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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写下“王国庆老婆的老公死了”这句话的时候，对着电脑我一时间目瞪口呆。我正在写一个小说，王国庆是小说里的一个人物。我忽然发现这件事情很荒唐。我写得实在太烂了。它其实完全可以缩减成“王国庆死了”这五个字。我大汗淋漓，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写出那样愚蠢的句子。王国庆老婆的老公难道不是王国庆自己吗？仔细想想错误出在哪里，原来写到这里我还没有想好王国庆老婆的名字。故事里女人的老公死了，因为她还没有名字但她又是王国庆的老婆，于是我写道：王国庆老婆的老公死了。这个小说并没有完成，我把它废了。我说起这个例子并不是要说我对遣词造句有多么严苛。我想说的是另外的事情。 在写作的时候，在正在写作的作家内部还有另外一个作家。那个作家时刻都在注视、监督并审查这个作家的写作。你不能犯错，不能逾规，不能有不当言行。这些东西是不能写的，那些东西你不可以触碰。自我审查自我规训自我约束——即使在作家的想象最为肆意飞扬的时候也不曾离场。这种自我审查其实只是某种心理上的自我暗示，或者仅仅只是某种“意念”，但它却像鬼魂似的、狗皮膏药似的跟正在写作的作家死死黏在一起。它更改故事的走向，人物命运也因此会有另外的路径和安排。那些文字里的毛刺和尖角悄悄磨平了，变得光滑如洗。我不知道作家在写作的时候，为什么他或她的内部还会有另外一个作家。另一个作家在干扰我们，提示我们。难道是因为怯懦？恐惧？懒惰或单纯就是某种惯性？我们习惯这样，有时候在作品还没有出来之前就把它先“毙”掉了。防止畸形，防止残缺。就像你是正在开车的司机，隐匿在你内部的提示者则像是交通警察在为你标注路牌。写作的过程变成了洗刷的过程。把杂质洗出去，把文字情绪和思考一并洗干净。就像工厂里出品的工业制品，严把检验关，让每一件商品都合乎标准合乎规格。以这种眼光来看文学，我们会发现太多相同或至少是相似的文学作品，大抵就是这么出炉的。就像工业化批次生产的产品一样，它们带有某种标准化的特质。哪怕平庸一点，但是不会有什么问题。所谓“同质化”的写作实际上是一种相对安全的写作。没有人去冒险，也不必去“突围”。 令人沮丧的地方就在这里。作家很可能不是被别人打倒的，而是被自己打倒的。那么，作家从来就不是一个人在写作，你在写作的时候恰恰需要和自己“搏斗”。你需要挣脱自己。你才是自己的枷锁。如果想要进入写作的“自由之境”，首先自己的心灵必须获得自由。这是先决条件。我们见识过太多“精致”的写作或者“聪明”的写作，那样的写作无疑经历过严格的自我审查。但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样的写作是在极其聪慧并绞尽脑汁的自我盘算下写出来的。它们在“大局”上不会有偏差，偶尔打点“擦边球”以取悦他们想要取悦的特定人群。重点是盘算。以他们的“算法”，找到迎合主流迎合某些话题的关键点。因此那样的写作一经出现就会被广为认可，被广为推崇。 我们都能看到这种事情，但这不是惟一的选择。仍然会有作家愿意挣脱自我，真正回到原本自由的文学中去。我知道这有难度，就像揪着自己的头发试图离开地面。但是不妨试一试。有可能扯掉了一大把头发，你也没能离开地面。即使这样，你还是能体察到疼痛的感觉。这种疼痛的感觉将会延续到写作的时候，要把自己从那个试图“控制”你的另一个自己那里撕扯下来。撕扯的过程虽然没有“事实”层面的那种血淋淋的场面，但是会有血淋淋的幻觉。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比喻。就像在阳光下面，你试着把影子从自己身上扯下来扔到树杈上去。挣扎与摆脱如此艰苦卓绝，即使不能真正做到，更本质的意义却在于挣扎与摆脱将成为你写作的一部分，因此变得弥足珍贵。现在回到本文开篇，我在小说里陈述的事实是王国庆死了，可是我这样写道“王国庆老婆的老公死了”又有什么不对呢？此时我正在这样反问我自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