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张庆国对话 孟繁华 时间：2017年11月27日 地点：北京丽都酒店 一、新文学运动发生时的主要成就， 体现在中篇小说上 张庆国（以下简称张）：现在更年轻的作家，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有没有写作比较有希望的？这个更加国际化，会不会好一点？ 孟繁华（以下简称孟）：昨天，我参加了一个《长篇小说选刊》2016年小说金榜的评选工作，结果刚出来。 张：是啊，我看到了，付秀莹跟我有微信的，她是《长篇小说选刊》主编嘛。 孟：你看到了？评了 5个长篇。 张：你觉得新评出来的这几个长篇有什么特点？ 孟：要这样来看，现在，中国文学，包括中国小说在内，要再有轰动性的效应，也就是说一个作品出来之后，要再有石破天惊的效果，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 张：作品都不错，但是，社会的反响，也就那样，你说得好。是的，比如我们的杂志《滇池》，有人说，以前的《滇池》不错，言下之意是现在不怎么样，我很生气。我告诉他，现在《滇池》上的作品比以前好很多倍，现在的作家写得好多了，读书很多，思想很深刻，手法也很新。但时代不同了，文学不会再有从前的轰动效应了，从前，比如上世纪 80年代，那是特殊时期，整个社会只有文学，作家无上光荣。而且，从前，有很多文学革命有待发生，现在少了，该做的事都做完了。 孟：我有一本书，书名是《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我在书里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我认为，文学在今天，包括小说在内，试图在形式上进行革命，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这个革命，只存在一个地方，那就是艺术领域。 张：诗集、美术？ 孟：不是，是电影电视，它跟高科技有关，在这个领域，还有很多革命性的事件有待发生。 张：是，说得好。 孟：比如说 3D电影，出来以后让人耳目一新，加上科技手段，力量就更强大了。纸媒，不能借助科技手段，形式上创新的可能性和革命，这种可能性不存在了，已经让位于其他的艺术形式。所以，这几年的文学评奖，包括茅奖、鲁奖，包括各个杂志的奖、各种排行榜，都能评出来，但是，评出来之后，你要觉得这些个作品，感到大吃一惊，觉得这个作品简直太好了，像 80年代我们读到那些作品的感觉一样，这种可能性不存在了。 张：文学的力量减弱，就是跟科技有关吗？ 孟：有关系，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现在，文学基本上进入了一个常态，作品的起点很高，包括 80后这些孩子，他们的创作起点都很高。不同年龄段的这些作家，在讲述自己的经验，讲述自己对文学、对世界、对个人和社会生活体验的不同看法，这个差异性是有的，在不同年龄段里都有，表达得都不错。但是，你要说哪个作家真写得让我们感到多么惊讶，多么震惊，这种情况没有了。 张：为什么？ 孟：这个情况，我觉得跟中国作家对文学的理解有关系，比如说，从 2000年到今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些作品，它就是一个尺度。你说它有没有偏颇，有，也有缺陷。但是，从某种意义来说，在世界范围内，诺奖确实是影响最大的一个文学奖。你认不认都是，没办法。但是，我问自己的博士研究生，我说你们把 2000年到今天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品，都说一说，为什么得奖？没有一个人能说出来。 张：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作家与外国作家的区别，是吗？ 孟：是的，可以看出，写作的基本出发点不一样，就是这个意思。你拿影响最大的几个人来说吧，比如库切，他的《耻》，另外一个，是帕慕克，土耳其作家。大概这两个人在最近的十七八年中，影响最大。他们的作品，看过之后，会发现跟中国作家确实有差异，这差异性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历史感。库切的小说，写一个白人教授和三个女人的关系，一个是学生，一个是妓女，一个是自己的女儿，他有历史感。 张：这历史感，不是指时间，是指不同历史阶段的人生认识？ 孟：不是，你看，小说中的男人，大学教授，看他跟女儿的关系，包括跟学生的关系，就有这种历史感。在西方，一个大学教授如果跟学生有不论之恋，是不行的，必须解除教职。他就这样，解除教职后，他去女儿那个地方去了，发现女儿跟三个年轻黑人住在一起，他觉得很恐怖，但他女儿很愤怒，说过去和黑人之间的矛盾是你们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他明白自己错了，去找黑人学生的家道歉，等他回到女儿住地，发现女儿被三个黑人男青年轮奸了。 张：女儿和父亲，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人？ 孟：也不是，结果，在篝火晚会上，他见到那三个黑人男青年，一点办法也没有。他这小说《耻》，写的是白人和黑人斗争的历史，统治和被统治的历史结束了，但是，这个历史没有成为过去，在当下还在发挥着影响。 张：你的分析有道理，这种历史感，就很深刻。 孟：三个黑人男青年把自己的女儿强奸了，这跟过去的社会矛盾有关系吗？当然有。所以，这种巨大历史感，给我们带来的创痛感觉，我觉得，是我们中国作家长篇小说中很难做到的。 张：是的，不只是写了正在发生的事，还写出了拖在后面的巨大历史阴影。 孟：前一段时间，《文艺报》在讲五年来的小说成就，中篇小说是我写的，我认为，高端的成就，还是中篇小说。我还认为，百年中国的最高文学成就，就是中篇小说，我刚给春风文艺出版社主编一套《百年百部中篇正典》。 张：布鲁姆有一部书叫《西方正典》。 孟：我编的这个书名，当然是从布鲁姆那里来的，他有一个《西方正典》，讲了 26部西方最经典的小说，我就想，能够把中国 100部最好的中篇小说集中出版，就实现我多年的梦想了。现在，这个梦想实现了。我觉得，做这个事，原因是这样的，从新文学的发生开始，我们过去传统的文学史怎么讲？是讲 1919年新文化运动，或者讲 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刊。但是，在 2010年前后，严家炎先生他领我们几个人编了一套《20世纪中国文学史》，在高教出版社出版，在早论里面他讲，新文学的发生，不是 1919年，是 1889年，提前了 30年。 张：为什么？ 孟：1889年和 1990年前后，有两个重要事件，一个是黄遵宪提出了“我手写我口”，这是理论。一个是作品，就是陈季同《黄衫客传奇》的发表。这个人是一个世家，福州人，他进入大学以后，学的是造船，造船老师是一个法国人，这个法国老师没事的时候，经常给他讲法国文学，他就对文学有兴趣了，一个学造船的青年，为大清出使法国做武官的人，很有意思，他经常看戏，看法国文学作品，他法语很好，因为有法国老师教。在1890，他发表了一部作品，当时叫长篇小说，我们现在看，就是一个中篇小说，叫《黄衫客传奇》。 张：多长？ 孟：大概十万字左右。201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通过李华川把它翻译成中文，用中法两种文字对照版出版，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这个小说，是根据《唐传奇霍小玉传》，《霍小玉传》，我们知道，唐传奇很短一个东西，写一个歌妓，霍小玉卖艺不卖身。陈季同改写了这个故事。写霍小玉和李益的爱情，后来李益去外面做官了，说八年之后回来，一定娶你，有盟誓。八年以后实际上肯定没娶，是一个始乱终弃的故事，最后李益的下场很可悲。他把这样一个传统的中国传奇故事，改造成一个现代小说。 张：怎么改？ 孟：这个作品，现代小说的所有元素都有，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悲剧，你说法国文学史肯定不会写到陈季同，中国文学也不写陈季同，陈季同这个事没发生吗？当然发生了。所以，严先生说，我们的新文学，发生在 1890年，既有理论又有创作实践。 张：有道理。 孟：我觉得，严家炎老师的这个说法是成立的，起码一家之说是没问题的，当然，这个看法没有被学界普遍认同。但是，我认为，从 1920年前后发表的《阿Q正传》，或者 1890年的《黄衫客传奇》这个作品来看，它们都是中篇小说，新文化运动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这个时期，它最重要的新的典型作品，都是中篇小说呀。然后，在现代文学史上，比如说像郁达夫的《沉沦》，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沈从文的《边城》和《八骏图》，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等，都是中篇。 张：是的是的。 孟：这些作品，从它们的影响力和创作设想来说，我认为比现代文学的长篇要好，你进入现代文学的门槛之后，当然我们有十七年的经典作品，现在，文学史一直讲“三红一创保山青林”，中篇就显得稍微弱一点。 张：三红一创？ 孟：《红日》《红岩》《红旗谱》。一创：《创业史》。保山青林：《保卫延安》《山乡剧变》《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八大经典，这个是十七年的重要经典作品。 张：是的。 孟：以后，中篇小说迅猛发展。我们各个省，包括你们云南的《大家》，各省都有大型丛刊，大型丛刊主要发表的是中篇小说，《收获》《当代》《十月》《钟山》《花城》，几大名旦，发的基本都是中篇小说。包括像《人民文学》和各省的一些文学杂志，主体也是中篇小说，中篇小说首先受到优先对待，这是由杂志的性质决定的，杂志多，中篇小说的阵地也就多。但是，市场经济发生之后，中篇小说没法走向市场，长篇小说可以，各个出版社都在争长篇小说。 张：为了市场，长篇小说得到比较多的推广，中篇小说的重要性和成就，就被忽略。 孟：中篇小说既不能走向市场，作者队伍相对稳定，各个杂志的质量要求又非常严格，全面推进中篇小说的发展，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中国作家，他的代表作品一定是中篇小说。莫言《红高粱》，特别像他《透明的红萝卜》，刘震云的《塔铺》《一地鸡毛》这些，也是中篇小说。王安忆的《小鲍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铁凝也一样，《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等，都是中篇小说。包括像先锋作家，也一样，比如格非、孙甘露、余华，他们的一些重要作品，也都是中篇小说。中国的长篇小说名家的代表作，也是中篇小说。你看苏童最重要的小说《妻妾成群》，也是中篇，中篇小说在这个时代，在百年中国包括新时期，成就都非常大，所以这个判断我想大体不错。 二、大量纯文学杂志， 催生了中国中篇小说的繁荣 张：好的，现在就请你谈中国的中篇小说，你刚才说的观点，我在你的文章中看过的。我个人也是比较赞同的，这不止是因为我主要写的是中篇小说，还因为，中篇小说是中国的一个特有品种，你认为是不是？ 孟：是的，你的这个认识很专业，西方没有中篇小说的概念，但是它有作品，比如说像莫泊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品《羊脂球》，就是典型的中篇小说。 张：西方作家写的中篇小说，刊发在什么地方？他们没有中国那么多纯文学杂志，是出成书吗？ 孟：当然是出书了。 张：欧洲或美国，没有类似中国这样的纯文学杂志？ 孟：它不叫中篇，就直接出书了。 张：哦，书可以薄一些，五六万字，出一本薄书也不错。 孟：是的，虽然出成了书，但是，从小说的规模和结构来看，肯定还是一个中篇小说。但是，像别林斯基，他写过俄罗斯某一年的中篇小说评论，就标明了叫中篇小说。 张：哦，别林斯基使用过这个概念？ 孟：西方有没有这个概念，我觉得不重要，在中国，这个概念显然是存在的。 张：像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也是一个中篇，它没有长篇小说的规模。 孟：对。 张：大量的中篇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为世界文学作出的贡献？ 孟：当然我们现在还不敢这样说，因为，西方虽然没有明确的命名他们的中篇小说，但是，他们在创作实践中这样写了，比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是典型的中篇，但是他们不叫中篇小说，可从小说的规模和构架来看，是中篇小说。但他们不命名，就说是小说，出版了单行本。还有，比如《廊桥遗梦》，就这么一个小册，不是中篇小说是什么？但他们也不命名为中篇小说。 张：它出书，要薄一点，如此而已，也许欧美的出版社，觉得这个篇幅正好卖，仅仅出于这个原因。 孟：你说得很对，西方有一个概念，特别在美国，叫“烧开水小说”，说的是女性进厨房，有一个围裙，围裙前面有口袋，烧开水或者做饭的时候，从围裙的口袋里，把小说随便拿出来看一下。读完了，水也开了，就叫“烧开水小说”。 张：不长不短，正合适。 孟：这种规模的长度，一般都不是很大，命名五花八门，我们不管，我们有这样一个成熟的文体，取得的成就非常之大，就要对这个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 张：在西方的小说写作里面，这种中篇小说，在长度等规模上，也许是出于出版策划产生的，在中国，情况不同，是因为中国有太多的纯文学杂志，更有大型的双月刊文学杂志存在，于是催生了大量的中篇小说。 孟：现在，中篇小说的规模太庞大了，我每年做中篇小说的遴选，大概编了十七年了，我从 2000年前开始编，到现在，编过《布老虎》中篇啊什么，大概出了有二十几个中篇小说作家的选本，又编了《百年百部中篇正典》，中篇小说，我觉得在百年中国，或者在中国的不同时段里，确实是成就最大的，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 三、小说的历史感很重要 张：那么，中篇小说比长篇要好吗？这个原因是什么？ 孟：我刚才讲了，一个原因是大型文学丛刊的创立，一个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中篇不能走向市场。大型刊物坚守严格的文学标准，稳定的作家队伍等几个合力，造成了中篇小说繁荣这种现象。 张：但是，有些优秀作家，他写长篇小说，我觉得应该很尽力了，想写好，为什么还是没有他的中篇好呢？ 孟：刚才讲了，我觉得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的历史感。 张：中篇不一定要有历史感，但是长篇要有。 孟：中篇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素质也应该有要求的，长篇小说我们有几个问题，昨天的一个会我就提出，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作家和现实的关系，怎样写当下生活？对作家的挑战实在是太大了，当下生活一方面新鲜，热气腾腾，另外一方面，当下所有的局限，我们的作家都存在，这是第一点。 张：是的，遥远的东西天然具有美感，朱光潜先生早就说过，写往事，容易出感觉。 孟：对，当下，还没有经过历史的过滤，没有距离感，每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这种局限，在当代生活的作家也同样存在。还有一点，我觉得可能很重要。我们如何理解主旋律，我们一直在倡导主旋律。说主旋律没有问题，美国也要写主旋律，哪个国家没有自己的主旋律。 张：是，每个国家都有所谓主旋律的问题，上次，我看韩国李沧东导演的一个电影，叫《诗》，很感动，我觉得这个电影放到中国，真是主旋律得不能再主旋律了，说的就是生活中怎么寻找诗意，可是，他能拍得让我接受。我可是专业人士，非常挑剔的呀，可是我津津有味地看完了，这引起了我的思索。 孟：这个就涉及到对主旋律理解的问题了，比如说，我们过去主旋律，就是革命历史和当代英雄，这也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有些人对主旋律理解得窄了，有些划地为牢和作茧自缚。 张：对，主旋律并非这么简单。 孟：我认为，主旋律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尺度，对人类价值尺度有一个基本维护的这些最低承诺，都应该叫主旋律。真善美，爱友谊真诚，友善，暖意，等等，对这些东西都要维护。悲悯、同情，对这些东西的维护，就是主旋律。 张：人类共同认可的，一直流传下来的价值标准。 孟：对这个标准进行维护，对它有一个最低的承诺，都应该叫主旋律，如果很狭隘地理解主旋律，我们的创作就一定会同质化、模式化和雷同化。 张：而且，会让我不太相信和接受。 孟：比如文革样板戏，样板戏那个是主旋律，政治正确，但是都雷同，同质化。各样各种的关系都变成了同质的革命关系。其他，比如亲人关系、夫妻关系、朋友关系、家庭关系、婚恋关系、情人关系什么，都没有了，就同质化。 张：这很明显，是的。 孟：我一直在强调，文学，处理的是人类心灵的事物，是这个领域的事，外部的事物，有其它行业去做，国务院各个部门都在处理，办杂志，要去新闻出版署登记，入党找党委，犯错误找纪委，交通事故找交通队，做生意找工商局，等等，这些是外部事务，不在文学领域中。可内部事务呢，人类心灵的事物呢，这个怎么办？是通过什么东西表达出来呢？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人性来表达。 张：通过文学来处理。 孟：对，文学，最终处理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人性来塑造人的性格，人的个性，人的差异性需要文学来处理，所以，文学，我觉得对主旋律的理解要能够宽泛一点的话，有百益而无一害。理解得越狭窄，可能就越有问题。 张：是的，经典作品，大多数写的都是爱与美。它理解得宽泛，写得成功。 孟：我们长期以来，可能对当下生活的理解，存在偏颇。包括对历史的理解，也简单化。 张：你的中篇小说研究，非常重要，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再讨论，你觉得，在中国当代小说写作中，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是可以对照研究的吧？中国的长篇小说写不好，是因为长篇小说写作，对作家的要求更多一些，是不是？ 孟：当然，长篇小说，它需要对一个作家的阅历、阅读、写作训练、他的语言和价值观，提出更多要求，每一个长篇作家，都要过这几个关。 张：写不好，这几个中的某些肯定有欠缺。 孟：前一段时间，我看某一个很著名的批评家，说某人的小说，除了语言弱一点之外，其他简直就很好。 张：哈！语言如果弱了，其他就没有了。 孟：是啊！我听了以后非常震惊，就像一个歌唱家，说他除了音准以外，其他都很好，他都跑调了，能说他别的好吗？就像一个画家，除了他线条有点问题，其他都好，怎么可能？这不对，他把一个最基本的东西放弃了，不对。另外，长篇小说作家，没有阅历，也是不行的。 张：阅历，是指作家的人生经历，见识？ 孟：一定要有见识，这个见识，我们过去讲行千里路，读万卷书，等等。这不错，但是，也有问题。书是读不完的，读多重要，读对了更重要。很多作家，一开始，就把书读对了，不是读得多，是读得对，今天，读得对比读得多更重要。 张：你的话很重要，读书要读得对，我也这样给作者说。我说，读这样读那样，如果读错了，反而受害。 孟：读对了，作家一开始起点就高，读的东西都是大作品，一直受到精品的影响，内心形成的东西就完全不同。另外，见多识广，还有就是交流。有朋友讲，现在的作家，活动太多了，交流太多，曹雪芹当年跟谁交流？托尔斯泰当年跟谁交流？ 张：交流很重要的。 孟：是啊，这个看法，可能需要讨论。作家哪能不交流，作家只有通过交流才会发现自己，就像中国，只有通过和西方建立外交关系，改革开放，才能看清自己，作家的交流，起的就是这个作用。 张：很多时候，交流的另一方，是一面镜子。 孟：比如说，我知道你庆国兄的小说写到什么程度，才知道我自己在什么程度。就像两个人，不知道你在哪里？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现在，赛义德有个理论，在东方领域里讲，他说，是西方发现了东方，西方是一个镜子，照出了东方。这当然有西方中心论的嫌疑了，但是，另一方面，通过东方，也照亮西方。 张：认清了对方，也认清了自己。 孟：说西方是发达的，先进的，我们是欠发达的，是稍微落后的。他觉得他是文明的，我们是病态的，神秘的，遥远的，甚至是愚昧的，这完全是一个偏见了。但是，这个互相照亮，是重要的。 张：是的，交流使双方互相照亮。 孟：沈从文当年在凤凰，他写得出《边城》吗？写不出来，他必须走向上海和北京，去了很多地方之后，突然发现我的家乡这么好。他是通过城市的屡屡受挫，发现了他故乡乡村的美好的。如果，没有城市里面的屡屡挫败感，他会发现“边城”的美好吗？不会发现的。所以，交流是特别重要。 张：交流还是一种见识。 孟：最近，我参加过几个讨论，都是讲世界和中国的关系。比如上海召开一个会，讲世界文学与汉语写作，前两天，北师大莫言国际写作中心召开一个会议，叫“世界：文学重绘的疆域”，都讲世界和中国，重新描绘世界的文学地图，这个都是很有意思的话题。这些话题的提出，和80年代完全不一样了，80年代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弱势的文化国度，提出的口号是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张：80年代最常用的一个词叫做冲破禁区，是为了让文学回到正常，比如冲破禁忌，可以写爱情等等。 孟：冲破禁区之后，我们想走向世界了，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还自认自己没有在世界文学的格局里面，所以要让中国文学走上世界，是一个祈使句，希望中国文学得到世界文学的认同，特别是强势国家的文学认同，这个的标识是什么？就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12年，莫言获诺奖，我们真正的认为中国的文学走向了世界，这个时候，我们的文学会议也好，文学口号也好，开始发生变化了，我们不再认为自己是弱势的文学国家了，认为自己完全可以跟世界文学对话。世界文学和汉语写作是两个词组，但它是并列词组。世界：重绘的疆域，今天的文学地图，中国也要重新进行绘制了。我们也有绘制世界文学地图的权利了。 张：我们进入了世界文学的格局中。 孟：我们自己表达了这样一种自信，就是现在说的文化自信，我们文学肯定是自信了，这没有问题，但是，越是在这种情况下，真的要注意，别盲目自信。跟世界文学的交流，跟那些世界文学强势的国家，跟好的文学作品，好的文学传统学习，对我们来说，这个道路还很漫长。 张：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孟：我们的文学创作，中国经验，或迟或早，将成为世界文学经验的一部分，这没有问题，东方的经验，中国的经验，对世界文学来说，同样重要。 张：缺少这一块，世界文学是不完整的，甚至是简单的。 孟：100多年前，歌德在说世界文学概念的时候，他基本讲的是中国文学，现在，我们所理解的世界文学格局和疆域，肯定有中国文学，把我们自己包括进去了，没有问题的。但是，世界文学的经验，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世界文学中也是存在的，拉美文学对我们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事实。爆炸文学，包括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略萨，这些作家作品对我们的作家影响很巨大，他们几乎成为我们拉美的文学导师。但这些东西我们内在化了以后，就不一样了。像西方文学，18世纪、19世纪的西方文学，逐渐内在化，成为我们文学传统的一部分，文学就成长起来了。 （未完待续） 孟繁华 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北京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辽宁作协副主席、《文学评论》编委等。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老舍文学奖、郁达夫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冯牧文学奖等评委。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著有《众神狂欢》《1978：激情岁月》《梦幻与宿命》《传媒与文化领导权》《游牧的文学时代》《坚韧的叙事》《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论稿》（三部六卷台湾繁体版）等 30余部以及《孟繁华文集》十卷。主编文学书籍 100余种，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国内外重要刊物发表论文 400余篇，部分著作译为英文、日文、韩国文以及台湾繁体版等，百余篇文章被《新华文摘》等转载、选编、收录；2014年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2012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批评家奖，多次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理论成果奖、中国文联优秀理论批评奖等。 张庆国 作家，现居昆明。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昆明作家协会主席。在《人民文学》《十月》《当代 》《中国作家》《花城》《钟山》等刊发表小说等作品400余万字。作品入选各种选刊和各种年度选本。陕西《小说评论》曾在“张庆国辑”中特别评介张庆国小说创作成就，广西《南方文坛》杂志曾刊载关于张庆国中篇小说《马厩之夜》的专题讨论，上海《文学报》也刊载长文讨论张庆国的小说创作。其作品曾入选2011年中国小说10佳排行榜，荣获“《十月》文学奖”、汉语文学中国女评委小说最佳叙事奖等多种奖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