断进化的，但是另一方面，当作为“人文”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事业进化到一定阶段后，它又面临着返本归宗的问题。而贲卦的哲理即在于它揭示了这一过程的必然性，并且启示人们从变动中求取更高的审美境界，认识到最高的美学形态是自然之道。刘勰在齐梁文风日竞雕华时，标自然以为宗，倡导文学回归自然与儒学之道，也是他的立文基础与人文智慧所在。这一点，清代的纪昀与民国的黄侃先生多次指出，也是当今学界所认同的。 《周易》作为儒道兼综的重要经典，在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不同于两汉时的解读与认识，从两汉重视象数走向崇尚义理，以王弼为代表的玄学家，对于《周易》中蕴涵的丰富的哲理进行阐述，启发了文学理论的创新，贲卦中蕴藏着的饰终返素、人文化成的美学思想，对于六朝文学理论的重构，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也充分说明经学之于文学理论的构建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