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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作家，刘素娥从来没有忘记过城乡二元对立格局下，农村人对城市以及所谓现代生活的强烈渴望。她笔下的那些人物，内心都有着某种强大不可遏抑的欲望和力量，他们被这种欲望和力量驱使，在社会生活的变迁中载沉载浮，在实现梦想与接受现实之间辗转腾挪，成为一个个中国版的于连、河北版的高加林。作者习惯将日常生活作为小说叙事重点，通过对感官化、欲望化的生活描写，展现个体生命在这种载沉载浮的变化中的现实境遇和精神境遇，从而折射出陷溺在日常中的普通人人性深处的颤栗和纠结。 《搬进城里的房子》中的刘白女一生都在试图改变自己被农村生活和女性角色的惯性所预定的命运。她渴望工作，渴望城市，但命运和她开了一个又一个玩笑，始终迫使她在一次次努力之后又回到原点，消磨了她的青春和意志，却也强化了她心中的执念。刘白女把自己变成了推着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永远奔走在通往城市的道路上。《金玉缎夹袄》中的王小芝有着同样的不甘和渴望，所不同的是，王小芝身上除了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之外，还有传承自家族的对权力的美化和渴慕。这种渴慕使她将权力本身和权力的持有者进行了审美化想象，并把这种想象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 改变既定命运的渴望几乎可以说是促使人类进步的原始力量之一，这种渴望的正当性毋庸置疑。但刘白女、王小芝们的人生悲剧很大程度上不仅在于她们的梦想与现实之间的错位，更在于她们的城市想象是建立在人的物化基础上的。在她们眼中，城市文明就是生活条件、社会地位的改变，就是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其实在作者笔下，我们分明看到这些女人具有先天的审美生活理想。这些几乎是自发的审美生活理想，与她们毕生对物化的城市文明的追逐之间构成了更深层次的矛盾，也成为她们悲剧命运的真正来源。 错位所造成的矛盾是该书九篇作品中叙事动力的最主要来源。城市与乡村、理想与现实、男人与女人、个体存在与权力体系、个人欲望与道德评判，这种种矛盾使得作品中的人物大都处在看似不同实则相同的人生困境之中，抵死纠结，欲逃无计。 《母亲回家》写一位知识分子母亲并没有从同为知识分子的父亲那里找到被爱的感觉，丈夫去世后她主动选择一位工农干部作为再婚对象，为的是寻找到夫妻生活的烟火气。但生活现实狠狠打击了她的想象，她只能孤独地回到家中。《父亲回家》则通过“我”的视角，隐约暗示父亲的婚外情，但婚姻中的责任义务使父亲一生都处在夹缝之中，最后的回归故乡不过是人生终结时不得不放手的无奈。 刘素娥是一位非常善于处理日常经验的作者，对于细节的把握和人性幽微的发掘一直是她作品的突出特色。《我有感觉》折射出个体与权力话语、道德话语之间的趋附和冲突，使得这篇作品更像明清世情小说，显示了作者在处理细节和描摹世态方面的高超驾驭能力。《丢手绢》中的范小闲是一个典型的混淆了梦想和现实，在感情上拒绝成长的悲剧人物。她把少女时代对老师的爱情幻想延续到现实生活中，并以老师的外貌为标准选择丈夫。被轻掷的青春和爱情，不仅给范小闲带来混乱的人生，也打扰了戴老师可能的平静。其他如《埋着的心思》中对洪先生身份的错位认知，《堂哥想娶亲》中堂哥的主观愿望与每况愈下的生活状况之间的错位，都在作者笔下有着细致入微的呈现。 刘素娥笔下的这些人物，有机关干部，有华侨，有知识分子，但归根结底他们都是中国社会生活巨大变迁过程中的小人物。作品中一个很耐人寻味的地方是，这几篇小说中都不同程度存在一些画外音。作者会不时用到一些“人们说”“都说”“有好心人说”之类的话语，而主人公或者叙述者“我”显然对于这些画外音是持接受态度的。这些来自外界的评论、评价，有时候还会成为情节发展的推动力。由此不难看出，作者笔下的这些人物始终活在一个被他人窥视、评判的世界里。这些人物不仅是由作者塑造的，更主要是由“他者”塑造的。缺乏鲜明独立的主体意识和个性色彩，使得这几篇小说中人物的现代性特征不强，这恐怕也是作者在处理类似题材时不得不面对的遗憾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