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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代表性研究，参见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学人》第4辑，第13-40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陈国球：《文学立科——〈京师大学堂章程〉与“文学”》，载其所著《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第1-4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二者都是从大学教育切入。此外，近年还有栗永清《知识生产与学科规训——晚清以来中国文学学科史探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书。涵盖普通教育在内全学制的讨论，有Elisabeth Kaske关于“清末教育体系中法定语言”的考察，但她更关心语言问题，所取角度与本稿不同。参见Elisabeth Kaske.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Chinese Education,1895-1919.Leidon & Boston:Brill,2008,pp.234-272. ②梁启超：《论学校四(变法通议三之四)·师范学校》，《时务报》第15册，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③《尋常師範学校ノ學科及其程度》，日本内阁：《官报》第2710号，明治25年7月11日，第109-114页。 ④梁启超撰、孙家鼐等奏：《大学堂章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27、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⑤同前注，第29页。按：光绪二十三年(1897)梁启超就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就有“溥通学”与“专门学”的分别，前者包含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之粗浅者，并无与文学词章相关的内容。见梁启超：《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夏晓虹编校：《〈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第22-2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⑥姚锡光：《查看日本学校大概情形手折(光绪戊戌闰三月二十日上南皮制府)》，见《东瀛学校举概》，光绪二十五年(1899)夏四月京师木活字本，公牍一。 ⑦《劝学篇·学制》，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974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⑧佚名译：《日本华族女学校规则》，《丛书集成初编》影印光绪二十三年《灵鹣阁丛书》本，第21-33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 ⑨宫内省谕第四号：《华族女学校章程》，日本内阁：《官报》第3046号，明治26年8月23日，第218页。 ⑩松林纯孝(孝纯)译：《日本小学校章程》，《蒙学报》第21册，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初一日。 (11)美国路义思撰、卫理口译、范熙庸笔述：《日本学校源流》，光绪二十五年(1999)江南制造局铅印本，第21、22、51页。 (12)日本“国文学”在大学的成立，伴随着国家思想的成熟。参见Lee Yeounsuk(李妍淑)：《国語という思想——近代日本の言語認識》，第96-105页，岩波书店1996年版。 (13)参见打越孝明：《中学校漢文科存廃問題と世論：明治三十四年中学校令施行規則発布前後》，《早稲田大学教育学部学術研究》第39号，1990年12月。 (14)关于明治前中期读书、作文、习字等课程的演化，参见甲斐雄一郎：《読書科における二元的教授目標の形成過程》，(日本)全国大学国语教育学会编：《国語科教育》第38集，1991年3月；小笠原拓：《「国語科」の発見とその歴史的意義：坪井仙次郎『小学国語科之説』を中心に》，载《教育学研究》第70卷第4号，2003年12月。 (15)俞复：《蒙学读本全书序》，《蒙学读本全书》，卷首，光绪二十八年上海文明书局石印本。 (16)时充留日学生总监督的夏偕复，在光绪二十七年十月撰文介绍日本学制，已于寻常、高等小学校学科中明列“国语”一科。见夏偕复：《学校刍言》，《教育世界》第14号，辛丑(1901)十月下。此外，《译书汇编》所附《日本学校系统说》亦按含“国语科”的新制介绍了日本小学课程。见《译书汇编》第2年第7期，“附录”栏，壬寅(1902)七月。 (17)樊炳清译：《小学校令》，《教育世界》第2号，辛丑四月上。 (18)罗振玉：《学制私议》，《教育世界》第24号，壬寅三月下。 (19)见《钦定蒙学堂章程》《钦定小学堂章程》(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291-292、280-284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0)京师大学堂：《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京师大学堂刻本。 (21)见《钦定中学堂章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钦定大学堂章程》(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273、246、251、245页。 (22)(39)(49)《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284、499、499-500页。 (23)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初五日《大公报》“时事要闻”栏记载：“闻管学大臣此次拟定之大、中、小、蒙学课程，以沈小沂(兆祉)、李亦园(希圣)、张小圃(鹤龄)三君参议为多。”北京发行的《经济丛编》亦有类似报道，见《兴学端倪》，《经济丛编》第10册，“中外大事记”栏，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三十日。并参见吴汝纶：《答张小浦观察》(壬寅四月初九日)，施培毅、徐寿凯点校：《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390页，黄山书社2002年版。 (24)《振兴学务》，《经济丛编》第6册，“中外大事记”栏，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25)张鹤龄：《京师大学堂编书处章程》，《经济丛编》第9册，“教育”栏，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此外尚有“诗学课本”一项：“诗学课本拟断代选择，自汉魏以迄国朝，取其导扬忠孝，激发性情及寄托讽喻，有政俗人心之关系者，传为定本，以资扬扢。本兴观群怨之宗风，寓敦厚温柔之德育，亦古人诗教之遗也。” (26)《劝学篇·守约》，前揭《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9730页。 (27)见梁启超《万木草堂小学学记·学文》，下河边半五郎编：《饮冰室文集类编》上册，第694页，帝国印刷株式会社1904年版。并参见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第7-8页。 (28)《劝学篇·守约》，《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9731-9732页。 (29)《书目答问·国朝箸述诸家姓名略》，《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9976页。 (30)张之洞、刘坤一奏：《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396-1398页。 (31)《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402-1403页。 (32)参见崔华杰：《登州文会馆与山东大学堂学缘述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33)袁世凯奏：《遵旨改设学堂酌拟试办章程折》(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廖一中、罗真容整理：《袁世凯奏议》上册，第317-340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34)袁世凯奏：《筹设直隶师范学堂小学堂拟定暂行章程折》、《筹设直隶各属中学堂拟定暂行章程折》(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五日)，前揭《袁世凯奏议》中册，第585-589、595-596、601-602页。 (35)张之洞奏：《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一日)，《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488-1502页。 (36)(37)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奏：《奏定学务纲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499-501页、第495页。 (38)仅有三处例外：(一)初级师范学堂考虑到师范生将来“教幼童”之需，将“习字”另立一科；(二)高等商业学校为适应商业文牍，预科设“书法”“作文”二科，本科另设“商业文”科目；(三)实业补习普通学堂的商业科，在普通科目的“中国文理”外，须加习“商业书信”。此外，进士馆、高等工业学堂、农业及工业教员讲习所均不设本国语文课程，商业教员讲习所亦仅设“商业作文”课。见《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课程》《奏定实业补习普通学堂章程》《奏定实业教员讲习所章程》，《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411、471、452-453、475-477页。 (40)癸卯年张之洞参与学务，进而主导改订学制，并非单纯的新旧人事之争；其主要动因，是为了应对当年京师大学堂等处的拒俄学潮。相关考证，参见拙著：《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第184-18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41)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八，《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4册，第95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 (42)详见汪婉：《清末中国対日教育考察の研究》，第236-248页，汲古书院1998年版。 (43)吴汝纶：《与张尚书》(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一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435-437页。 (44)日本育成会编、沈紘译：《欧美教育观》，第七章“教授”，《教育世界》第35号，壬寅九月上。 (45)(53)《奏定学务纲要》，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505、500页。 (46)张之洞：《致京张冶秋尚书》(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三十日)，《张之洞全集》第11册，第8745页。 (47)参见前揭Kaske书，第253-265页。张之洞早年曾受学于古文家朱琦，与桐城古文确有渊源。见《抱冰堂弟子记》，前揭《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631页。 (48)马建忠《文通·后序》：“余观泰西童子入学，循序而进，未及志学之年，而观书为文，无不明习。而后视其性之所近，肆力于数度、格致、法律、性理诸学，而专精焉。……文者，所以循是而至于所止，而非所止也，故君子学以致其道。”见《马氏文通》第1册卷首，后序第2a—2b叶，光绪二十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50)见《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9731页。 (51)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奏：《奏定大学堂章程》，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363页。 (52)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汤志钧等编：《戴震集》上编，第1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又阮元《西湖诂经精舍记》：“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见《揅经室二集》卷七，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上册，第547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54)就此而言，张之洞等并不是在普遍意义上排斥一切“新名词”，而是强调：在科学专门之需以外的“通用名词”不能滥用。《学务纲要》也指出“外国文体界限本自分明”，其所要检点的文类是“官私文牍一切著述”以及“课本日记考试文卷”等，背后有在“普通”和“专门”之间辨体的意识，值得重视。 (55)(61)《奏定中学堂章程》，《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329页。 (56)关于清代科场衡文“清真雅正”标准与古文义法的关系，参见方孝岳：《清初“清真雅正”的标准和方望溪的义法论》，载其所著：《中国文学批评》，第138-150页，世界书局1944年版。 (57)清末蒙学教科书整体趋向于一种以“浅近文言”为基调，同时涵纳新名词、新知识的“普通国文”；其课文亦多采用新学报章的内容。参见陆胤：《“普通国文”的发生——清末〈蒙学报〉的文体试验》，《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 (58)陈国球前揭书，第24-25页；栗永清前揭书，第69页。 (59)《读古诗歌法》，并载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奏：《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奏定中学堂章程》《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306、308-309、320、322-323、332、334、413、415页。 (60)《中学校教授要目》(明治三十五年文部省训令)，南洋公学译书馆译：《新译日本法规大全》第8册，第468页，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62)《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408页。 (63)叶瀚：《中文释例·开端小引》，《蒙学报》第1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64)《奏定女学堂章程折》，《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586、588、593、596-600页。 (65)《奏请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折》(宣统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同前注，第551-555页。 (66)教育部订定：《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1912年12月)、《中学校令实施规则》(1912年12月2日)，《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702、680页。 (67)《小学校令实施细则》《中学校令实施规则》，见前揭《新译日本法规大全》第8册，第586、448-44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