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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话语与公共领域 语言、文字既是本身富有审美意义的主体，也是传声达意的工具之一。《“言文一致”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的论述主体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系列相关的文学革命与文化运动中的“言文一致”，郭勇认为，晚清与五四时期进行的汉字改革运动和白话文运动，实为知识分子从文学、文化层面寻找振兴国家、救亡图存之法的尝试，语言、文字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这一时期体现得尤为清晰。当晚清与五四知识分子以言文一致为目标，大力提倡白话文学，并由此梳理白话文学的历史，并以白话文学史为中国文学的历史时，他们实际已经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权力意识，即将他们自己推崇的文学理念、白话文学的权威树立为现代的典范并从文学史中寻找例证。例如章太炎拟出的36声母、22韵母推进了汉字在简化、表音方向的改进，也为后来的国语运动所采用，但其追求古音古义、反对以京音为标准音等做法也是为了迎合当时排满革命的需要，激发群众革命热情。到了五四时期更是如此，知识分子对于白话文学的提倡、对于文言文的相对排斥并不仅仅是不同书写方式的更替，而是意图通过推广白话文以形成文学层面的隐形网络，深层次地影响人的表达方式，以达到话语权力的掌握。 具体到文体应用方面，晚清至五四时期文体变革的路径也最能体现权力话语的决定性作用。从知识分子最先入手的诗歌领域变革之艰难，到散文领域变革的酝酿，再到对小说、戏剧的标举，这一流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知识分子因小说的“俗”而对其产生的格外青睐：晚清“言文一致”的倡导者们最初并不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考察小说并提高其地位，只是因其“俗”，可以用来开启民智，成为传播新思想、救亡图存的工具；而当小说被提到文学之最上乘之时，它被迫承受了救国救民这一非文学所能承担的重任。这一悖论由晚清而发端，一直延伸到五四。晚清至五四的知识分子，创建了郭勇在书中写到的“文学公共领域”，这一领域与私人书写空间对立，但也不是直接的权力机关。郭勇以创立“公共领域”理论的当代批评家哈贝马斯为引，提出了中国文学公共领域的转型，并指出文言、汉字所承载的传统意识形态和话语垄断被五四知识分子真正打破：晚清知识分子还只是将公共话语作为讨论的话题，即公共事务，但是五四知识分子才真正将构成公共领域的公共话语都彻底加以改造，从而也完成了重塑公共领域的任务，这也是文学革命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正是在全新的公共领域中，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和作家、读者群得以产生。郭勇以西方理论引入观点，却不止停留在简单的理论套用，而是结合中国历史条件与现实环境，阐述了“言文一致”在中国本土的公共领域营造历程。 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强烈的想要实现民族国家认同的愿景，与世界“大同”、从各个方面向西方看齐的追求，让近现代中国“言文一致”运动总带有着夹缝中求生存的艰难状况与矛盾挣扎心理。但郭勇并不认为这种工具论是定义语言、文字、文学的惟一路径。他指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仍有知识分子尽力维护文学的纯洁性，强调语言、文字在工具之外的思想文化意义。郭勇肯定了晚清及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建立新文学、建设新文化的自觉意识，同时也十分认同对于文学主体性的重视和强调。例如王国维提出的“无用之用”；刘师培指出的文学语言作为符号的隐喻功能，即文学语言超越了单纯的真实意义的表达与传递，作为独立个体有其特别的审美意义，这一观点与雅各布森注重能指系统的功能不谋而合。郭勇在梳理“言文一致”的发展路径中，绝不是把史实当作纯粹的论据拿来即用，而是深入考察了相关各个文字、文学、文化运动背后的意识形态初衷，避免了想当然的论述和单向度的褒贬，严谨、辩证看待，表明了在特殊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语言文字问题并非单纯的学术问题。 《“言文一致”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以“言文一致”为切入点，探寻了晚清及五四时期语言文字变迁的草蛇灰线，这一系列“言文一致”所串联起的事件，对中国语言、文字主体性的讨论及中国语言学、文学的理论反思有着深远的影响。郭勇以“言文一致”作为中心命题的专著，正是看到了这一特点在近现代文学革命与文化运动中的应用与时代背景、意识形态间的互为关系。正如其在引言中所说，这一命题暂未得到广泛、深入的研究，而其重要性是无法忽视的。同时，郭勇贯通古今中外的理论储备与学识在著作中得到了极大体现，其中各章节之间并不是单向的线性关系，而是彼此串联、圆融成一个综合性的立体架构。在详实审慎的历史梳理中，郭勇也强调了自己辩证、多元的学术理念与态度，并将这种态度贯穿到整部著作的书写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