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理胜”与“辞胜” 光绪二十七年京师大学堂重建，同时暂充新式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壬寅学制即在此背景下起草。其时管学大臣张百熙倾向新学，拜吴汝纶任总教习，又聘请于式枚、张鹤龄、沈兆祉、李希圣、罗惇曧等人参与。此次章程即出自张鹤龄、沈兆祉创议，课程亦以张、沈及李希圣参议为多(23)。大学堂副总教习张鹤龄“总司编订学堂教科诸书”(24)，编订“文章课本”宗旨有云： 溯自秦汉以降，文学繁兴，揽其大端，可分两派：一以理胜，一以辞胜。凡奏议论说之属，关系于政治学术者，皆理胜者也；凡词赋记述，诸家争较于文章派别者，皆辞胜者也。兹所选择，一以理胜于辞为主，部析类从，以资诵习，冀得扩充学识，洞明源流。凡八家、十家之标名，阳湖、桐城之别派，一空故见，无取苟同。(25) 当时参画学制的京师大学堂诸人，与康梁一派多有瓜葛。壬寅学制虽是朝廷政令，却与戊戌年梁启超所拟《大学堂章程》一样，实是趋新势力短暂掌握中枢权力的产物。与此相对者，则是身居京城之外，实际握有“官权”的督抚。庚子事变中的“东南互保”，大为伸张了督抚对于中枢的发言权。张之洞、袁世凯等筹办新学的尝试，尤其是张之洞于癸卯年参与重订学制，将地方实践确立为国家制度，为原本虚悬于本土经验之上的外来学制提供了一个坚固的制度外壳。 以“儒臣”自命的张之洞，早在戊戌年的《劝学篇》中，就欲模仿西洋、日本“学堂教人之法”(与“专门箸述之学”相对)，构建“中学守约”的门径。其学程设计以十五岁为界：十五岁以前，仍依旧法诵《孝经》、四书、五经，并读含有史略、天文、地理内容的“歌括”“图式”等书；文章方面，则要兼及“汉唐宋人明白晓畅文字有益于今日行文者”；十五岁以后，始纳入普通学范围，按“有限有程，人人能解，且限定人人必解”的宗旨约为九门。其中“词章”一门居第五，要在“读有实事者”： 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况在今日，不惟不屑，亦不暇矣。然词章有奏议、书牍、记事之用，不能废也。当于史传及专集、总集中，择其叙事、述理之文读之；其它姑置不读。若学者自作，勿为钩章棘句之文，勿为浮诞嵬琐之诗，则不至劳精损志矣。(26) 在戊戌前后的内外交急的形势下，谈论“文人”“文学”的基调是不屑且不暇，从事诗文更被认为有“劳精损志”而占用实学精力的危险。故必须将其范围限制在“奏议、书牍、记事”等庙堂应用文体，专读史传和集部中“叙事”“述理”两类文章。此种突出政治实用性、压抑诗文创作的论调，似是当时士林不分新旧立场的共识。前有梁启超主张“词章不能谓之学”(27)，后则如张鹤龄编订“文章课本”时强调“理胜于辞为主”，注重奏议论说，以及壬寅学制之关注“记事文”“说理文”，都可看作类似观念的产物。 相对于“词章”的边缘地位，《劝学篇》的“守约”方案中另有“小学”一门，殿列九门最后，却相当受重视。张之洞辈认为小学(文字训诂)对于经书传承的意义，犹如西学之有翻译：“欲知其人之意，必先晓其人之语。去古久远，经文简奥，无论汉学、宋学，断无读书而不先通训诂之理。近人厌中学者动诋训诂，此大谬可骇者也。”关键在于讲法不能过繁，须注重大旨大例：“若废小学不讲，或讲之故为繁难，致人厌弃，则经典之古义茫昧，仅存迂浅俗说，后起趣时之才士，必皆薄圣道为不足观，吾恐终有经籍道熄之一日也。”(28)因此，“小学”兴废几乎被视作关乎整个经学传统存亡的枢纽。这固然是张氏早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29)之类看法的延续，更为此后纳入“小学”内容的“中国文辞”课程从边缘走向中心埋下了伏笔。 作为对庚子岁末朝廷重开新政的回应，张之洞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于光绪二十七年五、六月之交上奏变法三折，史称“江楚会奏”。其第一折规划学堂办法，明确以日本教科为典范，分为蒙学、小学校、高等小学校、中学校、高等学校及专门学校五级：八岁入蒙学，“习识字，正语音”；十二岁入小学校习“普通学”，十五岁入高等小学，须“学行文法，学为策论、词章”；中学校“仍兼习策论、词章……词章一门亦设教习”，但管理较为松散：“学生愿习与否，均听其便。弁兵入学者，专学策论，免习词章。”(30)高等学校分七专门，“文学”附“中国经学”而属“经学”专门之下，入专门学校者也要“温习”中国经学、文学。在忽略“词章”的同时，却特别强调“策论”，当是为了跟该折后段所涉科举改试策论、经义的主张相配合(31)。 紧接着，光绪二十七年九月，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上奏《山东大学堂章程》，借鉴登州文会馆的分斋制度，发明了以一所行省“大学堂”统摄从小学(备斋)、中学(正斋)直至专门学(专斋)全套学制的办法(32)。壬寅学制颁布以前，山东大学堂的复合模式被多地督抚效仿，引发行省一级兴建“大学堂”的风潮。袁氏所奏章程中的本国语文课程仍不显著，备斋、正斋虽设“古文”一门，其内容为“作中文策论、四书义、五经义”，且规定“备斋、正斋学生每月均作中文策论一篇，经义一篇，或作公牍、书记文字”，实可视作书院课艺的延续。以策论、经义为主，注重公牍、书记等应用文，亦是针对科举新章的要求(33)。随后，袁世凯调任直隶总督，并于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上奏直隶各属师范学堂、小学堂、中学堂拟定暂行章程。其中，本国语文课程通称“文学”，居经学后为第二科。其内容在师范学堂均为“策论”，惟三年毕业的第四斋自第二年起增加“经义”；小学堂前两年学“策论”，第三四年增“经义”；中学堂各年均学“古文、经义、策论”三项，基本延续了山东章程的以经义策论为重的方针(34)。 可以看出，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对于新学堂本国语文教学的设想，含有配合科场改制的用意，或仍要培养章奏、公牍、记事等为官从政的文字能力，跟壬寅学制所体现的民间蒙学实践和外来学制资源，本处在渊源不同的两条思路上。张鹤龄编订“文章课本”之区分“理胜”“辞胜”，毋宁说更近于督抚兴学的路数。在壬寅学制照搬日本学制体系的表面之下，对于“读书”“作文”“习字”等新课程的理解，可能仍是课艺对策之学。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张之洞上奏《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以湖北经验挑战全国学制。其中有关本国文的内容，依旧漫不经心：小学、中学设“中文”科，居“修身/伦理”“读经/温经”之后；文高等学则将“道德学、文学均附于经学之内”，延续了江楚会奏的设计(35)。湖北学制指出“普通之学”“专门之学”“实业之学”“美术之学”的区别，以“启发国民之忠义，化成国民之善良”为要务，却尚未突出语文训练在造就国民过程中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