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文化工业”的快感、意义与市场成功共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大众文学并未使文化负起抗衡市侩哲学的责任。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文化工业”的憎恶显然指向了文化背后的政治经济网络：大众文学的市场成功无形地巩固了商业交换关系及其意识形态，这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和压迫赖以展开的基础。然而，费斯克精心地解开了二者的连锁关系。他试图论证的是，即使大众文学制造了金融经济的繁荣，文化经济奏唱的并非资本主义体系的赞歌。种种分析表明，大众可以从那些商业化的作品之中发现自己的快感，许多快感源于反抗统治阶级权力体系的讽刺、亵渎乃至对抗行动。市场的商业流通并不能有效地祛除作品内部隐含的反抗信息。经济学意义上的消费者身份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市场远非仅仅提供一个同质的文化空间，多种文化元素——包括抵制市侩哲学或者倡导独立人格的意念可以在市场获得一席之地。一个流行歌手的唱片风靡一时，购销两旺，人们仍然可能从他的唱词乃至旋律之中发现某种自由精神；那些惊险小说或者警匪片、间谍片之中，愚蠢的官僚主义、僵硬的形式主义或者唯利是图的投机分子往往成为谴责的对象。许多时候，大众文学可能出其不意地激活了观众，他们甚至挪用故事情节的某些框架寄托自己的情绪。这种现象并非大众文学生产者的事先设计，而是来自二者的随机结合。费斯克指出：“文化商品的经济原因并不能说明在它被接受的时期和环境中所提供的文化使用价值，也无法控制或预言它可以带来哪些不同的意义和快感。”(13)例如，英国工人阶级曾经在二战之前美国小说的风格之中发现了与自己社会地位的联系，功夫片显示了伦敦工人阶级男孩的亚文化原则，或者，著名的歌星麦当娜居然在莫斯科深受欢迎。(14)总之，尽管大众文学顺利地充当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产品，但是，文化经济的意义上，这些作品可能潜藏了各种骚扰乃至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的隐患——这是大众文学的生产者所无法预料的后果。 那些鄙视大众文学的批评家并非察觉不到这一点。但是，他们更多地觉得，大众文学的内容不过是个人逃避社会的幻想，这种幻想无法兑现为真正的社会实践。费斯克显然不愿意接受这种观点。他反驳说：“对大众文化的这种简单否定忽视了这个问题，即逃避主义或幻想必然不仅包括回避或逃离某种东西，也包括逃到另一种愿意接受的东西里去：把逃避主义否定为‘单纯的幻想’，回避了关键的问题，要逃避什么?为什么必须要逃?逃到哪里?”(15)费斯克不同意将“幻想”视为没有价值的内心波动。他强调幻想是拒绝“殖民”的领域，是对抗或者反对策略的组成部分，“幻想是再现的一种，它的隐秘性并不妨碍它像更具公共性的语言再现和媒体再现一样，对社会经验的含义发挥重要作用。它的弱点并不使它丧失政治效用”。(16)内心抵抗与社会抵抗并未丧失联系，尽管后者不一定得到直接的社会性显现。费斯克的意义上，武功盖世的大侠、仗义执言的侦探或者“超人”“蜘蛛侠”“变形金刚”无不作为正义的化身阻击宇宙之中各种邪恶势力的肆虐。 当然，至少必须在心理主义的意义上肯定费斯克的观点。在阅读形成的想象之中以英雄或者美人自居，痛殴悍匪贼寇或者邂逅白马王子，命悬一线的时候吉人天相，最终迎来了大团圆结局并且“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这些情节不仅有助于解除日常积存的焦虑，并且对于显而易见的社会不公提出了抗议。如果没有陷入堂吉诃德式的臆想不能自拔，这些快感以及社会身份的短暂重构通常无伤大雅。尽管合上书本或者关闭电视机之后不得不返回平庸的日子，但是，曾经怦然心动总比始终心如古井要好。对于费斯克说来，抗议即是反抗的开始。左翼阵营对于资本主义体制的抵制是多维的。几声呐喊，一篇牢骚，若干反讽，还有街头的集会演讲、校园里的学潮或者互联网上的投票，总之，后现代主义语境盛行各种游击战。也许，重创资本主义体制已经成为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但是，至少必须显现各种边缘的声音仍然不驯地存在。事实上，大众文学可以为维持一个多元的语境做出贡献。 然而，这种游击战术——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称之为“游戏战术”——时常遭受左翼阵营内部中坚分子的诟病。多元的语境背后是否存在历史的真理——哪怕这种真理暂时只能以“乌托邦”的形式存在?事实上，他们决不满足某种貌似开放的文化幻象，他们宁可为“乌托邦”进行一种艰苦卓绝的革命远征。彻底破坏资本主义体制，武装斗争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权，如此远大的历史图景决非大众文学那些轻浮的幻想所能承担的。这些批评家甚至从另一个视角考虑费斯克所推崇的“内心抵抗”：大众文学所制造的幻想会不会大量地消耗革命需要的心理能量?如果将激情挥霍一空，一个心平气和的主体还能做些什么?当然，他们接下来必然会提到“历史”这个概念：大众文学会不会成为干扰历史的认识?那些武侠、蜘蛛侠或者钩心斗角的皇宫佳丽真的有资格充当历史的主角吗? 这些问题构成了大众文学无法回避的文化压力。 1870年11月，列夫·托尔斯泰曾经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之中谈及《安娜·卡列尼娜》的艰难构思：“我感到悲哀，甚么也没有写，痛苦地工作着。您简直想象不到，我在这不得不播种的田野上进行深耕的准备工作对于我是多么困难。考虑，反复地考虑我目前这部篇幅巨大的作品的未来人物可能遭遇到的一切。为了选择其中的百万分之一，要考虑数百万个可能的际遇，是极端困难的。我现在做的正是这个……”(17)事实上，这是经典作家基本的工作方式。塑造人物性格的时候，他们在“数百万个可能的际遇”之中反复筛选，试图找到最为恰切的情景。经典作家多半苦心地揣摸人物身处的社会环境，想象特定的社会关系之网如何决定他们的所作所为，决定他们的命运，甚至决定他们内心最为隐秘的念头。因此，文学的人物性格并非仅仅聚焦于“生动”或者“有趣”，他们的个性形成往往最大限度以及最高程度地凝聚了社会历史赋予的可能性。性格决定命运。无意识、非理性冲动或者种种偶然的意识紊流可能制造某种重大转折，但是，通常的意义上，人物性格之中最为重要的那一部分无疑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不论是曹操、林冲、阿Q还是于连、葛朗台、安娜，这些人物及其命运无不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当然，这也是社会历史批评学派高度重视人物性格分析的原因。 显然，这时的文学人物与“历史”范畴联系起来了。他们是历史的儿子；另一方面，他们又在以各自的形式造就历史，推动历史。生产方式、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民族文化、国家政权——诸如此类因素形成的历史结构将在人物性格之中打下深刻的烙印。即使是抒情作品，抒情主人公的情感逻辑仍然限定于历史逻辑划定的范围之内。李白的诗歌之中如此表白：“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尽管如此，他抛出的愤懑诗句是：“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人们不能无视巨大的历史跨度而期待这位唐朝诗人写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或者“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 相对于经典文学，大众文学擅长的是策动“欲望”。正如精神分析学之中“现实原则”对于“快乐原则”的压抑，“历史”通常是“欲望”的强大束缚。从享乐、财富、情色到声誉，欲望带动的各种非分之想不得不接受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限制可能来自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法律体系，也可能来自科学技术或者经济实力。大众文学时常想象性地打开了各种不可逾越的法则，将这些欲望从理性的囚牢之中释放出来。由于某种偶然的机缘，一个文弱少年修炼成至高武功，从此快意恩仇，铲除天下不平事，继而偶遇美人并且收获极品爱情——诸如此类的故事之所以长盛不衰，显然源于欲望的秘密怂恿。从擂台较量、后宫暗斗到商场复仇乃至“抗日神剧”，这些情节核的种种发酵无不显现了弱者的想象模式。弱者无法轻易地穿越森严的现实等级，或者无法提供实现目标所必需的经济、政治、军事条件，因此，他们只能利用文学为自己构思一些撤除了历史背景的神奇情节。如果说，当初的武侠小说曾经热衷于利用“民族”的概念伪造某种历史的躯壳——例如，某个年代的擂台比武终于击败不可一世的洋人武士——包装欲望，那么，现今的大众文学已经不惮于表露欲望的“个人”动机：就是因为强者“面子”的小小名誉大打出手乃至杀人如麻。许多时候，这些动机无法有机地嵌入历史结构，但是，通常的大众文学并不谋求描述、解释或者撼动历史。谈论网络小说的时候，我曾经指出二者之间的分离： 如果说，琼瑶、金庸、梁羽生们扮演了复兴通俗文学的先锋，那么，后续的网络小说终于蔚为大观。网络小说对于社会历史批评学派所围绕的“历史”范畴无动于衷。从众多武侠共同追逐一本武林密籍到一幢凶宅突如其来地闪现吸血鬼，从若干后宫妃子密谋争宠到几个纯洁的青春期少女为梦幻之中的白马王子洒下一掬晶莹的泪珠，网络小说制造的悬疑、惊悚、争风吃醋和秘密怀春的确仅仅是一些短暂的临时性情绪波动。人们无法从中发现支配历史的深刻冲动。描述历史内部构造的众多范畴无助于解释这些故事，例如政治经济学，或者种族、阶级、性别、国家，如此等等。尽管巧妙的悬念设置令人欲罢不能，奇幻的场面一个接一个地抛出来，但是，这些眼花缭乱的故事与读者的生活没有内在的精神衔接。无论是就业、购房、婚姻还是缩小城乡差别、改善医患关系、开拓年轻一代的发展空间，网络小说无法提供任何值得信任的参考。(18) 欲望时常来源于现实的匮乏。因此，欲望的想象性满足通常借助一个幻想策略：生活在别处。逃离混浊的现实，甩下恼人的日常生活，奔赴远方追求另一种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个意义上，网络小说之中的“穿越”或者“玄幻”是一种典型的欲望修辞。周边的一切如此不堪，工作乏味、收入低下、节节攀升的房价不可企及——为什么不“穿越”到唐朝当一个千娇百媚的公主，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的确，这种想象包含了费斯克所形容的“抵抗”成分：厌恶现实的不公与沉闷，向往浪漫与激情的人生。欲望至少从某一个角度显示了历史的缺失。某些时候，显示历史的缺失具有积极的政治意味，例如改造社会的后继行动。然而，欲望与改造社会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拒绝历史的审核。欲望宁可在想象之中发酵，而不愿意与现实提供的各种可能认真磨合。这种情节怎么可能?常识的质询通常遭受拒绝。“穿越”或者“玄幻”表明，既然拥有虚构的特权，那么，改造时间与空间的物理常识远比改造社会历史的结构容易得多。大众文学开始以虚构的形式纵容欲望的膨胀，作家保证一切称心如意。人们不必担心“穿越”无意地调错了频道，以至于降落到某一个偏僻的山村含辛茹苦地种地。上天入地，如痴如醉，巨大的满足，大众文学展示的欲望具有心理慰藉的意义——“历史”图景的匮乏已经被心理图式所替代，只不过一些批评家视之为无伤大雅的精神保健操，另一些批评家视之为“饮鸩止渴”式的文学欺骗。 相对地说，叙事型的大众文学——诸如小说、电影、电视肥皂剧比抒情作品更具吸引力。情节的内在程序与其说遵循历史逻辑，不如说遵循欲望逻辑。许多时候，大众文学的惊险、有趣恰是以解除历史逻辑的束缚为前提。这种兴趣的来源或许是因为，多数人的生活总是平庸无奇。如果说，大众文学时常以眼花缭乱的离奇情节征服读者，那么，经典文学并没有回避剧烈的人生跌宕。经典文学的特征毋宁是，必须将跌宕的幅度限制于历史逻辑的许可范围——带着镣铐的舞蹈。历史逻辑赋予人物性格施展的空间，同时也限定了他们的活动半径。逾越这种活动半径，人们首先感到“不真实”。“不真实”的表象破绽多半源于历史感的瓦解。关羽、张飞、鲁智深、林冲、武松这一批英雄人物之所以栩栩如生，坚实的细节赋予情节真正的历史感。情节的离奇程度超出了细节的负担，情节背后的历史构造将无声地解体。构思一个古代的侠客一柄长剑击落现今的无人机并且成功地窃取一枚核弹头，这种没有历史维度的故事找不到合理的细节进行充实。 经典文学如何吸收历史结构?人们不妨再次分析《红楼梦》。事实上，这一部小说的情节曲线显现了巨大的起伏。一个成长于锦衣玉食之间的花花公子看破红尘，毅然地辞别富贵荣华，落发出家。这意味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生跨度。然而，这一部小说动用无数日常的细节描述这一段情节曲线，细腻的笔触绘就的必然性逐渐加强；贾宝玉的幻灭感终于深入骨髓，因此，他的最后结局缓缓地、同时又是不可动摇地到来。所谓“日常的细节”意味着，小说再现的各种情景并非异常，而是带有深厚的历史感。因此，贾宝玉的人生与历史相互嵌入，二者相互分享对方的发展逻辑。托尔斯泰可以视为另一个性质相似的例子。之所以孜孜不倦地披沙拣金，托尔斯泰所搜索的性格饱和点往往是人物与历史的交汇点。经典文学力图显示的是二者共同汇成的必然。相对地说，大众文学的离奇或者悬念多半由各种偶然的衔接组织起来。偶遇贵人，跌下悬崖侥幸逃生，无意之中获得至高的武林密籍，阴差阳错地当上的江湖帮派的盟主，如此等等。众多小概率的事件结合在一起，人们不可能找到必然的解释——除了“幸运”。然而，“幸运”不就是欲望的最大主题吗? 大众文学是精神保健操还是文学欺骗?多数时候，我倾向于第一种解释。相对于为数寥寥的经典文学，浩如烟海的大众文学仍然承担了社会对于文学的基本期待。从娱乐、白日梦、情感教科书、心灵鸡汤到社会公共话题或者文化工业的经济收益，许多领域都能发现大众文学留下的印记。但是，这并非鄙薄经典文学的理由——后者远为深刻地解释了人们置身的历史。许多人当然可能提出质疑：“历史”真的那么重要吗?少数精英过问所谓的历史就够了，大众宁可享受纯粹的娱乐。又有什么必要时刻忧心忡忡地“居安思危”，人为地制造精神负担?谁能说娱乐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收益不是历史的内容?也许，这种质疑隐含了某些令人深思的问题。然而，人们至少必须意识到，大众文学隐含的文化危险恰恰是太大的反响。欲望的白日梦可能使人们遗忘了生活的坚硬结构，丧失了个人与社会的互动意识。大众文学彻底地遮蔽经典文学之后，后者的探索将在多数人的视野之中消失，例如灵魂的拷问，历史迷宫的复杂性，人性的深度，语言的意义，如此等等。如果大众文学与市场的联盟将开始威胁乃至取缔经典文学的存在空间，人类将蒙受巨大的损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