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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骏:我的少数派报告

http://www.newdu.com 2018-09-14 《收获》 蔡骏 参加讨论

    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以往的一切春天都无法复原,即使最狂热最坚贞的爱情,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种瞬息即逝的现实,唯有孤独永恒。
    ——加西亚·马尔克斯
    菲利普·迪克有过一部短篇小说《少数派报告》,描述2054年的华盛顿,司法制度已能通过一种“心理科技”预知犯罪,并在凶手作案前将其逮捕,直到一名警官自己突然成为了“即将犯罪”的通缉犯……小说后来被好莱坞大导演斯皮尔格伯拍成了科幻电影。菲利普·迪克是个鬼才,给许多好莱坞电影提供过小说原著,1962年的政治幻想小说《高堡奇人》获得过雨果奖。不过,我今天要说的与这个故事无关,也许和菲利普·迪克有关,最有关的仅仅是“少数派报告”这五个字。
    我天生是一个少数派,在生活上是个少数派,在文学上也是个少数派。
    01
    “解药”
    去年,我回到以前的家里,寻找一份十年前的合同,翻箱倒柜,意外找出一本“黑面抄”。黑色硬板纸封面的笔记本,纸张干脆泛黄,仿佛出土文物。那时还没使用电脑呢,许多闪过脑海的原始创意,就这样随手记在纸上。黑面抄里夹着许多小纸条,布满自己都难以辨认的字,有些后来成了我的小说。这些褪色的圆珠笔字迹,出自世纪末的那一年——霎时明亮起来,点点滴滴,事无巨细。人们说不忘初心,我想感谢那时的自己,因为我找到了一种拯救自己的“解药”。
    文学,就是我的“解药”。
    我读小学开始学画,很简单的素描和水彩。初三那年,我忽然想要考上海美专,刘海粟开创的学校,中国最早画人体模特的地方。我自己买了许多教科书和素描铅笔,从HB到12B。我爸帮我背了个石膏像回家——那是个长发飘扬的外国老头,名叫《马赛曲》,法国雕塑家吕德在1836年的作品,原作是高浮雕在巴黎凯旋门上。我画了一个学期,差不多每天画一幅,没有任何老师指导。我每次都有进步,最后画到以假乱真。我去美专报了名,专业考试那天却不敢出门——我害怕失败,自己只是个三脚猫,人家都是拜师学艺了多少年,根本比不过啊。于是,我连尝试一下的勇气都没有,就放弃了我的画家梦。
    后来,我一直在想啊,如果那天,真的去参加了考试,结果会怎样?老实说,科学地想了想,以我的基本功,几乎肯定是要被退货的。但至少,这样就让我彻底死心,不用为了自己的怯懦而后悔。
    我工作得很早,十九岁就已在上海邮政上班了。刚开始,国企还被认为是不错的单位,起码不用担心丢饭碗。后来,国有企业优势渐少,也与传统产业受到移动通信与互联网的冲击有关。不少同事跳槽到民营公司,或去了中国电信或中国移动。有一年晚上,与几个写小说的朋友一起吃饭,随意地问起互相的收入,而我的工资收入居然低到他们都不敢相信。
    在单位里,我做着平凡而无聊的工作,每天上班下班简单重复。我很少跟同事们说话,因为几乎没什么共同语言。也有个别年龄相仿的同事,能说一些关于电脑和影视的话题,也仅此而已。至于和我一样喜爱文学的同事,我只遇到过一个,比我大了十几岁,因为我在公用的电脑里,发现了她打的古典诗词。于是,我也经常暗中打几段古典诗词上去。
    那几年心情阴郁的时期,大概激发了倾诉的欲望,不倾诉给身边任何人听——只写给自己。从十八岁到二十岁,我只要不上班就待在家里,每星期悄悄写三首诗,至今看来虽幼稚而拙劣,却真是一个特别的青春期。
    我经常去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静安区图书馆等等,我一期不落地看《诗刊》,看《收获》和《当代》。至今,我还清楚记得当时在文学期刊上的莫言的中篇小说《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发现小说带给人的乐趣无穷。
    我又读到了卡夫卡的《审判》、《在流放地》、《地洞》、《乡村医生》、《诉讼》……这个瘦弱的男人,无异于又给我打开了一方天地。我惊讶,初读《诉讼》我就可以理解他的痛苦。因为我也处于一个上班的“单位”之中,不晓得明日往何处去?
    那时候,我买了本王小波小说剧本集《地久天长》。开篇《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我读到王二与昆仑奴“开始吃喝、谈笑,度过这漫漫长夜。当户外梨花飞舞,雪光如昼时,人不想沉沉睡去。这种感觉,古今无不同”。后面篇篇让人惊艳,原来世上还有这样写小说的?这本书,至今还在我的书架上,无事翻翻,常读常新。我更爱他的唐朝故事,《夜行记》是小说语言的满汉全席,《舅舅情人》柔情似水犹记终南山下雪白的骸骨。后有《东宫西宫》的小说和剧本。二十年后,尚无人能再像王小波一样写作。下一个黄金时代何日来临?至今,我仍然酷爱那句“古今无不同”。
    2000年,我开始上网,尝试把最初写的小说,贴到当年的“榕树下”网站。记得第一篇,就是模仿王小波的唐人故事风格的《天宝大球场的陷落》同样是一半古代一半现代。
    从此,我的“解药”开始发挥药效了。
    02
    “不响”
    用《繁花》的话来说,我是一个“不响”的人。
    2002年底,我被调到一个几乎是闲着没事的单位,负责撰写企业的史志和年鉴。在那里上班的,大多数是中老年人,工作的大楼有八十多年历史,每天面对许多发霉的档案,还有不知道多少年积累下来的公文,从清朝灭亡直到21世纪。虽然,大多数人将之视为养老圣地,但我非常喜欢历史,尤其能面对大量数十年前的文字。我甚至找到了许多五四时期首次发表的文学作品(或许是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孤本吧)。
    这段时间,因为陈村老师的关系,我认识了《萌芽》的傅星老师,得以发表许多小说,一不留神成了畅销书作家。我忽然发现:一年写小说挣来的版税,超过了单位发给我工资的几十倍。但我没选择离开,继续维持了这样大约两年的时光。对我来说,上班已经不是为了生存,而仅仅是完成一种义务。或者,上班已成为了一种习惯,似乎我永远不能适应每天待在家里的自由作家的生存状态。又隔了两年,我决定办第一份杂志,注册成立自己的公司,终于离开原来单位。我既不觉得离开得早,也不觉得离开得晚,那是一个恰当的时机吧。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有各自恰当的时机。
    2005年的秋天,我第一次认识金宇澄老师。当时《上海文学》杂志发了一篇我的小说《小白买》,恰好金老师是我的责任编辑。正好一起参加作协的活动,我和金老师也聊了几句。我是个内向的人,整个活动过程中很少言语,金老师却跟大家说:“不要看小蔡不声不响,他的心里头很有想法呢。”后来看了《繁花》,先是在弄堂论坛里,然后买了实体书,满心欢喜。不仅因为小说写得好,也因其中主要的两个地段,思南路是我工作过的地方,而长寿路与大自鸣钟,则是我从小长大以至于仍然生活的地方。看《繁花》,竟有一种近乡情怯的感觉。而我想起他评价我的“不响”两个字——《繁花》的精华,不尽在“不响”之中吗?
    “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繁花》
    2014年,春天,我又一次遇到金宇澄老师,我说起我刚写完一个短篇。金老师鼓励我给他投稿。当时,我觉得自己对于纯文学期刊来说,完全是个门外人,我毫无自信心地投了过去。忐忑不安地等待了一个礼拜,有天早上,我收到金老师的短信:“小说很棒,充分显示了拓展力量与特点,准备用在(上海文学)八月号的头题”。那天中午,我独自在家吃午饭,一边吃一边掉下了眼泪。
    这也是我的“不响”。
    03
    “一夜”
    2014年,一次大面积航班误点被困在机场的经历,让我突然想起《最漫长的那一夜》这几个字。那个春天,我正好在写一个短篇,名叫《北京一夜》。这是一个关于说故事的故事,故事里带有我自己的成长记忆。虽然借一个北京出租车司机之口说出,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地域之间并没有太大距离,受着相同年代的教育长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我们是有多么复杂啊。这一切与文本或结构无关,只来自两个字——记忆。
    那年四月,我过北京,住长虹桥,零点时分,独自出门打车,直奔百花深处,寻找有位老妇人犹在痴痴等。百花深处胡同,空无一人。我一个人走了后半夜,几乎迷路,穿越北京的胡同和小巷,一直走到了后海。好像我真的是故事里的人物。
    所有标题带有“一夜”,所有主要叙述发生在一夜之间(也许所涉及故事和背景跨越数年),所有视角几乎都来自于我的第一人称,所有内容也有一大半都真实发生过。我的故事,或者,我身边的人们甚至你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从上海到北京,从喀什到香港,从莫斯科到巴黎。
    “最漫长的那一夜”,说的最多的,是记忆。
    博尔赫斯说,时间有无数系列,背离的、汇合的和平行的时间织成一张不断增长、错综复杂的网。由互相靠拢、分歧、交错,或者永远互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将来。
    回想自己十八九岁,我依然感到有些遗憾——我没怎么享受过那个年纪的青春期应有的无忧无虑,我在朦胧地为自己的前途忧虑,担心或许终生都要在一个平凡之地度过一个平凡人生?我害怕会像身边那些成年人那样,渐渐丧失少年时原有的一切纯真与热情,渐渐被麻木不仁的生活所同化,渐渐为了几百元钱或几包年货而争吵,渐渐在别人替你安排好的生命航道里随波逐流。当我们小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长大了。那时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梦想,我的梦想小学时是考古学家,中学时变成画家还痴心妄想考过美院,最后才误打误撞地成为了一个作家。
    至今,我仍对“作家”两个字感到汗颜。
    “一夜”带给我很多荣誉,带给我很多惊喜,甚至好多个文学奖,比如“百花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等等。
    但我仍然感觉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少数派。
    有人说,我有很多大众读者,实在是个多数派。但我仔细思量,在类型文学的圈子里,我太文艺;在纯文学的圈子里(也许还只是在门口晃悠),我又太类型,甚至被认为是“对传统文坛的一次大胆闯入”(郁达夫小说奖颁奖词)。
    录入一下评委袁敏老师的点评吧——
    “作者原是一位写悬疑小说的畅销书作家,他把网络畅销的元素引入传统文学,这种碰撞和尝试很有意义,特别难得。”
    好吧,但我必须要承认,身为一个少数派,我真是太幸运了啊!
    04
    “孤独”
    我是少数派,少数派注定孤独。
    天性使然,我不喜欢扎堆,不喜欢与人交往。我滴酒不沾,也不抽烟,因此无缘各种酒桌聚会。我在作家圈有不少朋友,但从不呼朋唤友,也很遗憾不能像竹林七贤们那样豪爽地交往,更不可能像马尔克斯的客厅那样高朋满座。
    去年,我去北京开了中国作协第九届代表大会。会上当然遇到了许多大家。比如迟子建,我一直很喜欢她的小说,更喜欢她在某次颁奖典礼上所说的话。正好住同一个宾馆,有一次,我们在电梯遇到,我轻轻说了一声“迟老师好”,她向我微笑点头。隔了几天,我又看到她要进电梯,我等了片刻才一起进来。她很疲惫,急着要回去休息,所有人都开了一天的会。电梯里挤进来很多人,迟子建到十六楼,而我到十八楼。终于,电梯里没别人了,我才对她说了一句话:“迟老师,我很喜欢您的作品。”她很高兴,可惜楼层到了,只能匆匆告别。但,说出这句话本身,就让我很有单纯的幸福感,好像站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眺望额尔古纳河右岸与群山之巅。
    还有舒婷,投票选举作协主席、副主席时,我发觉坐在我前面一排的女士,名字牌上是“舒婷”二字。这不是朦胧诗的女神吗?我没有打扰她,只是坐在后面,努力回想她的《致橡树》与《神女峰》“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散会后,我装作不经意路过她身边,说了一声“舒婷老师好”。这是我跟她说过的唯一一句话,不知以后还有无机会?我想,这就像诗的语言,言简意赅,足矣。
    我想,真正的作家,肉体从不孤独,但内心孤独,孤独到没朋友。人一辈子能交的朋友是无限的,哪怕回头就忘;但人一辈子能写的字却很有限,是说有质量的字。各自孤独着,各自灿烂着。若真觉得好,说一声“你好”就能让自己很开心。
    而少数派的我,更愿意像卡夫卡、王小波那样在孤独中写作,无论你读或不读,小说就在这儿,默默地绽放,再安静地凋零。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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