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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文学的边缘位置，会改变吗？ 北京时间下午4点,青阅读记者拨通了微信语音，通讯信号迅速抵达距北京2万公里的南非约翰内斯堡，那里上午10点。忽然，手机里隆隆作响，哗啦啦的声响与受访人蒋晖的解释一同传来——约堡下暴雨了。关于非洲的采访就这样开始了，不是非洲被欣赏的风光、被喝掉的咖啡，而是非洲作家以及诞生于非洲的文学。 蒋晖曾在纽约大学读比较文学专业，先后执教于美国夏威夷大学、北京大学，现在是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的特聘研究员、南非金山大学高级访问学者。2013年，由于妻子的工作变动，举家搬到约翰内斯堡。那年前后，他开始研究非洲文学。 得知自己将在南非生活之前，蒋晖一直都没觉得自己会和非洲有什么关系。“我们当时眼里哪有非洲，我指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大家还是觉得西方和美国好。所以来到纽约大学读比较文学时，根本没注意到，这所学校这个系还藏着一个东非最伟大的作家恩古吉。他的课我一次也没有去听过，现在想起来悔之晚矣。那时候看世界，跟做班级成绩排名似的，谁排名比我高，我就盯着谁；排名比我低的，那是不屑搭理的。我觉得就是这种心态让我错过了纽约大学给我提供的这么好的认识非洲文学的机会。而我这种心态恐怕也是今天一些国人对待非洲的态度，它也必然继续让人们失去了解什么是真正非洲的契机。” 这多少也像是我们的非洲研究的一个缩影，“中国最好的大学都在争做国际一流大学，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和排名，似乎顾不上那些非洲学校。非洲文学研究或非洲研究在这些学校的地位是无法和国学研究以及西学研究相比的。相反，倒是一些地方院校很重视非洲，将之提升为一个主要研究领域。这是有眼光的，西方没有一个一流高校不看重自己对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力。” 随着研究的展开，蒋晖想着要给北大中文系的教学带点新东西进来，就在他开设的“西方现代小说精读”课中逐渐加入一些非洲经典作品的介绍。但是，讲非洲文学面临着一些新的要求，比如老师有必要回答学生，为什么放着那么多西方经典不读，要读这些非洲小说？蒋晖在授课中不露声色地将非洲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接上了头，让学生们能生顾盼之姿。讲多了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关联，往往可以用影响的方法讲清楚，如哪个西方作家影响了中国作家等等。但讲非洲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联则不同，在彼此直接的影响不存在的情况下，惊人的历史相似性却又无处不在，这可以被称之为结构性相似。于是，蒋晖把非洲文学放在中国文学“启蒙”和“革命”的框架里来讲，这样，非洲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反之亦然。 但是能不能真的让中国高校的人文教育课程引入非洲文学经典， 能不能改变非洲文学研究的边缘位置，这肯定不是蒋晖一人就能扛起来的。“国内对非洲文学的研究近年刚刚起步，这个领域的学者来过非洲的还不是很多 。”而蒋晖由于机缘巧合来到非洲后，一些问题渐渐变得明晰。“过去，我们思考中国问题的框架，都是古/今或者中/西两个维度。但是在一个多元时代里，对世界的多样性的知识变得越来越重要。” 衡量非洲文学的指标，不是文学技巧或各种奖项 “如果读者想离非洲文学近一点，您有没有什么要推荐的作家？”记者的问题从北京飘向约堡。 “当然有，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是可以和中国鲁迅比肩的非洲作家和启蒙思想家；肯尼亚作家恩古吉则是革命作家这个序列里非常伟大的；南非的戈迪默最接近卢卡契式的现实主义传统。此外，现代主义代表作家索因卡和后现代作家库切也很出色。非洲有许多非常了不起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正在构成一种非洲的现代经典。” 不过蒋晖认为，不是只有这些伟大的作品才值得向中国读者推荐，他现在正在编辑一套南非近20年小说代表作系列，这些著作并不是多么了不起，但是，如果要了解南非在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20年间的社会状况，这些小说则提供了活生生的感性资料。“非洲文学不是供学习和模仿的，而是供讨论的。通过讨论一部非洲小说，我们会理解很深的伦理和政治层面的信息。” 说到非洲文学有哪些特点，蒋晖认为，首先是语言的多样化，“有严谨的日本学者统计过，非洲的语言有2092种，其中很多是口头语言，不能被写出来。可以书写的文学语言也很复杂。有本土的语言，东非地区的斯瓦希里语，西非地区的豪萨语，还有约鲁巴语——索因卡生活的地方的语言，伊博语——就是阿契贝的母语；还有一部分是殖民语言，英语、法语、葡萄牙语，另外还有北非使用的阿拉伯语。” 按照时间可以分出不同代际的作家，他们面对非洲不同的历史和现实，也有不同的主题要抒发。蒋晖说：“所谓的第一代现代文学作家，是阿契贝、索因卡、恩古吉等，他们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生，崛起于独立革命的进程之中。他们心目中的读者就是西方的读者，索因卡特别明显，他用英语写作的娴熟和复杂程度，是没几个非洲人能懂的，只有英国人才能明白。换句话说，他们基本上是面向西方写作的，这也难怪他们，因为在当时非洲也没什么出版社，他们拿到西方出版，当然要为西方写作。” “第二代作家，就是比索因卡他们小十几岁的作家，比如尼日利亚的奥萨·费米。他们更有强烈的本土身份认同，认为自己的作品一定要和当地人结合在一起，所以他们更注重戏剧和街头演出，而不是通过去西方获奖来证明自己。” “更年轻一代则关注多元文化问题，认为非洲的整体性不存在，他们的写作就变成了个人身份政治的写作。比如尼日利亚女作家阿迪契，1977年出生，她的《半轮黄日》讲述尼日利亚内战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冲击。” 蒋晖表示，“如果是我个人来评价，我想阿契贝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因卡要伟大，因为我可以从阿契贝身上看到很多鲁迅那个层面的作家才能写出来的东西。无论他故事的简练程度，还是他对社会的理解，精神的强度和战斗的精神，都要比索因卡强得多。索因卡提供了一种关于非洲神秘性的东西，但是阿契贝没有任何的幻觉，他是一个伟大的深度现实主义作家。” 在蒋晖看来，“衡量非洲文学的指标，不是文学的技巧，更不是各种奖项，而就是不带幻觉的对现实的深度关注。” 新南非的第一代黑人作家，书写自己的现实 蒋晖和很多南非作家有密切的联系，他们虽达不到阿契贝在他心中的高度，但亦是关注社会现实的作者。蒋晖与他们在一起喝咖啡、谈天、聊创作，也把中国文学讲给南非作家。他还以研究者的视角，访谈了五位南非作家，通过学术期刊和微信公众号发布。 “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新南非黑人作家开始涌现，比如天才早逝的作家塞洛·迪克（Sello Duiker），以及尼克·穆隆戈（Niq Mhlongo）、祖尼斯瓦·万纳（Zukiswa Wanner）、帕斯瓦尼·穆贝（Phaswane Mpe）、寇帕诺·马特瓦（Kopano Matlwa）和弗雷德·库马洛（Fred Khumalo）,他们形成了新南非第一代黑人作家群。”蒋晖的访谈，呈现出了这代黑人作家的书写进行时。他们的命运让人感慨，“非洲作家的亲身经历是小说家虚构不来的。” “南非女诗人菲利帕·维利叶斯(Phillippa Yaa de Villiers)的人生就是传奇。”伴随着约堡的暴雨，一个曲折的人生故事从电话那头传来，“诗人的生父是加纳人，上世纪60年代作为交换学生去澳大利亚留学。她的生母是澳大利亚的白人，两人发生了一夜情，有了她。”故事到此才刚刚开头，诗人的生母自己来到南非，生下孩子，五天后就送到收养所。维利叶斯被南非一位非常有名的女科学家领养，家境优渥，生活在白人的文化里。当她了解到自己的身世，开始寻求自我身份的认知，她参加黑人运动，养母一度和她断绝关系。她告诉蒋晖：“我不知道我是谁，从来就不曾知道，过去形成的自我完全是虚假的，可真的自我还在寻找中。”在这样的怀疑之中，维利叶斯开始创作诗歌来寻求答案，她努力使自己的诗歌看起来像黑人的作品，而不希望被当作白人作家。蒋晖说：“她的人生有非洲反殖民运动的烙印。” 蒋晖采访的作家弗雷德·库马洛，写城乡工人文学，他的《春酒》《摸摸我的热血》《天堂七步遥》等作品创造了一系列新南非工人的群像。“小说的主人公们生活在被压迫和寻求解放的时代，但没有一个成为革命者，反而依靠生存的本能和那个时代所赋予的人性的黑暗，成了妓院老板、贩毒者、黑帮首领、流浪艺术家……”库马洛告诉蒋晖，“即使在反种族隔离斗争的高峰期，黑人也有自己的日常生活要过。” “非洲很少有作家可以靠写作为生。除非你享有了国际声望。南非人是不读书的，书又贵。”这是南非作家尼克·穆隆戈告诉蒋晖的。南非的书折算成人民币每本一两百块，对普通人来说是很昂贵的。穆隆戈写南非特有的Township生活，Township是种族隔离时代专门为黑人和有色人种建的居住区。尽管穆隆戈算是成名作家，但南非读者很少有读过他作品的。他告诉蒋晖，如今影视文化、追星文化左右了南非年轻人寻找文化认同的方式，他们不习惯通过文字来理解和反思世界。 非洲文学研究，必须离开文学再回到文学 蒋晖所做的作家访谈，包含着很多文学之外的话题。一次，蒋晖与库马洛聊天，谈起了某些人对非洲人抱持的刻板印象——“懒惰”。库马洛回答说：“问题不是黑人懒惰，而是黑人没有自信。他们早早地失去土地，被赶到城里成为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生产工具，他们就不再相信自己还有什么创造力。黑人的精神在长期的殖民统治中垮掉了。” 这个答案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也许是对话的意愿和行动。蒋晖觉得，“想要走近非洲文学，还是要透过文本，让非洲作家自己说话，让读者自己抛弃掉某些固有的想象。” 然而，如何让非洲文学走出被遮蔽的命运，走入中国读者的视线，说到底不是容易的事。在蒋晖看来，面对非洲，中国读者和作家似乎都很难找到某种情感上的共鸣或共感，“缺乏群众基础”，是非洲文学被冷落的一个原因，也是中国的非洲研究面临的挑战。 “30年前，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风靡国内。中国作家和拉美文学的神交是一次比较纯粹的文学事件，其主要动力来自创作的需要。但今天的非洲文学的译介和研究热则有所不同，它基本与作家无关，与写作无关，纯粹是一次研究的行动。动力则主要来自中非关系发展的大局，来自国内非洲研究机构的积极推动，属于在缺乏作家参与的情况下由过去英美文学的研究者所主导的一次行动。”蒋晖认为，非洲的历史、社会制度、精英构成、文化心理，基本都外在于中国社会与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整体的视野和一种使命感，才能做得了真学问，重新勾勒一幅“世界文学”的版图。 蒋晖觉得，相比之下，日本和韩国的作家在研究非洲的时候主动性更强一些。他的一位韩国作家好友，就因为对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感兴趣，跑到南非来做研究，想理解南非在种族隔离解除之后，如何疗愈暴力带来的创伤。“这个韩国作家认为，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与韩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包含的议题有相通之处，所以很有共感。” 今天，中非交流跨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不仅是商贸往来，文化上的相互理解也变得日益重要，彼此之间的某些刻板印象有待破除，而文学以及更广泛的人文学科在译介和研究上的进展，将是文化交流的基石。其实，不仅中国在关注非洲，反之亦然，中国人也走进了非洲的作品。“之前很少有非洲作家在作品里写中国人，现在开始有一些了，但形象上也比较刻板，土大款居多。”蒋晖介绍说，尼日利亚戏剧家和小说家奥萨·费米，是深受《红灯记》影响的一批非洲作家之一，相对来说比较了解中国文化。前几年他来中国交流，在北京和天津看了不同版本的《雷雨》，之后他写了一版非洲《雷雨》，剧中的周朴园变成了一个到非洲投资的中国人，而鲁侍萍则是一个黑人女仆。 在蒋晖看来，不论是文化交流，还是文学研究，抵达非洲的方式，都应该离非洲的社会现实近一些，我们要多了解这片土地之前经历过什么。至于文学的讨论，势必要进入文本，再跳开文本，“非洲文学研究必须在介入非洲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非洲文学批评史和心灵史的层面分路展开，文学研究一定要离开文学，在外面走一圈之后再回到文学。将之归结为一点，就是文学研究是关于文学形式本身和文学形式生成的历史条件的研究。” 近几年在南非的观察，让蒋晖认识到非洲的重要性，亦让他看到中国年轻一辈带来的希望。他认识的一个北大女生，亚非文学硕士毕业后，跑到南非罗德斯大学再读一个硕士。“她跟我说在南非的一年多是她最充实的时光。” 采访结束之时，约堡的暴雨早已停了。但是有关非洲文学和非洲研究的话题，对于身处中国的我们，或许刚刚开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