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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方晨:一刃斩下 神气焕然——读王方晨《老实街》,兼谈“纯文学”的尊严

http://www.newdu.com 2018-09-07 秀色中文(微信公众号) 鲁太光 参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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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方晨的长篇新作《老实街》系由他这几年发表的11个短篇连缀而成,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这样的结构方式竟产生了一种意外的文本之美。这些小说,篇篇有独立的人物,人物有鲜明的性格,因而故事各异,而且,这些人物、故事又与小说中的情境是那么的融洽。一句话,这些小说都是独立的短篇佳作,而且,每篇都建构了一个自足的艺术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既有宏观的时代气象,更有微观的心灵风雨。一般而言,这样“独立”的短篇“组合”成长篇,效果不见得好,因为,这些小说都有自己的生命、性格,有的不见得那么“合群”。但《老实街》却没有这样的问题,不仅如此,如果不是在刊物上读到过那些已经独立发表的短篇,即使反复阅读,也不会发现它是“临时”组合起来的,因为,其间不仅没有什么离心力,反而有一种强大的向心力,使人物彼此照亮,事件相互激发,而气场也愈益强大。
    这一切,都得从那把“刀”——大马士革剃刀——说起。
    说实话,笔者之所以对《老实街》的结构发表上面那些议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小说第一章《大马士革剃刀》。就《老实街》整体而言,乍一看,这一章最像“闲笔”。人物、故事、情节,似乎都游离于小说整体之外。就说小说中的人物吧,左门鼻,老实街上的老实人,太平常了,好像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就是他那家小卖店,在小说中好像也没什么存在感——存在感都在鹅的小卖店那里呢。而且就小说情节来看,他的存在好像也没什么必要——对老实街的存亡而言,他的存在无足轻重。至于陈玉伋这个外来者,似乎就更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说句不人道的话,他的存在与生死,对于老实街而言,更是如同草芥一般,至多不过引发几声议论与叹息——小说中就是如此。因而,这一章,似乎放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放在开头不错,放在中间也行,放在结尾也未尝不可。甚至放与不放,也是可以讨论的。
    然而,这一章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必须放在开篇。如果措置不当,小说的精气神会大受影响,神韵会大打折扣,甚至泯然众人。因为,这不是一部写“形”的小说,而是一部写“神”的小说。进一步说,在形与神、外与内、生与死等一系列对立的范畴中,作家的重心无疑在后者上,即作家的主要目标是写出这个世界的内在神韵,写出这个世界的生死,以及生死之际人心中的鬼魅与神迹。然而,这个世界是如此的晦暗,以至于我们的作家不得不凝聚心神,锻造审美锋刃,剖开其外壳,将几近窒息的神韵与精灵释放出来,滋养我们的生命。这审美的利刃,就依附在这把大马士革剃刀上,其魂魄的光芒内敛其中。
    通过小说人物之口,我们知道,这把剃刀是曾闻名济南的莫家大院老主人莫大律师留下的宝物,很是神秘、稀罕。不过,这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其在小说中的作用。不过,这得从与左门鼻相依为命的老猫瓜被剃成一只光溜溜的妖精,以至于这只“老实猫”不堪其辱、投湖自杀说起。由于它的死因过于蹊跷,因而成为关注的焦点:到底是谁把它剃成一只怪物的?这可真是丑陋的杰作,不过,与其相联系的却非丑陋的技艺,恰恰相反,没有出神入化的技艺,很难做到这一点。由此,真相似乎一目了然,尽管谁也没有明言,但老实街上的街坊却已暗中认定了“嫌疑人”——新来老实街的理发圣手陈玉伋。除了他,谁有这鬼魅般的技艺呀!由是,情势急转直下,陈玉伋在老实街的地位,由朋友转为公敌——既是无人明言的公敌,也是无法辩解的公敌。这样的道德重压,让陈玉伋无法承受,他离开了老实街,并无声瘐毙。
    实际上,陈玉伋是冤死的。尽管为了艺术张力的需要,作家假戏真做,真戏假做,真真假假,以假乱真,建构了一个个叙事圈套,但只要静心阅读,还是不难发现罪魁祸首不是别人,而是“济南第一大老实”左门鼻——是他将爱猫剃成“妖怪”,从而嫁祸陈玉伋,将其从老实街逼走、逼死。想一想小说中那些有意味的细节,这一切就一目了然。比如,左门鼻将大马士革剃刀赠送陈玉伋,且一送再送,而陈玉伋怕承受不起,也一还再还,陈玉伋第二次还刀时,左门鼻“我若不收呢,你还能怎样”的言语中已然有了硬度与寒意。比如,陈玉伋还完刀,左门鼻送他回去后,站在院中石榴树下,无意中揪下片片树叶。或许,这时他心中已然动了杀机。比如,陈玉伋离开老实街前谁也没去找,唯独在夜深人静时去找左门鼻,让他给自己剃光头。再比如,老实街沦陷后捡破烂的老汉在废墟中捡到的那把剃刀,以及上面沾着的那根纤细优美的毛发:猫毛。这不仅告诉了我们真正的“黑手”是谁,而且还告诉了我们这“黑手”的工具——大马士革剃刀!
    由于小说歧义纷披,很难从一个方向解读,但我们大致还是能够意会到,左门鼻之所以如此不择手段,是因为他在陈玉伋面前感到了道德的逼仄——在这条街上,有他左门鼻一个老实人就够了,哪里还容得下另一个老实人,尤其是一个比他左门鼻还“老实”的老实人?行文至此,作家刻意隐藏的那个细节,以更加显明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似乎看到,在一个一切都睡着了的夜晚,老实街睡着了,小卖店睡着了,左门鼻睡着了,他的猫(瓜)也睡着了……就在这无边的深睡中,一个幽灵如同烟雾般从左门鼻沉睡的身体中浮现出来,蹑手蹑脚地走向瓜,走向沉睡中的瓜,他手里拿着的,正是那把有着水的形态却又有着火的魂魄的剃刀——大马士革剃刀,他用这把剃刀,把瓜剃得纤毫不剩,赤裸光滑,也将他的仪态、尊严、生命阉割得纤毫不剩。我们看到,在解除了那只老猫的武装之后,这个幽灵又走向左门鼻,走向自己的躯壳,再次挥舞起这把魔鬼的利刃,将左门鼻的“须发”剃得纤毫不剩,也将他的仪态、尊严、生命,阉割得纤毫不剩。我们看到,在解除了左门鼻和瓜的武装后,这把魔鬼的利刃似乎获得了更为强大的能量,他轻盈地旋转着,跳跃着,舞蹈着,走出了左门鼻的小卖店,走出了刘家大院,走向了老实街,走向了老实街正在沉睡着的家家户户,走向正在沉睡中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以同样的方式,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是的,它用自己魔鬼的锋芒,剖开了老实街沉重的障壁,让老实街上的一切,有形的与无形的,老实的与鬼祟的,轻盈的与沉重的,上升的与下沉的,像瓜那光溜的躯体一样,暴露在耀眼的阳光之下。是的,它用自己天使的温柔,掀开了笼罩在老实街人们心灵上蒙眬轻柔的面纱,让他们走出晦暗,走向透明,让他们心中的情与欲、生与死、灵与肉、神与鬼,缤纷出场,尽情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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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细品读,就会发现,这种自戕式的叙事——左门鼻在逼走、逼死陈玉伋的同时也逼走、逼死了自己,即随着陈玉伋的离去与死亡,他的道德合法性乃至存在必要性也同时土崩瓦解——是伦理与审美的双重冒险:从伦理上看,左门鼻的所作所为让他和老实街居民蒙耻,让他们既无路可进又无路可退——“老实”,他们赖以生存的最大根本都被他们自己阉割了,他们还能期望得到什么样的庇护呢?从更高的层面上看,这是切断了小说中人物的退路,更可悲的是,小说中人物面前又一片空茫。旧道德已死,新文明未生,他们该何去何从?从审美上看,这种叙事撕碎了一切与传统文化有关的梦幻,使老实街在物质与精神上同时坍塌,沦为废墟。既然如此,它还有再生的可能吗?
    然而,正是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冒险,赋予了小说一种罕见的力道与极致的美感。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这种冒险基于作家的文化与现实判断:道之不存久矣!借用小说中的关键词来说就是,“老实”(作为一种文化系统)已死。在一个物质为王、欲望称霸的世界上,与其让它在小说中局促、虚假地活着,不如让它在艺术中决绝、唯美地死去。想一想现实中所谓“传统文化”苟延残喘的囧境,想一想那些恨不得给资本做婢女的“女德”丑态,想一想那些竭力依附权贵“新儒家”奴相,我们就知道作家的这种冒险是多么的明智。至少,这种谢幕方式为自己保留了最后的尊严。大概是出于这个原因,尽管洞悉传统文化中的混沌乃至暗黑之处,但作家仍在小说中对这传统文化的逝去表达了无尽的哀婉之情——这一切,都体现在作家对老实街风物人情的描摹中。阅读中,笔者常常为一种忧伤的情绪打动,沉浸其中,不能自拔。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笔者为这种逝去的文明所捕获。我们多么愿意再看看老实街上发生的那些老实事啊:我们多么愿意再看看那个名为石头的孩子一次次从老实街出走又一次次被人带回来啊;我们多么愿意再看看那位百岁老人芈老先生品味清茶书写人生啊;我们多么愿意再看看老实街上的帅男俊女花前月下细语嫣然啊;我们多么愿意再看看老实街上的房舍砖瓦花木虫鱼啊;我们多么愿意再看看那滋润了老实街人生活的涤心泉啊!可一切已然不再!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冒险还基于作家的审美判断:只有在文明毁弃、道德瓦解的历史时刻,人心的微妙,人心的深浅,人心的动荡,人心的多姿,才能够以一种激越的美学方式呈现出来。何况,作家已经在现实中无数次目睹这种“死亡”的心灵“戏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小说第一章是敞开叙事的一章,是化育万物、化育众生的一章。也就是说,整部小说就是以老实街的死亡为前提展开的。
    当只有规训而无解放,只有眼前而无将来,只有现实而无浪漫,即徒有其名而无其实之后,老实就变成了怯懦的代名词,礼义就变成了丑行的遮羞布。在这样的时刻,“学老实,比老实”无异于丑行的竞赛,是一种比死亡还要可怕的堕落。这样的丑行与堕落之气,正渐渐弥漫在老实街上,弥漫在人们心中。起初,这样的堕落还悄无声息,尚可遮掩。渐渐的,这堕落就绝非怯懦二字所能遮掩的了。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剧,老实街,这城中的世外桃源,也被资本给盯上了,于是,形形色色的鬼怪开始在这里出没。小说第六章《歪脖子病不好治》和第七章《弃的烟火》写的就是这些鬼怪以及老实街人在这些鬼怪面前的怯懦——何止是怯懦,简直就是耻辱!在这些混世魔王面前,老实街人简直就是以卑贱为荣了,即使这些坏蛋一再扰乱他们的生活,即使这些坏蛋糟蹋他们的图腾——涤心泉,老实街依然“是哑默的”。更可怕,也更可怜、可悲的是,在一再的威胁、侮辱面前,他们不仅自己可耻地退却了,而且还要求老实街唯一的觉醒者、反抗者退却。
    因为阻止这些魑魅魍魉侵占老实街,老实街美丽的女儿、市广播电台声名远播的女记者朱小葵竟离奇失踪了。为了捍卫老实街的尊严,同时也是为了捍卫心爱的女友朱小葵的尊严,老实街的好儿子、人民警察邰浩成了老实街继朱小葵之后的另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觉醒者、反抗者。因为写作重心在于心灵、精神、魂魄的变化,作家避实就虚,极少正面书写邰浩的反抗,但从小说的紧张气息中就可以知道,邰浩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又是多么的痛苦——为了对付这些鬼魅,他自己似乎也变成一个幽灵了。我们还可以窥察到,正是由于邰浩的觉醒与反抗,那些街痞才没敢在老实街做出更出格的举动,换句话说,他们没能完成彻底从精神上摧毁老实街的任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个恶煞,那个在“济南天桥区跺下脚地皮颤三颤的人物”才出场了,来从精神上彻底摧毁老实街,尤其是唯一的抵抗者邰浩。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读到下面的情节,我们才感到格外的悲伤。这些“老实人”,不仅不去心疼自己的好孩子,不仅不去尊敬自己的英雄,反而成群结队地找到邰浩,以情义为武器向这唯一的智者和勇者施压,让他屈服,用软暴力逼迫自己的孩子说出“我不是老实街的了”,“从此,我做的一切,与老实街无关”的话语。这是何等的耻辱,又是何等的悲哀!
    而这,还不是最悲哀的。最悲哀的是,在危机面前,他们不仅不知道爱护、尊敬自己的好孩子和英雄,反而变本加厉、一错再错,把老实街和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女子身上,而这些女子原本需要这些“老实人”,尤其是男子去保护的。小说第四章《世界的幽微》写的就是这样的悲剧。老实街的第一美女鹅年轻时的追慕者、跨国公司在济南的代理人、市领导的座上宾高杰看上了老实街,要拆迁、改造这里。大难临头,老实街上的人们,尤其是那些男人们,不仅没有一个人想办法去抵制,或者,如果不抵制,就听天由命(这样,虽然窝囊,但我们也不至于鄙视他们),反而一窝蜂地跑到鹅的小卖店来,像无赖一样缠上了她,“在她面前大讲老实街的美德、传统,讲老实街辉煌的历史”,“讲老编竹匠在世时的佳话,目的是唤起鹅对老实街的热情”。虽然他们刻意回避高杰的名字,但他们相信鹅明白他们的所指。
    这样的行为,不细想没什么,病急乱投医嘛。可一细想,就觉得无比恐怖、恶心。这些老实人干的都是什么事呀!他们是想让鹅去出卖自己的情感乃至肉体,换取老实街卑微的存在,换取自己苟活的空间。读到这里,笔者禁不住想起了莫泊桑的名篇《羊脂球》,想起了羊脂球的命运,想起了与羊脂球同行的那些所谓尊贵人物的猥琐。可鹅的境遇似乎比羊脂球还要尴尬,毕竟,与羊脂球同行的不过是些过客,而包围着鹅的却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街坊,因此,这些老实人的举动比《羊脂球》中的那些达官贵人还要恶劣。再想一想,他们这样做将使鹅处于何种境地啊!如果鹅断然拒绝他们,就无形中成了老实街的敌人;而如果鹅答应了他们,在以后的岁月中,恐怕就要活在异样的眼光中不得安生了。这实际上是将她置于非人的境地。实际上,鹅虽然表面上拒绝了他们,但暗地里她还是去求了高杰,“她一个人以自己的柔弱之躯,去跟巨大的怪物战了一役”。只不过,她被高杰这个“幽微”给骗了,虽然自己做了牺牲,却也没能保住老实街。这是怎样的悲剧呀!作家在第十章《竹器店》中给这件事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尾声:老实街被拆的命运无可挽回,老实街人将做鸟兽散了,就在这样的时刻,某日清晨,鹅那由小卖店改建的竹器店门上竟被泼上了屎尿,而门旁的墙上竟然写上了两个石灰大字“破鞋”——这就是老实街人对她的报答。这样的行止,怎能不叫人寒心而且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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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在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下,作为一种价值系统的老实街已然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然而,让人更加悲凉的是内在的瓦解。在以凌厉之笔将老实街人在资本侵凌下屈服的不堪穷形尽相之后,作家又以更加细腻也更加犀利的笔触探测了老实街人心灵的内在变异。
    小说第八章《八百米下水声大作》写的就是这样的故事。只看题目,就知道这一章是写异禀的,是写老实街的异人小耳朵的,写他仅凭听力就能够洞悉幽深遥远之处的一切奥秘,写他能听到地下八百米的水声,甚至能听到水的“样子”,听到“水头就像一条条大蛇”,“在地下冲撞,滑溜溜。”不过,对这些神迹,作家只是点到为止,反而花费大量笔墨写他的日常。写他插队回来后在街道劳保用品厂当仓库保管员,上班尽责,下班闲散。即使下岗后,生活更加拮据,他依然故我,在老实街上逛荡着,悠然着。实际上,作家这是在写他的清净淡泊,写他的安贫乐道,写他的君子固穷。因为,细读就会发现,相比于他的天赋异禀,作家好像对他的日常生活“用情更深”。比如,这一章开头写他与眼盲的妻子和智障的儿子一家人静夜卧听的细节,简直就像一首远古的谣曲,那么冲淡平和,又那么深沉厚重。是呀,在一个又一个迷离混沌的夜晚,有一双清醒的耳朵守护着这里的一切呢。透过这双神奇的耳朵,我们听到李家大院的李汉轩下夜班回来了,听到张家大院的桂小林上夜班去了,听到左门鼻的猫捉了一只小鼠子,听到小鼠子在搬运银钱,克啷克啷地响……听着听着,岁月静好之感油然而生。我们多么盼望日子就这么过下去,就这么地老天荒下去。
    然而,这已然是绝唱。苗家大院北墙下被盗挖了一个大坑的事实粉碎这一梦想。面对这个大坑,人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小耳朵,想到了他的天赋异禀。既然如此,那他到底是没有听到夜阒人静时的盗挖呢,还是听到了不愿说出口呢?到底是他不愿意说出口呢,还是……一念及此,老实街的空气都变得微妙了,以至有了重量,黑沉沉地压在人们头顶。人们似乎第一次意识到,他们脚踩的地下,乾坤广大,宝藏丛生。这时,苗家大院的盗挖者是谁这个问题已然不值一提,因为,更重要的事情赫然摆在眼前:到底谁才能领着他们抵达宝藏丛生的地下乾坤呢?小耳朵!只有小耳朵!!于是,一向平静的老实街上有了令人心惊的异动。先是桂小林把小耳朵请到自己家,把他灌醉了后,带着他在屋子里转来转去,让他给自己“听宝”;后是小耳朵与父亲老周突然反目,老周暗示他就是苗家大院的盗挖者。这让原本无声笑着的小耳朵勃然大怒,“忽然从儿子手中夺了剪子,高高举过头顶。老周不知他要作甚,他却又把剪子放下来,拉着儿子往外走。”人们看到,来到到街上,小耳朵“委屈得满眼是泪,想哭却哭不出来”。
    这一切都暗示着,就要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作家用心之细、用笔之妙由此尽显。是的,我们不要忘了那个关键物件——小耳朵从儿子手中夺过来的剪子。这把剪子提醒我们,小耳朵的智障儿子跟老祁学剪纸手艺没学成,反倒意外学成了一首绝活——修剪花草,而且疯魔成性,“刀法”了得,见花就剪。因而,接下来的情节就顺理成章了。某日,在涤心泉边播报完地下水位后,小耳朵竟动了雅兴,去张瘸子家看月季花,并要了最大的一朵,赏玩着回家,“看他的样子,他把喷香的黄月季花插头上,我们都不以为怪”。其实,行文至此,我们已然明白,小耳朵这是在“借刀杀耳”——借儿子的剪刀杀自己的耳朵。我们也意识到他在跟父亲争吵时从儿子手中夺过剪子高高举起的用意——他那时就想剪除自己的耳朵,只是那样过于绝情,他才强制自己放弃了,并有了后来的精心设计:要来一朵鲜花,别在耳朵上午睡,而且,这时家中只有他和智障儿子。因而,随着“从九号院小耳朵的家里传来一声尖厉的惨叫”,我们知道,那灵异的耳朵没了。
    小耳朵借智障儿子的双手,剪除了自己灵异的耳朵,用相对体面的方式给了街坊们一个交代,断绝了他们通过自己“听宝”的指望。其实,他何尝又不是给自己一个交代?阅读小说时,我们隐隐地意会到,他也不是没有遭受这欲望的诱惑,而且,我们甚至可以说,他还被这诱惑折磨得比较苦,因而才用这种决绝的方式给自己一个交代,给自己,也给老实街留下了最后一丝尊严。不过,这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更残忍的问题:多少年来,我们是不是就像小耳朵一样,就像老实街上的街坊们一样,用一种“智障”的方式,剪除着自己身上的“异禀”,剪除着自己生活中的丰富性,剪除着这个世界的灵性和神性呢?
    行文至此,我们恍然明白,作家做了那么多铺垫,写来写去,写的其实不是别的,而是异禀的消失,灵性的消失,美德的消失。这种消失在第九章中表现得更为神奇也更为惊心。这章有个相当诗意的题目——花事了。仅看题目,我们感受到的是春的气息,是花开花落。因为,与小耳朵不一样——他展示给老实街和我们的就是个“奇”字,而现在出场的则是一位“仙”,而且还是一位专为老实街有情人成就良缘的“花仙”。这是多么善良而又美好的事啊!因而,他的出场,必然春光烂漫、喜气氤氲。事实上,作家就是把老花头当做天上的月老来写的,写他像仙人一样,无声无息地掌控着老实街上的爱情走向。可不是吗,那些经他点化的姻缘那一桩不成功?哪一家不美满?胡家大院的张小三不就是经他牵线娶了将军庙街老曾家的女儿,自此“出门就咧着嘴,无声地笑”吗?而且,“曾女次年就给张小三生了个儿子。每次回娘家,两口子就像过年。”这可是美上加美!更令人称奇的是,那些未经他点化的婚事大多失败,甚至遭遇厄运,比如马大龙。
    这么说吧,老花头就是老实街的月老,因而,他和老伴出国探亲归来后,街坊们纷纷摆酒欢迎他,无异于“迎神”,或者说,这一场场酒就是“封神”仪式,而老实街第一美女兼奇女鹅的那场酒,则就是这场“封神”仪式的高潮。高潮如期而至:日落偏西之后,编竹匠女儿家的大门才打开,陪酒的老常烂醉如泥,老花头却令人刮目相看,他平常滴酒不沾,这天却跟老常喝了不少。“喝得晕晕乎乎,却能自己站,自己走。人喝酒,若不是喝到烂醉,样子就是好看!编竹匠女儿去搀他,他也不躲。但见他轻飘飘欲倒不倒,满面亮晶晶,红扑扑,笑嘻嘻,显年轻了不说,竟是乘风御气的仙人可比……”到了家门口,他若进去,这“神”就封成了,万事大吉。可他“偏不进去,折身又往回走,编竹匠女儿也只得随他”。“路过张公馆时,一枝逾墙而出的独步春,轻轻打了一下他的脸,他竟立于墙下,对着独步春说起话来”,“那独步春亦若善解人意,纷纷抛下片片洁白的花瓣来,落了花下人儿一头”。人面似花,花颜若人;人花相对,物我两忘。这是何等醉人的景象呀。如果就此打住,该是多么的真多么的善多么的美啊。
    可是,还没完:
    到了涤心泉那儿,他却嚷口渴,要喝泉水。编竹匠女儿说水冷,不让汲水的人给他喝。不料,他弯腰往地上一趴,就把头探到泉池里。编竹匠女儿拉他不住,他却趴在石头上不动了,盯着水里的人影儿看。他虽不动,人影儿却在动。他看到人影儿后面,有张匀净的蓝天,还有另一个人影儿。那就是编竹匠女儿。编竹匠女儿也在微微动,就像他们正一起漫无目的地走在另一个清明安乐的世界。
    看着看着,老花头就羞了。
    还是一样的天地,一样的风景,一样的人物,可一瞬间一切都变了,一切都无可挽回地颓败了。读着这样的文字,不仅感慨:作家可真够狠呀!因为,就在这诗情醉人的文字中,作家已然出手无形,“杀”死了一位神仙!不,他不仅“杀”死了一位神仙,而且还招来了一个精魅。或许会有读者觉得这样阐释言过其实,因为,难道有什么异样吗?老花头不就是醉了酒吗?不就是要喝一口涤心泉的水吗?不就是在泉水中看到了醉颜如花的自己和搀扶着自己的“女人花”吗?不就是看到了一个“清明安乐”的世界吗?况且,不过瞬间的事,很快,“一阵清风吹过,水面上起了一圈涟漪,人影子就揉成了一团”……
    然而,千万不要忘记上文的提示,这不是一部写形的小说,而是一部写神写气的小说,也就是说,这部小说写的不是事件,不是人物,甚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心、人性,而是神、气——神、气的弥散。如果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引文中的那个“羞”字就是杀人无形的利刃,因为,就是这个字,这个充满了歉疚色彩的字,透露了转瞬间发生在老花头心中的那场隐秘的战争:老花头,老实街上的花仙,竟然动了“凡心”,相要和鹅,老实街上世俗生活的象征,一起去往“一个清明安乐的世界”。显然,老花头失败了,他被内心欲望击败了,且一败涂地——这是神鬼间的巅峰对决,一念为神,一念为妖,无路可退。
    实际上,老花头醉酒后的唯美文字中,除了仙气,还有妖气。作家表面上是写“迎神”、“封神”,本意却在“去魅”。因而,在老花头摇曳的醉态中,在他与独步春斗艳的场景中,我们看到的已然不是一位“花仙”,而是一位“花精”,伏在泉边喝水的则甚至是“花妖”。这个隐秘的转换告诉我们,老实街的“神气”已然散尽,就要死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以为这是堪与《大马士革剃刀》媲美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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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花费大量笔墨书写作为一种文化系统的老实街的崩解,为了书写这种崩解,我们又将主要精力用于解析老实街神气的离散上,既写了老实街人在外力压制下的萎缩与鄙俗,又写了老实街人在内在诱惑下的迷失与颓败,由是,老实街的暗疾昭然若揭。这样的行文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既然老实街如此不堪,又有何存在必要呢?然而,笔者上文已经提示过,小说弥漫着一种哀伤的气息,为“老实”衰败而哀伤的气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直面老实街颓败的现实时,作家还写了事物的另一面,写了真正的老实人、老实街的好儿女对邪魔入侵和逼仄现实的绝地反击,以及这反击的失败与悲凉,让我们看到了老实街最后的气血与精神,使小说为悲剧精神所统摄,而非相反。
    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而为,在小说中,作家毕其功于一役,将所有的气血与精神都贯注到老实街两位美丽的女性(朱小葵与鹅)身上。整部小说11章,其中,写朱小葵的有两章(第六章《歪脖子病不好治》、第七章《弃的烟火》);写鹅的则更多,有四章(第三章《鹅》、第四章《世界的幽微》、第九章《花事了》、第十章《竹器店》)。仅从篇幅就可以看出作家对她们的重视,潜入文本则体会更加深刻。
    先从朱小葵说起。在老实街神气消弭的过程中,逆流而上的人物很少,男性人物更少。小耳朵以一种凶狠的方式勉强保住了自己和老实街的颜面,但他的举动又无比暧昧,让人难以定义到底是抗拒还是放弃,从这个角度看,老实街真正的男性反抗者就只有邰浩一个人。为了对抗侵入老实街的黑社会,他几乎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幽灵。可实际上,如果细读作品我们就会发现,邰浩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转变,除了他天性正派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心中还跳动着另一颗心灵——他钟爱的朱小葵的心灵,我们甚至可以说,他被灵魂附体了——被失踪了的朱小葵灵魂附体了,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邰浩的反抗就是朱小葵的反抗,因此,我们有必要理一理朱小葵的生命轨迹。
    朱小葵是老实街的才女,素有大志,还是个“小妮儿”时,就曾向老实街的耆宿芈老先生询问“咋着才能当好济南市长”,可谓一鸣惊人。这个才女的人生道路出奇地顺利:先是考入省艺术学院学了播音专业,后又进入省广播电台做了播音员,在电台很快就做得风生水起,她主持的“民生直播间”影响越来越大,她随之被推举为最年轻的市政协委员。看来,她的前程远大得很。然而,隐患其实早就埋下了。正如她询问芈老先生的问题所暗示的,也正如她所主持的栏目关键词“民生”所显示的,朱小葵不仅有才华,而且有志向,因而,当老实街遭遇拆迁厄运时,她眼里自然揉不得沙子,在政协讨论会上当面质问了本市高官,高官倒是和颜悦色,但她的政协委员就干到头了。更大的考验接踵而来。台里抗不住压力,中止了她的节目。再后来,她受到了某种社会势力的威胁,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紧接着,她就告别邰浩,告别老实街,从济南,从人间消失了,成了个不解之谜。
    作家叙事相当隐秘,如果只是浏览,你会发现朱小葵的人生自此之后就是一个不解之谜,但作家的安排其实十分周全,沿着小说中的草蛇灰线追索,你会发现朱小葵的人生轨迹并不模糊,她不仅没有失踪,而且根本就没有离开济南——为了抗拒侵袭老实街的黑暗势力,她不惜委身济南某副部级实力派高官。在她说服下,这名高官出手摧毁了这股黑暗势力。功成后,朱小葵(她此时的身份是这位高官的情妇)提出就此分手,且去意已决。这位高官“一则用情颇深,二则担忧情妇知情甚多,恼恨中便生杀意”,经过精心策划,在朱小葵车中安装了烈性TNT炸药,将其炸成漫天血雨,酿成轰动全国的惊天大案。
    理清这条线索,我们就明白邰浩为什么形同幽灵了。实际上,自从离开老实街之后,朱小葵虽身在人间,却形同鬼魅。对此,作家做了极其细致的铺垫。马二奶奶夜半听到的女子“细长的哀哭”,左门鼻月夜看到的神秘“白影”,我们既可以理解为真实的朱小葵,又何尝不能理解为鬼魅的朱小葵呢?因为,在离开老实街时,在跟邰浩告别时,朱小葵已然下定决心,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鬼魅的形式抗拒鬼魅。这样的抗拒何其刚烈,怎能不令人动容,怎能不令人敬重!因而,当朱小葵车上的烈性炸药轰然而响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片横飞的血雨,还有一颗清洁、刚烈灵魂的花火,漫天绽放,照亮人间!
    与朱小葵不同,编竹匠女儿鹅的抗拒更草根、更日常,也更多面。首先,鹅抗拒的是老实街上日常的鄙俗与虚伪。按照老实街的标准,鹅恐怕是最不见容于这个地方的人,她不仅未婚而育,而且与马大龙、张小三、老常、高杰等老实街内外的男人牵牵连连,说不清道不明。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满是风尘气息的女子,却在老实街活出了精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的决绝,她的刚硬。当鹅未婚先育,生下石头后,他老实了一辈子的父亲唐老五“丢不起这个人”,要她抛弃这个孩子,“她和婴儿一同躺在床上,轻飘飘说了句:‘丢不起就死嘛。’”话里已然有了牙齿,让人听着不寒而栗。后来,他父亲郁闷将死之时,编了一只精致的竹篮放在她床上,她以为父亲诅咒自己,竟踩碎竹篮,冲着已经没有呼吸的身体发誓:“我要好好活,石头也要好好活。都看着罢。”这是多么的冷硬呀。可我们细想想,她的冷硬里,又有多少辛酸多少不甘呀。根据马二奶奶后来的“忏悔”我们知道,鹅(天鹅)肯定与马大龙有过一段情窦初开的爱情,并有了爱情的“果实”,可惜的是,这爱情被马二奶奶扼杀了。鹅由此游戏情感,成了老实街的异端。因而,她的存在就是对老实街伪善、逼仄最为无情的批判。然而,鹅之所以成为《老实街》中最为重要的人物,更在于她对“世界的幽微”的反抗,在于她以身饲虎,以一己之力维护老实街,尽管她失败了,可她活出了自我,活出了老实的真精神,她“虽败犹荣”。
    通过朱小葵和鹅的故事,我们找到了小说中那种悲伤气息的来源。原来,作家哀婉的是那种清洁精神和刚烈性情的消失。的确如此!缺少了这种性格和精神,缺少了这种勇气和决绝,所谓“人”,所谓“老实人”,不过是吃粮食造粪便的臭皮囊,而所谓的“老实”也不过是怯懦的代名词,毫无价值可言。因而,在小说中,作家想向我们宣扬、贯注的,其实是这种元气未失的“老实”精神,是生活厚朴、精神高蹈的“老实”精神。是的,厚朴的生活与高蹈的精神,缺一不可。想一想我们污泥浊水般的现实,不正如老实街上的一样吗?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的举止,不也正如老实街上沉默的大多数一样吗?一念及此,我们突然发现,作家的用意是如此深沉。是的,如果把淋漓的“神气”丢了,则我们不仅不配拥有现实,更不配拥有未来。
    5
    每次阅读王方晨的小说,都会不自觉地想起一个问题:纯文学的尊严。更进一步说,就是如何才能捍卫纯文学尊严的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笔者以为王方晨的写作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范例。
    稍微有点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纯文学之所以于上世纪80年代发生,是为了反抗政治(有时候是行政)对文学的过度甚至粗暴干预——从这个角度看,纯文学就是高度政治化的。随着形势变化,这种反抗继续延伸,纯文学进而演变成了反对现实对文学的过度甚至粗暴干预。然而,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不知什么原因,在文学界竟产生了一种以讹传讹的流俗,认为纯文学就是去政治、去现实的。自然,没有一个人生活在真空中,自然也就没有纯粹去政治、去现实的纯文学,然而无论如何,经由这种变化,文学对政治、现实的关注度极端降低。在笔者的阅读视野中,许多纯文学作品所关注的现实,其范围相当狭窄,不外乎作家自己的生活与感受,至多是某个小圈子、小集体(往往是作家所寄身的小资或中资)的生活与感受,鲁迅所说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的那种现实几乎消失了。
    笔者并不是要对纯文学进行褒贬,而是说,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纯文学已经成为一个客观存在,更进一步,我们甚至可以说纯文学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至少,相对于主旋律文学和类型文学而言,这个判断是成立的,因而,我们应该在一种更高的层面上讨论纯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在笔者看来,真正理性的态度不是讨论文学需不需要现实,而是讨论文学如何接纳、吸收现实。如果说,其他类型的文学对现实的吸收过于粗糙乃至粗暴的话,那么,纯文学应该以一种更加精细、精致的方式接纳、吸收现实。在这个方面,王方晨的小说,做出了很好的示范。我们以《老实街》为例,简单谈谈这个问题。实际上,尽管作家很少直接书写,但毋庸讳言,《老实街》包容着巨大的现实内容:从最具体的层面说,老实街的故事是围绕着拆迁这个当下中国最常见的现实展开的;再高一个层次,老实街的故事其实是围绕着现代化进程对人们生活的改变展开的;最后,我们还可以说,老实街的故事是围绕着资本文明与传统文明的博弈展开的。这三种现实,无论从哪一个切入,都可能带出无数精彩的生命故事。但就像我们上文分析的那样,作家并没有写这些相对外在的现实,而是写这种现实背后神、气的流变。其对现实的处理,显然高人一筹。既把现实转化为小说叙事的强大动能,又避开了其可能带来的伤害;既巧妙地解决了文学的公共性问题,又很好地展示了小说的文学品格。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小说的现实感或真实性问题。由于对纯文学的误解,长期以来,一些作家不大重视小说的现实感或真实性问题,尤其是不重视细节真实问题。我们时常看到有作家以自己写的不是“现实”而为自己的粗制滥造辩护,岂不知,越是写内心,越是凌空高蹈,越是现代、后现代的作品,对现实感或真实性,对细节真实的要求越高。卢卡奇曾以卡夫卡的小说为例来讨论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在卡夫卡的小说中,最不可能、最为怪诞的说辞都是通过描述性细节的力量而变得真实的,没有这种细节的真实,卡夫卡对于人类存在之幽灵性质的呼唤,就不过是布道,而非阻挡不了的噩梦,也就是说,现实主义的细节乃是荒诞感传播的前提。在这个方面,王方晨做得同样出色。我们仍以《老实街》为例。《老实街》当然不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作品,也不是一般意义上写内心的作品,更不是“写实”作品,而是写更为虚无缥缈的神、气的。按照一般的理解,作家完全可以天马行空、信笔写来,但细读文本,会发现作家写得极其节制,极其认真,极其小心,换言之,他写得极其“真实”。这里的“真实”首先是事实意义上的真实。作家是山东人,长期生活在济南,小说中故事的发生地又设置在济南,因而如何把小说写得“像”济南,或者说有济南味儿,很是考验作家的功力。客观地说,在这个方面,作家写得很是到位,几可以虚代实。说老实话,笔者就曾想以其济南描写为切入点来结构评论,但看到从这个角度谈的文章、访谈比较多而放弃了——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作家的成功。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家在细节真实上下足了工夫。慢说小说中的街道、建筑、风景、器物、人物、语言等作家都精细地琢磨过,恐怕就是小说中那些不起眼的事物,作者也有所设计。小说第九章《花事了》中提到老实街的孩子喜欢老常,因为没少吃过他给的高粱饴——鲁泉食品厂出产的高粱饴。这里的高粱饴是一个不起眼的叙事道具,即使生造个厂名,也不会影响小说的品质,但上网一查,你会发现济南竟真有家“鲁泉食品厂”,小说的现实感瞬间倍增。这就是细节真实的力量。
    然而,细节真实并不仅仅或并不主要是“事实真实,它往往来源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即它更多的是一种“情感真实”或“精神真实”。在这一点上,《老实街》同样做得出类拔萃。小说第四章《世界的幽微》中有一个细节,写由于居住环境局促,年轻时的高杰只能住在小阁楼上,他常常坐在那里看市井生活,看“那些屋脊,蝎子尾式的透风脊,两端飞翘起翼的花脊,顶部如鱼背的清水脊,连成了片,筋筋络络地将一张张屋顶扯在一起,而那张张屋顶,又像是被水泡得发黑的树叶,漂浮在人类幽暗的宿命之上”。望得久了,高杰“常会不由得流下两行泪来”。没有这个细节,我们无法想象这位清秀的少年日后会变成贪得无厌的“幽微”——正是这种局促的生活扩张了他膨胀的野心。还是这一章中,鹅知道高杰欺骗了自己后,去索菲特大酒店找他算账,高杰请她去49层的旋转大厅吃法式大餐。作家以十分细腻的笔墨写高杰喝红酒、吃大餐,写他喝了一大口“胜利的酒”,“抿了下红红的嘴唇”,写他“他摇晃着叉起一块半生带血的牛排,放进嘴里,大嚼一阵,不管烂不烂,一口吞咽下去”,写他“重新瞪起血红的眼来,竭力地瞪着”,写他“头猛一沉,脸就‘噗’一声埋在了炒虾球、牛排、蜗牛、青蛙腿、牛角面包、黄油、冰激凌和刀叉里面”。读着这样的细节,一开始我们还知道高杰吃的是法式大餐,可读着读着,我们眼前禁不住出现了幻觉:高杰吃的哪里是什么法式大餐呀,他吃的就是鹅呀,就是鹅的肉体和心肝呀,就是老实街呀,就是老实街上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呀……何止如此,他要吞噬的,是整个的世界,毕竟,他是“世界的幽微”,在他那里,一切皆可吞噬。读着这样的文字,我们禁不住灵魂颤栗,因为,它所揭示的,不仅是鹅的命运,不仅是老实街的命运,而且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因而,这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真实,是情感意义上的真实,是精神意义上的真实。
    《老实街》的小说结构也很值得分析。笔者在上文已经提到过,这部长篇小说的大多数章节这两年都已经以短篇小说的形式在文学期刊上发表过,也就是说,每一章都是完整的短篇构造,但这些短篇合在一起,不仅没有离心之感,反而彼此照应,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向心力。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作家没有拘泥于叙事的外部结构,即没有亦步亦趋,跟随拆迁或都市化进程对人们生活的改造这一现实节奏,而是穿越这一现实的硬壳,深入到人们的情感、精神、气息里面去,写更内在更微妙的变化,即写人们的神、气,写这神、气的聚散迷离,因而真正把这些章节组织起来的,是这种神、气的内结构:比如,第一章《大马士革剃刀》就是这一精神戏剧的序幕,开篇就展示了神、气自戕的极端情境,从而为各种气息的流动打开通道。接下来,小说第二章《化燕记》写的是老实街的和气与死气,写的是鹅的私生子石头在满街的和气中日益孤寂,因为他心中有一种无法排解的死气;第三章《鹅》写的是编竹匠女儿鹅的硬气、狠劲儿与老实街上的俗气、怂劲儿,写鹅靠这硬气、狠劲儿在老实街活出一条生路,并为第四章她与“世界的幽微”的生死决战埋下伏笔……捋列下来,我们发现小说每一章写的都是精神、气息的流荡与冲激。更为难得的是,这些精神、气息的流荡、冲激最后汇聚为两股大的气流,即老实街神、气的流散与聚集:一方面是这种神、气无可挽回的流散,另一方面是老实街上的好儿女们(邰浩、朱小葵、鹅)对这种神、气的眷恋、挽留。这两种气流的纠结形成强大的气旋,把我们卷入其中,直到最后《大宴》一章,老实街风流云散,我们才怅然若失,也由此猛然惊醒,不停地追问自己——你到底是老实街上的哪一个?是的,我们依然停留在这气旋中!这样的小说结构,自然不会有离心力,而只能有向心力。
    最后,我还想谈谈小说的语言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美国意象派诗人埃兹拉·庞德有一句很著名的话:文化的健康来自语言的健康。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文学语言很不合格。在简单、颟顸、乏味的政治话语和功利、粗鄙、肉欲的商业话语,以及野蛮生长的新媒体话语包围下,我们的文学语言根本就没有担负起维护语言健康的神圣职责,说得严重点儿,我们的一些作家,甚至做了危害语言和文化健康的帮凶,至少,是做了看客,因为我们的文学语言是那么的呆板、乏味、粗俗,毫无诗意可言,毫无深度可挖,毫无张力可感。衡量文学语言的一个重要标准是辨识度问题——一方面是文学语言与政治语言、商业语言等之间的辨识度,另一方面是不同作家之间语言的辨识度。客观地说,在这个两个方面,我们的文学语言表现得都不怎么样,即一方面跟政治语言和商业语言相比,我们的文学语言不仅没什么优势——语言可是文学的原点和归宿,反而与之眉来眼去,沆瀣一气。另一方面,不同作家之间的语言辨识度更是低到了极点。坦白地讲,现在流行的作家,有语言辨识度的,即认真阅读几篇作品之后,就能大致“猜”出作家是谁来的很少——大多数小说,就像同一位作者写的。
    在这方面,王方晨无异是少数例外之一,即他的语言有较高的辨识度。我不想分析其语言来源、构成、节奏等,只想举出他的小说语言给我感受最深的一点——诗意、硬度、狠度。王方晨的小说语言极其讲究,几乎每句话都充满了诗意,甚至可以当做诗来读,但细细体会,却发现他的语言中有一种罕见的硬度与狠度,或者说,他语言中的诗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伪装”,在这“伪装”下边是无情的刀剑。对了,他的语言是刀剑,他之所以写作,就是想用这刀剑刺中你,当然了,最好是刺中你的灵魂!我们还是以《花事了》为例。这一章中的语言是多么的诗意呀,可读到结尾,你会发现,作家却用这语言杀死“花仙”,唤出“花妖”,其用心何其“毒”也!可也正是这“毒”击中了我们。实际上,王方晨关注语言、锤炼语言不是一天两天,创作伊始,他就在语言上下了大工夫,新千年前后,他的语言风格、辨识度已然初步形成,而现在他依旧孜孜矻矻,磨砺不已。语言几乎是作家唯一有效的面对世界的方式,王方晨在这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很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因为,在他的语言中,我们看到了他的灵魂,看到了他的灵魂跟这个世界的下作和流俗不屈不挠斗争的生动姿势。
    王方晨的写作值得阐释的内容有很多,非一篇文章所能尽言。借用他小说的关键词来结尾:他用自己的写作阐释了真正的“老实”精神,为自己赢得了尊严,为文学赢得了尊严。这样的写作,值得尊敬。
    2018年3月20日初稿
    2018年3月23日改定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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