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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主义观念曾经遭到广泛的质疑。商品形式的大众文学肯定不再具备任何反抗成分吗?作为消费者的大众只能浑浑噩噩地沉浸于欺骗性的幻觉之中吗?许多人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底层民众的觉悟及其主动性估计不足。尽管如此，“文化工业”的确显现出一个日益明显的特征：大众文学的发行愈来愈紧密地托付给发达的大众传媒；同时，发达的大众传媒愈来愈紧密地交织于市场体系。从法兰克福学派的诞生、鼎盛至今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高科技催生了极其强大的电子传播媒介。电视系统——特别是卫星电视的高度完善和互联网的异军突起为文化市场带来了一阵又一阵预料之外的惊喜。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大众文学跨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相当长一段时间，电视系统具有无可比拟的传播能力：对于公众说来，没有在电视屏幕露面的新闻如同没有发生，电视转播的综艺节目或者电视肥皂剧可能成为整个社会的共同话题。这种传播优势迅速地吸引了大量的商业广告，从而赢得丰厚的利润。相对于各种实业乃至第三产业，电视台“文化工业”的产值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想。当然，经营一家电视台的资金数量以及种种商业考虑与民间文化的自发流行殊为不同。大工业生产的投资、效率和收益远非个体小作坊可以比拟，电视台往往按照工业生产性质要求资金周转速度和产品的营销规模。二者的良性循环可以迅速扩大再生产，二者的脱节可能很快导致企业的瘫痪。由于商业风险或者资金不足，电视台通常不愿意冒险地制作先锋性、探索性的作品，或者孜孜矻矻地“十年磨一剑”。另一方面，声势浩大的商业宣传正在不由分说地覆盖学术性的艺术评价，这种宣传的商业趣味无疑聚焦于最大限度地吸引大众参与娱乐，诸如惊险场面或者强大的明星阵容。更大范围内，无论是电影行业还是互联网，电子传播媒介的大众文学制作及其营销无不遵循相似的模式进行。可以察觉，利润的诱惑正在解除文化的内在张力而尽可能投合消费者。例如，为了赢得更高的点击率，连载的网络小说可能公开征求读者对于情节发展的意见，并且按照这些意见推出故事的结局。如果说，经典文学的作者时常某种程度地负有文化导师的领跑职责，那么，大众文学放弃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放弃了作者独到洞察或者富于个性化的见解。这与其说是文化民主的亲和姿态，不如说是盈利的文化策略。 的确，我想指出的事实是，大众文学生产、大众传媒和市场之间的联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密。版税、票房、点击率乃至网络小说读者惊世骇俗的“打赏”——众多迹象表明：大众文学正在从一个文化事件转向经济事件。现今的历史条件之下，传统意义“雅”“俗”之别正在被文化与经济的区别所取代。“文化工业”这个概念很大程度上证明，经济——从资金的筹划到生产和营销方式正在成为统筹的核心。这时人们必须承认，法兰克福学派的许多论断并没有完全过时。 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通常以作家为轴心，名著的主题或者独特风格往往与某一个作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那么，大众文学的重点转移到“大众”方面——亦即转移到文学的接受者。大众文学没有兴趣考察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海明威的电报式叙述语言或者萨特如何表现存在主义式的“恶心”，种种流行的文学类型构成了大众文学的路标，诸如言情、宫廷、科幻、谍战、穿越，如此等等。经典文学必须绕开类型的窠臼而追求创新式的“陌生化”，大众文学擅长借助类型从而将读者导入熟悉的情感槽模——“陌生”产生的隔膜无法在第一时间吸引大多数读者。舆论为大众文学申辩的时候，人们对于如下的观念耳熟能详：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化权贵把持了舆论中心，大众仅仅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几乎无法公开表露自己的好恶。然而，“大众”是民主社会的主体。不是说尊重“大众”的意愿吗?现在，发达的大众传媒与市场的结合终于为“沉默”的大众提供了发言的机会。当然，大众没有必要介入种种争论，他们利用购买文化产品的货币表明自己的态度。 大众传媒的演变史证明，“民主”和“市场”始终在大众传媒的发展之中形成两种最为重要的动力。如今的互联网可以片刻之间将一段视频传遍全球的网络，这种功能不仅具有无与伦比的政治效应，同时还蕴藏着无与伦比的商机。众多事实显示，从平装书、报纸、杂志到电视、互联网，大众传媒的每一个阶段发展无一不是与更为充分的民意表达联系在一起。历史上许多重要的事件与大众传媒的作用密不可分，例如印刷术与西方的宗教改革，或者，报刊杂志与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事实上，大众的需求本身即是“大众传媒”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大众的积极参与同时包含了巨大的商机。这是大众传媒运作资金及其利润的主要来源。因此，通常意义上，围绕于大众传媒的“大众”是以消费者的面目出现。他们始终置身于商业宣传的诱导之中。许多时候，他们认为发自内心的需求、好恶实际上来自文化经销商和商业意识形态的培育。市场经济的环境之中，再也没有人比经销商更为擅长利用“大众”的名义。 然而，谁是“大众”?进入现代社会，“大众”是一个炙手可热的名词，同时又是一个没有固定所指的概念。如果没有指定的语境，人们不知道一个教师、一个警察、一个企业家、一个妓女或者一个小公务员是不是“大众”。事实上，“大众”是一个不断地建构和重构的概念——“大众”必须依据某些相对的群体给予确认。相对于政府官员，街头的芸芸众生是大众；相对于企业家，消费者是大众；相对于能言善辩的演说家，台下的聆听者是大众；相对于医生或者工程师，那些没有专业知识的居民是大众，如此等等。很长的时间里，大众的相对群体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曾经以大众启蒙者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不久之后，他们的命运出现了戏剧性的颠倒。当大众定位为无产阶级革命主力军之后，冠以“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很快下降为接受教育的对象。无产阶级革命大众意志坚定，斗志昂扬，摧毁资本主义体系是他们为之不懈奋斗的阶级使命。因此，这种现象的确令人困惑：他们为什么对于那些浅薄的大众文学趋之若鹜?尽管五四新文学主将和左翼批评家已经对这些“封建残余”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但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大众文学欣然回归。大众对于武侠、侦探、言情或者谍战的热情丝毫不减当年——如果不是变本加厉的话。迷恋帝王将相，热衷于后宫佳丽的钩心斗角，新型的“穿越”“玄幻”或者周星驰式的夸张闹剧大行其道。如何理解“大众”——难道他们的身上不存在解放的渴求吗? 我曾经指出，大众拥有两副面孔：作为阶级主体的大众与作为欲望主体的大众。当阶级压迫抵达临界点的时候，当革命的烈焰熊熊地燃烧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于阶级特征的理论概括迅速地转化为现实。这时，作为阶级的主体，大众可能显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甚至揭竿而起，组成一个强大的战斗团体。相当大的程度上，他们的文化诉求与他们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彼此呼应。然而，在闲常的现实之中，大众更多地显现为欲望的主体。对于他们说来，文化教育的薄弱是一个显眼的原因——大众对于教授们课堂上津津乐道的经典文学相当陌生。繁重而枯燥的劳作之余，多数人力图放松自己的身心——娱乐正是在这个时刻乘虚而入。他们的疲惫精神已经无法接纳深刻的人生哲理，现代主义式的深奥令人厌倦。当理性开始松弛的时候，精神分析学所谓的“快乐原则”即将悄悄地成为主导。于是，潜伏在无意识之中的欲望开始蠢蠢欲动。事实上，这正是大众文学生产者期待已久的局面——他们抓住这个机会及时地将手中库存的文化产品推销出去。大众文学隐含的种种内在程序可以恰如其分地将无意识之中的欲望召唤出来，巨大的快感表明了欲望的代偿性满足，内心获得平静之后一切如常，主体在虚幻的文化循环之后获得了新生。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娱乐所制造的心满意足不啻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剥削的修复机制，⑧欲望主体内心能量的安全宣泄保证了大众驯服地重返工厂的流水线。尽管这种犀利的分析一针见血，但是，历史条件尚未成熟之前，欲望的主体无法转换为阶级的主体从事大规模的革命。这种观念同时有助于解释当前大众文学的繁荣生产。20世纪90年代启动的市场经济同时造就了某种宽松的文化气氛，娱乐主题的兴盛显然暗示了欲望主体的到场： 显然，如今繁荣的娱乐景象同样与特殊的历史条件分不开。在我看来，这可以视为首要的历史条件：大众不动声色地完成了阶级主体向欲望主体的转换。当然，市场提供了这种转换的适宜气候。相对于革命时期的严肃和内敛，市场空间显然有利于孵化和纵容欲望。市场的原则是培育需求，满足需求；欲望无疑是所有需求的核心。短暂的试探之后，欲望开始在快乐原则的纵容之下破闸而出。有趣的是，这个转换似乎没有撑裂“大众”概念的表象。尽管“阶级主体”“革命大众”与“欲望主体”“消费者”可能是同一批人，但是，对立的政治身份只能造就迥然相异的理想。“大众”曾经是一个众望所归的关键词，为什么如此严重的内在分裂可以轻易地忽略不计?“为人民服务”与“顾客是上帝”仿佛可以互换。或许，“大众”一词的阶级内涵已经如此模糊，以至于没有人介意理论的同床异梦?⑨ 相当长一段时间，“革命大众”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摧毁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然而，当大众的身份转为消费者之后，他们的娱乐消费无形地巩固了商品关系的再生产。时代开始赋予他们新的身份和新的使命。如火如荼的革命年代转向了灯红酒绿的商业社会，上述的理论矛盾消失在历史转换之中：“从阶级主体到欲望主体，娱乐终于借助这个历史跨度堂皇地登上了舞台。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革命气氛已经式微，阶级政治、禁欲的道德观念以及铁一般的纪律逐渐撤离。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运动包含了观念的解放。从人道主义、存在主义到精神分析学，众多学说曾经从不同的途径肯定了欲望的合情合理，新型的理论解除了放纵欲望的负罪感。”⑩ 现在的问题是，欲望的主体仅仅扮演商业的同谋，从而完全丧失了先锋性、探索性以及反抗的意义吗? 当然，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始终有人为大众文学辩护。作为身在学院的大众文学辩护士，约翰·费斯克的观点曾经引起广泛的注意。谈论大众文学的时候，费斯克区分了“两种经济”——即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文化产品的商业价值主要体现于金融经济之中，例如投资之后获得的收益；尽管如此，“文化产品仅用金融术语来描述是不够的：对文化产品的流行程度具有关键作用的流通存在与其平行的经济中——文化经济。这里交换和流通的不是财富，而是意义、快感和社会身份。”(11)费斯克看来，两种经济并未构成正比，二者仅仅是相互联系的不同体系——后者是对于前者的某种抵制：“文化经济用一种与资本权力相对抗的辩证力量推动着金融经济。”(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