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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老释《易》是王弼易学的重要特点。王弼在注老子《道德经》时，也体现出注释《周易》贲卦时的思想，认为过份的雕饰非但无益，而且适得其反。王弼在注《老子》十六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时指出：“以虚静观其反复。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复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也。”[7]39在注《老子》二十二章“少则得，多则惑”时指出：“自然之道，亦犹树也，转多转远其根，转少转得其本。多则远其真，故曰惑也。少则得其本，故曰‘得’也。”[7]58王弼的哲学强调自然之道来自于“无”，“无”是本体，而世间万物则是变动不居，瞬间即逝的，因此，以无为本，是万物真谛。从这一思想观念出发，他认为美的事物也以无为为本体，而自然素朴素则是无的彰显。从审美观照与活动来说，人们应善于从表象回归素朴，息弭内心的欲望与浮嚣。王弼在《老子指略》中指出：“夫素朴之道不著，而好欲之美不隐，虽极圣明以察之，竭智虑以攻之，巧愈思精，伪愈多变，攻之弥甚，避之弥勤。”[7]205推崇素朴之心。王弼以无为素朴为美的审美观念，对魏晋南北朝“清水出芙蓉”的审美观念影响深远。当然，玄学中的另一些人则持异义，例如西晋的玄学家郭象对于王弼过分强调质素的观点持不同看法，认为虽然质素也须加工，他指出：“苟以不亏为纯，则虽百行同举，万变参备，乃至纯也。苟以不杂为素，虽则龙章凤姿，倩乎有非常之观，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质而杂乎外饰，则虽犬羊之鞹，庸得谓之纯素载?”[8]296郭象认为不能将所谓“纯”“素”单纯看作是一种未加雕饰藻绘的原始本色美，而是要顺应艺术创作和审美观念的客观规律而作，讲究审美风趣的天真自然，极炼如不炼，也契合了周易《涣》卦卦象“风行水上”所显露的“自然成文”的美学意蕴。 东晋以后，文风开始向脱俗潇洒的方向转变，诗文清谈、书法绘画的品评交流成为东晋士人的主要活动内容，更出现了陶渊明，这位以冲淡为美的优秀诗人，陶渊明的审美理想是魏晋审美理想的代表，钟嵘论陶诗：“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典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9]66叹其风格的质直天然。陶渊明化清谈为体物，将人生哲理之悟融入田园意象中，陶诗所营造的田园意象是生命融入田园的生命意象。他的生命意象成为后世艺术创造的一种典范，成为将生命意识融入自然美、以艺术为精神家园的全新美学理想。此后，冲淡自然的”白贲“之美，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典型审美类型和标准，从“贲如濡如”的绚烂之美，到“贲如皤如”的修饰之美，至东晋陶渊明，基本完成了魏晋审美趣味的转变和重构。这一人生思想与美学观念的转折，我们在陶渊明的人格与诗作中看得很清晰。其《归园田居》咏叹：“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10]27这可以说是对于贲卦饰终返素人生经历与审美趣味的诠释。梁代昭明太子萧统《陶渊明集序》中赞叹他：“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10]273其实也是指的是陶渊明人生道路与诗文创作饰终返素的过程及其价值。这是一个人格与创作融为一体的境界。 在经历了两汉“贲如濡如”的绚烂之美后，文学审美开始转向对文学自身的艺术特质的发现，而开始脱离了政教等外在的功利束缚，如果以“自觉”作为建安文学的特征，开启了魏晋审美观念的变化和重构，那么正始文学则是把哲理引入文学，发掘文学深度化，开始在文学中导入表现老、庄的人生境界，以哲思为魏晋文学提供了更多的思想表现，也为魏晋审美观念融入了重要元素。在经历了“自觉”的建安文学和“哲思”的正始文学后，西晋文学既出现了如左思《三都赋》这样的写实创作，也有陆机《文赋》这样对建安以来文学特质被认识之后已经积累起来的创作经验的理论总结，稍后的元嘉、永明文学，他们的创作将哲思回归到情感，以情思取代玄理，但这种取代并不是简单的回归和替换，从玄理思索转而感慨人生，是一种更为成熟更为深入的发展，在这里，山水题材大量进入诗文，并且以写实取题，奠定了我国山水文学的根基，谢朓“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的清新明丽圆融的美，实际也是一种提炼和升华。南朝文学既有重功利、主质朴的文学观，也有尚自然、主风力的诗歌思想，也包容了重娱乐、尚轻艳的宫体诗，北朝文学的发展虽然不及南朝，但它实用真实，朴野粗犷的特性，也有其特色。 以真淳自然为美的“白贲”审美观念，不仅为魏晋文学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对绘画等艺术领域也影响颇深。东汉王延寿认为：“图画天地，品类群生……写载其状，托于丹青……”画的功能还在于“写状”，所以它天然有助于教化，“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贤愚成败，靡不载叙”。曹植也认为：“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暴王，莫不悲惋……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陆机曰：“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将绘画与政治教化紧密结合。但魏晋士人对绘画的品评标准不断变化，已开始从“存形”到“传神”转变，从“传神”的角度进行评鉴，绘画回归到了审美本位。晋顾恺之有论：“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11]强调传“神”。南朝书画批评的持续发展，出现了更多与西汉轻视文学特别是艺术完全不同的观念，如颜之推在《与王微书》中提到：“国画非止艺行，成当与《易》象同体”，在《历代名画记》中也有记载：“颜光禄云：图载之意有三：一曰图理，卦象是也；二曰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认为图画即是摹写万物之形，应当与易象同有“道”的本体，可以“通神明之德”，(《易传·系辞下》)，具有经书的作用与功能，高度评价了绘画艺术的价值。东晋王微将绘画与《易》象并提，提高了绘画的地位，并认为书画相通，不辨高下。其《叙画》以玄学思想为基础，继承了《周易》仰观俯察、天地之心的理念，将其运用到绘画艺术特别是山水画批评当中。在绘画创作中，王微提出了“本乎形者融灵，而动变者心”的观点，认为心可以感物，可以感受到山水之灵。[11]强调了“缘心感物”，将心物关系运用在山水画的审美中。 综上所论，魏晋文学开始回归文学的本质，去除了政教功利的过度附加，在探索自身规律和发展道路上开始大踏步前行，“白贲”美学思想并不是单纯的文质关系的对比，更是对文学特质的探讨。“白贲”审美理想并不是早期文学创作的原朴无华，而是自然而然，去除人为雕琢的痕迹，主动因循顺应人情物理之本然，而抒发真实情感，呈现出自然质朴的纯真思想。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趋势来看，以雕琢质素代替原始素朴也是文学自然发展的趋势。《抱朴子·钧世》即言：“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改，理自然也。”[12]77魏晋六朝文学的发展是一个文学不断发展自身特征的过程，其中虽侧重点各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由功利走向非功利，注重文学的艺术特质。当然，物极而反，过犹不及，当文学过度走向雕华，便失去了质素，由此也否定了文学自身的价值，正是有鉴于此，齐梁之际的文学思想家刘勰正式将贲卦思想引入文学理论批评领域，抨击当时过分雕饰文风，呼吁文学回归质素。当时，文学作品从内容到形式受到感官审美风尚的影响，追求华靡雕琢，偏离了儒家经典，也与诗骚文学传统相背离，丧失了建安风骨与正始之音的意蕴，刘勰对此深以为忧。他在《文心雕龙·情采》中指出：“研味《孝》、《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详览《庄》、《韩》，则见华实过乎淫侈。”[13]537刘勰考察了上古以来的文学发展，认为无论从儒道文章来看，都是强调文质相扶，情采并茂的，未有单纯追求形式之美而获得文章正宗的。相反，过度追求华丽，脱离内容，则会失去文章的价值，舍本求末，为此他引用了《周易》贲卦的思想来立论，提出： 是以“衣锦褧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13]538 所谓“贲象穷白，贵乎反本”，显然是用《周易》贲卦之思想来强调文章最后极致是归乎自然。在当时，对于自然素朴之美的赞赏成为审美所向。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家，对于谢灵运的山水诗创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刘勰《文心雕龙》，其《时序》篇论及刘宋文学是提到“颜谢重叶以风采”。钟嵘《诗品》将谢列入上品，称“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陵轹潘、左”，赞叹其山水诗作“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9]49，并引用汤惠休的话说，“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采镂金”。萧纲《与湘东王书》亦称“谢客吐语天拨，出于自然”。钟嵘提出：“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9]24钟嵘列举了汉魏以来的一些名句，有力地说明了“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钟嵘将“自然英旨”作为与直寻相联系的诗歌审美标准，唐代李白的贵清真、宋代苏轼重自然，与钟嵘的“直寻”与“自然英旨”之说，与钟嵘的这一诗学主张有着直接的联系。北宋苏轼称赞韦应物、柳宗元的创作“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书黄子思诗集后》)“纤浓”与“简古”“至味”与“澹泊”看上去是对立的，但二者却是互相包含、相反相成的。苏轼指出：“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嵘峥，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从创作过程来说，平淡是精思所得。人淡如菊，可以说是宋代文人所追求的文艺境界与人格境界的统一。苏轼是继陶渊明之后，弘扬朴素之美的一代文宗。 贲卦对于魏晋审美观念的深刻影响，首先在于它的人文化成这一重要理念上面。贲卦的这一思想，融合了儒道思想的精髓，从而给文学批评以一种思想智慧。 秦汉之际产生的《周易》之所以成为六经之首，是因为它融合了道家的天道观与儒家的人事观，提出人文化成的思想。《贲》为《周易》第二十二卦：“贲：亨。小利有攸往。《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3]123贲卦下卦为离，义为阴柔，上卦为艮，义为阳刚，所以说阴柔文饰阳刚，因此为亨。柔、刚分布，刚为主而柔为衬，所以说“有所往则有小利”。刚柔交错成文，这是天象。社会制度、风俗教化是人们生活的基础，是社会人文现象。观察天象，就可以察觉到时序的变化。观察社会人文现象，就可以用教化改造成就天下的人。值得注意的是，王弼在注这段话时，融入他的人文化成思想。 刚柔不分，文何由生?故坤之上六来居二位，“柔来文刚”之义也。柔来文刚，居位得中，是以“亨”。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分刚上而文柔之义也。刚上文柔，不得中位，不若柔来文刚，故“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天之文也。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观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观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3]12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