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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华:百年中国小说的最高成就在中篇(上)

http://www.newdu.com 2018-08-08 《滇池》文学2018年第8期 newdu 参加讨论

    
    作家张庆国对话 孟繁华
    时间:2017年11月27日
    地点:北京丽都酒店
    一、新文学运动发生时的主要成就, 体现在中篇小说上
    张庆国(以下简称张):现在更年轻的作家,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有没有写作比较有希望的?这个更加国际化,会不会好一点?
    孟繁华(以下简称孟):昨天,我参加了一个《长篇小说选刊》2016年小说金榜的评选工作,结果刚出来。
    张:是啊,我看到了,付秀莹跟我有微信的,她是《长篇小说选刊》主编嘛。
    孟:你看到了?评了 5个长篇。
    张:你觉得新评出来的这几个长篇有什么特点?
    孟:要这样来看,现在,中国文学,包括中国小说在内,要再有轰动性的效应,也就是说一个作品出来之后,要再有石破天惊的效果,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
    张:作品都不错,但是,社会的反响,也就那样,你说得好。是的,比如我们的杂志《滇池》,有人说,以前的《滇池》不错,言下之意是现在不怎么样,我很生气。我告诉他,现在《滇池》上的作品比以前好很多倍,现在的作家写得好多了,读书很多,思想很深刻,手法也很新。但时代不同了,文学不会再有从前的轰动效应了,从前,比如上世纪 80年代,那是特殊时期,整个社会只有文学,作家无上光荣。而且,从前,有很多文学革命有待发生,现在少了,该做的事都做完了。
    孟:我有一本书,书名是《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我在书里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我认为,文学在今天,包括小说在内,试图在形式上进行革命,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这个革命,只存在一个地方,那就是艺术领域。
    张:诗集、美术?
    孟:不是,是电影电视,它跟高科技有关,在这个领域,还有很多革命性的事件有待发生。
    张:是,说得好。
    孟:比如说 3D电影,出来以后让人耳目一新,加上科技手段,力量就更强大了。纸媒,不能借助科技手段,形式上创新的可能性和革命,这种可能性不存在了,已经让位于其他的艺术形式。所以,这几年的文学评奖,包括茅奖、鲁奖,包括各个杂志的奖、各种排行榜,都能评出来,但是,评出来之后,你要觉得这些个作品,感到大吃一惊,觉得这个作品简直太好了,像 80年代我们读到那些作品的感觉一样,这种可能性不存在了。
    张:文学的力量减弱,就是跟科技有关吗?
    孟:有关系,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现在,文学基本上进入了一个常态,作品的起点很高,包括 80后这些孩子,他们的创作起点都很高。不同年龄段的这些作家,在讲述自己的经验,讲述自己对文学、对世界、对个人和社会生活体验的不同看法,这个差异性是有的,在不同年龄段里都有,表达得都不错。但是,你要说哪个作家真写得让我们感到多么惊讶,多么震惊,这种情况没有了。
    张:为什么?
    孟:这个情况,我觉得跟中国作家对文学的理解有关系,比如说,从 2000年到今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些作品,它就是一个尺度。你说它有没有偏颇,有,也有缺陷。但是,从某种意义来说,在世界范围内,诺奖确实是影响最大的一个文学奖。你认不认都是,没办法。但是,我问自己的博士研究生,我说你们把 2000年到今天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品,都说一说,为什么得奖?没有一个人能说出来。
    张: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作家与外国作家的区别,是吗?
    孟:是的,可以看出,写作的基本出发点不一样,就是这个意思。你拿影响最大的几个人来说吧,比如库切,他的《耻》,另外一个,是帕慕克,土耳其作家。大概这两个人在最近的十七八年中,影响最大。他们的作品,看过之后,会发现跟中国作家确实有差异,这差异性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历史感。库切的小说,写一个白人教授和三个女人的关系,一个是学生,一个是妓女,一个是自己的女儿,他有历史感。
    张:这历史感,不是指时间,是指不同历史阶段的人生认识?
    孟:不是,你看,小说中的男人,大学教授,看他跟女儿的关系,包括跟学生的关系,就有这种历史感。在西方,一个大学教授如果跟学生有不论之恋,是不行的,必须解除教职。他就这样,解除教职后,他去女儿那个地方去了,发现女儿跟三个年轻黑人住在一起,他觉得很恐怖,但他女儿很愤怒,说过去和黑人之间的矛盾是你们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他明白自己错了,去找黑人学生的家道歉,等他回到女儿住地,发现女儿被三个黑人男青年轮奸了。
    张:女儿和父亲,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人?
    孟:也不是,结果,在篝火晚会上,他见到那三个黑人男青年,一点办法也没有。他这小说《耻》,写的是白人和黑人斗争的历史,统治和被统治的历史结束了,但是,这个历史没有成为过去,在当下还在发挥着影响。
    张:你的分析有道理,这种历史感,就很深刻。
    孟:三个黑人男青年把自己的女儿强奸了,这跟过去的社会矛盾有关系吗?当然有。所以,这种巨大历史感,给我们带来的创痛感觉,我觉得,是我们中国作家长篇小说中很难做到的。
    张:是的,不只是写了正在发生的事,还写出了拖在后面的巨大历史阴影。
    孟:前一段时间,《文艺报》在讲五年来的小说成就,中篇小说是我写的,我认为,高端的成就,还是中篇小说。我还认为,百年中国的最高文学成就,就是中篇小说,我刚给春风文艺出版社主编一套《百年百部中篇正典》。
    张:布鲁姆有一部书叫《西方正典》。
    孟:我编的这个书名,当然是从布鲁姆那里来的,他有一个《西方正典》,讲了 26部西方最经典的小说,我就想,能够把中国 100部最好的中篇小说集中出版,就实现我多年的梦想了。现在,这个梦想实现了。我觉得,做这个事,原因是这样的,从新文学的发生开始,我们过去传统的文学史怎么讲?是讲 1919年新文化运动,或者讲 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刊。但是,在 2010年前后,严家炎先生他领我们几个人编了一套《20世纪中国文学史》,在高教出版社出版,在早论里面他讲,新文学的发生,不是 1919年,是 1889年,提前了 30年。
    张:为什么?
    孟:1889年和 1990年前后,有两个重要事件,一个是黄遵宪提出了“我手写我口”,这是理论。一个是作品,就是陈季同《黄衫客传奇》的发表。这个人是一个世家,福州人,他进入大学以后,学的是造船,造船老师是一个法国人,这个法国老师没事的时候,经常给他讲法国文学,他就对文学有兴趣了,一个学造船的青年,为大清出使法国做武官的人,很有意思,他经常看戏,看法国文学作品,他法语很好,因为有法国老师教。在1890,他发表了一部作品,当时叫长篇小说,我们现在看,就是一个中篇小说,叫《黄衫客传奇》。
    张:多长?
    孟:大概十万字左右。201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通过李华川把它翻译成中文,用中法两种文字对照版出版,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这个小说,是根据《唐传奇霍小玉传》,《霍小玉传》,我们知道,唐传奇很短一个东西,写一个歌妓,霍小玉卖艺不卖身。陈季同改写了这个故事。写霍小玉和李益的爱情,后来李益去外面做官了,说八年之后回来,一定娶你,有盟誓。八年以后实际上肯定没娶,是一个始乱终弃的故事,最后李益的下场很可悲。他把这样一个传统的中国传奇故事,改造成一个现代小说。
    张:怎么改?
    孟:这个作品,现代小说的所有元素都有,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悲剧,你说法国文学史肯定不会写到陈季同,中国文学也不写陈季同,陈季同这个事没发生吗?当然发生了。所以,严先生说,我们的新文学,发生在 1890年,既有理论又有创作实践。
    张:有道理。
    孟:我觉得,严家炎老师的这个说法是成立的,起码一家之说是没问题的,当然,这个看法没有被学界普遍认同。但是,我认为,从 1920年前后发表的《阿Q正传》,或者 1890年的《黄衫客传奇》这个作品来看,它们都是中篇小说,新文化运动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这个时期,它最重要的新的典型作品,都是中篇小说呀。然后,在现代文学史上,比如说像郁达夫的《沉沦》,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沈从文的《边城》和《八骏图》,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等,都是中篇。
    张:是的是的。
    孟:这些作品,从它们的影响力和创作设想来说,我认为比现代文学的长篇要好,你进入现代文学的门槛之后,当然我们有十七年的经典作品,现在,文学史一直讲“三红一创保山青林”,中篇就显得稍微弱一点。
    张:三红一创?
    孟:《红日》《红岩》《红旗谱》。一创:《创业史》。保山青林:《保卫延安》《山乡剧变》《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八大经典,这个是十七年的重要经典作品。
    张:是的。
    孟:以后,中篇小说迅猛发展。我们各个省,包括你们云南的《大家》,各省都有大型丛刊,大型丛刊主要发表的是中篇小说,《收获》《当代》《十月》《钟山》《花城》,几大名旦,发的基本都是中篇小说。包括像《人民文学》和各省的一些文学杂志,主体也是中篇小说,中篇小说首先受到优先对待,这是由杂志的性质决定的,杂志多,中篇小说的阵地也就多。但是,市场经济发生之后,中篇小说没法走向市场,长篇小说可以,各个出版社都在争长篇小说。
    张:为了市场,长篇小说得到比较多的推广,中篇小说的重要性和成就,就被忽略。
    孟:中篇小说既不能走向市场,作者队伍相对稳定,各个杂志的质量要求又非常严格,全面推进中篇小说的发展,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中国作家,他的代表作品一定是中篇小说。莫言《红高粱》,特别像他《透明的红萝卜》,刘震云的《塔铺》《一地鸡毛》这些,也是中篇小说。王安忆的《小鲍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铁凝也一样,《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等,都是中篇小说。包括像先锋作家,也一样,比如格非、孙甘露、余华,他们的一些重要作品,也都是中篇小说。中国的长篇小说名家的代表作,也是中篇小说。你看苏童最重要的小说《妻妾成群》,也是中篇,中篇小说在这个时代,在百年中国包括新时期,成就都非常大,所以这个判断我想大体不错。
    二、大量纯文学杂志, 催生了中国中篇小说的繁荣
    张:好的,现在就请你谈中国的中篇小说,你刚才说的观点,我在你的文章中看过的。我个人也是比较赞同的,这不止是因为我主要写的是中篇小说,还因为,中篇小说是中国的一个特有品种,你认为是不是?
    孟:是的,你的这个认识很专业,西方没有中篇小说的概念,但是它有作品,比如说像莫泊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品《羊脂球》,就是典型的中篇小说。
    张:西方作家写的中篇小说,刊发在什么地方?他们没有中国那么多纯文学杂志,是出成书吗?
    孟:当然是出书了。
    张:欧洲或美国,没有类似中国这样的纯文学杂志?
    孟:它不叫中篇,就直接出书了。
    张:哦,书可以薄一些,五六万字,出一本薄书也不错。
    孟:是的,虽然出成了书,但是,从小说的规模和结构来看,肯定还是一个中篇小说。但是,像别林斯基,他写过俄罗斯某一年的中篇小说评论,就标明了叫中篇小说。
    张:哦,别林斯基使用过这个概念?
    孟:西方有没有这个概念,我觉得不重要,在中国,这个概念显然是存在的。
    张:像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也是一个中篇,它没有长篇小说的规模。
    孟:对。
    张:大量的中篇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为世界文学作出的贡献?
    孟:当然我们现在还不敢这样说,因为,西方虽然没有明确的命名他们的中篇小说,但是,他们在创作实践中这样写了,比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是典型的中篇,但是他们不叫中篇小说,可从小说的规模和构架来看,是中篇小说。但他们不命名,就说是小说,出版了单行本。还有,比如《廊桥遗梦》,就这么一个小册,不是中篇小说是什么?但他们也不命名为中篇小说。
    张:它出书,要薄一点,如此而已,也许欧美的出版社,觉得这个篇幅正好卖,仅仅出于这个原因。
    孟:你说得很对,西方有一个概念,特别在美国,叫“烧开水小说”,说的是女性进厨房,有一个围裙,围裙前面有口袋,烧开水或者做饭的时候,从围裙的口袋里,把小说随便拿出来看一下。读完了,水也开了,就叫“烧开水小说”。
    张:不长不短,正合适。
    孟:这种规模的长度,一般都不是很大,命名五花八门,我们不管,我们有这样一个成熟的文体,取得的成就非常之大,就要对这个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
    张:在西方的小说写作里面,这种中篇小说,在长度等规模上,也许是出于出版策划产生的,在中国,情况不同,是因为中国有太多的纯文学杂志,更有大型的双月刊文学杂志存在,于是催生了大量的中篇小说。
    孟:现在,中篇小说的规模太庞大了,我每年做中篇小说的遴选,大概编了十七年了,我从 2000年前开始编,到现在,编过《布老虎》中篇啊什么,大概出了有二十几个中篇小说作家的选本,又编了《百年百部中篇正典》,中篇小说,我觉得在百年中国,或者在中国的不同时段里,确实是成就最大的,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
    三、小说的历史感很重要
    张:那么,中篇小说比长篇要好吗?这个原因是什么?
    孟:我刚才讲了,一个原因是大型文学丛刊的创立,一个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中篇不能走向市场。大型刊物坚守严格的文学标准,稳定的作家队伍等几个合力,造成了中篇小说繁荣这种现象。
    张:但是,有些优秀作家,他写长篇小说,我觉得应该很尽力了,想写好,为什么还是没有他的中篇好呢?
    孟:刚才讲了,我觉得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的历史感。
    张:中篇不一定要有历史感,但是长篇要有。
    孟:中篇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素质也应该有要求的,长篇小说我们有几个问题,昨天的一个会我就提出,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作家和现实的关系,怎样写当下生活?对作家的挑战实在是太大了,当下生活一方面新鲜,热气腾腾,另外一方面,当下所有的局限,我们的作家都存在,这是第一点。
    张:是的,遥远的东西天然具有美感,朱光潜先生早就说过,写往事,容易出感觉。
    孟:对,当下,还没有经过历史的过滤,没有距离感,每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这种局限,在当代生活的作家也同样存在。还有一点,我觉得可能很重要。我们如何理解主旋律,我们一直在倡导主旋律。说主旋律没有问题,美国也要写主旋律,哪个国家没有自己的主旋律。
    张:是,每个国家都有所谓主旋律的问题,上次,我看韩国李沧东导演的一个电影,叫《诗》,很感动,我觉得这个电影放到中国,真是主旋律得不能再主旋律了,说的就是生活中怎么寻找诗意,可是,他能拍得让我接受。我可是专业人士,非常挑剔的呀,可是我津津有味地看完了,这引起了我的思索。
    孟:这个就涉及到对主旋律理解的问题了,比如说,我们过去主旋律,就是革命历史和当代英雄,这也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有些人对主旋律理解得窄了,有些划地为牢和作茧自缚。
    张:对,主旋律并非这么简单。
    孟:我认为,主旋律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尺度,对人类价值尺度有一个基本维护的这些最低承诺,都应该叫主旋律。真善美,爱友谊真诚,友善,暖意,等等,对这些东西都要维护。悲悯、同情,对这些东西的维护,就是主旋律。
    张:人类共同认可的,一直流传下来的价值标准。
    孟:对这个标准进行维护,对它有一个最低的承诺,都应该叫主旋律,如果很狭隘地理解主旋律,我们的创作就一定会同质化、模式化和雷同化。
    张:而且,会让我不太相信和接受。
    孟:比如文革样板戏,样板戏那个是主旋律,政治正确,但是都雷同,同质化。各样各种的关系都变成了同质的革命关系。其他,比如亲人关系、夫妻关系、朋友关系、家庭关系、婚恋关系、情人关系什么,都没有了,就同质化。
    张:这很明显,是的。
    孟:我一直在强调,文学,处理的是人类心灵的事物,是这个领域的事,外部的事物,有其它行业去做,国务院各个部门都在处理,办杂志,要去新闻出版署登记,入党找党委,犯错误找纪委,交通事故找交通队,做生意找工商局,等等,这些是外部事务,不在文学领域中。可内部事务呢,人类心灵的事物呢,这个怎么办?是通过什么东西表达出来呢?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人性来表达。
    张:通过文学来处理。
    孟:对,文学,最终处理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人性来塑造人的性格,人的个性,人的差异性需要文学来处理,所以,文学,我觉得对主旋律的理解要能够宽泛一点的话,有百益而无一害。理解得越狭窄,可能就越有问题。
    张:是的,经典作品,大多数写的都是爱与美。它理解得宽泛,写得成功。
    孟:我们长期以来,可能对当下生活的理解,存在偏颇。包括对历史的理解,也简单化。
    张:你的中篇小说研究,非常重要,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再讨论,你觉得,在中国当代小说写作中,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是可以对照研究的吧?中国的长篇小说写不好,是因为长篇小说写作,对作家的要求更多一些,是不是?
    孟:当然,长篇小说,它需要对一个作家的阅历、阅读、写作训练、他的语言和价值观,提出更多要求,每一个长篇作家,都要过这几个关。
    张:写不好,这几个中的某些肯定有欠缺。
    孟:前一段时间,我看某一个很著名的批评家,说某人的小说,除了语言弱一点之外,其他简直就很好。
    张:哈!语言如果弱了,其他就没有了。
    孟:是啊!我听了以后非常震惊,就像一个歌唱家,说他除了音准以外,其他都很好,他都跑调了,能说他别的好吗?就像一个画家,除了他线条有点问题,其他都好,怎么可能?这不对,他把一个最基本的东西放弃了,不对。另外,长篇小说作家,没有阅历,也是不行的。
    张:阅历,是指作家的人生经历,见识?
    孟:一定要有见识,这个见识,我们过去讲行千里路,读万卷书,等等。这不错,但是,也有问题。书是读不完的,读多重要,读对了更重要。很多作家,一开始,就把书读对了,不是读得多,是读得对,今天,读得对比读得多更重要。
    张:你的话很重要,读书要读得对,我也这样给作者说。我说,读这样读那样,如果读错了,反而受害。
    孟:读对了,作家一开始起点就高,读的东西都是大作品,一直受到精品的影响,内心形成的东西就完全不同。另外,见多识广,还有就是交流。有朋友讲,现在的作家,活动太多了,交流太多,曹雪芹当年跟谁交流?托尔斯泰当年跟谁交流?
    张:交流很重要的。
    孟:是啊,这个看法,可能需要讨论。作家哪能不交流,作家只有通过交流才会发现自己,就像中国,只有通过和西方建立外交关系,改革开放,才能看清自己,作家的交流,起的就是这个作用。
    张:很多时候,交流的另一方,是一面镜子。
    孟:比如说,我知道你庆国兄的小说写到什么程度,才知道我自己在什么程度。就像两个人,不知道你在哪里?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现在,赛义德有个理论,在东方领域里讲,他说,是西方发现了东方,西方是一个镜子,照出了东方。这当然有西方中心论的嫌疑了,但是,另一方面,通过东方,也照亮西方。
    张:认清了对方,也认清了自己。
    孟:说西方是发达的,先进的,我们是欠发达的,是稍微落后的。他觉得他是文明的,我们是病态的,神秘的,遥远的,甚至是愚昧的,这完全是一个偏见了。但是,这个互相照亮,是重要的。
    张:是的,交流使双方互相照亮。
    孟:沈从文当年在凤凰,他写得出《边城》吗?写不出来,他必须走向上海和北京,去了很多地方之后,突然发现我的家乡这么好。他是通过城市的屡屡受挫,发现了他故乡乡村的美好的。如果,没有城市里面的屡屡挫败感,他会发现“边城”的美好吗?不会发现的。所以,交流是特别重要。
    张:交流还是一种见识。
    孟:最近,我参加过几个讨论,都是讲世界和中国的关系。比如上海召开一个会,讲世界文学与汉语写作,前两天,北师大莫言国际写作中心召开一个会议,叫“世界:文学重绘的疆域”,都讲世界和中国,重新描绘世界的文学地图,这个都是很有意思的话题。这些话题的提出,和80年代完全不一样了,80年代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弱势的文化国度,提出的口号是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张:80年代最常用的一个词叫做冲破禁区,是为了让文学回到正常,比如冲破禁忌,可以写爱情等等。
    孟:冲破禁区之后,我们想走向世界了,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还自认自己没有在世界文学的格局里面,所以要让中国文学走上世界,是一个祈使句,希望中国文学得到世界文学的认同,特别是强势国家的文学认同,这个的标识是什么?就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12年,莫言获诺奖,我们真正的认为中国的文学走向了世界,这个时候,我们的文学会议也好,文学口号也好,开始发生变化了,我们不再认为自己是弱势的文学国家了,认为自己完全可以跟世界文学对话。世界文学和汉语写作是两个词组,但它是并列词组。世界:重绘的疆域,今天的文学地图,中国也要重新进行绘制了。我们也有绘制世界文学地图的权利了。
    张:我们进入了世界文学的格局中。
    孟:我们自己表达了这样一种自信,就是现在说的文化自信,我们文学肯定是自信了,这没有问题,但是,越是在这种情况下,真的要注意,别盲目自信。跟世界文学的交流,跟那些世界文学强势的国家,跟好的文学作品,好的文学传统学习,对我们来说,这个道路还很漫长。
    张: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孟:我们的文学创作,中国经验,或迟或早,将成为世界文学经验的一部分,这没有问题,东方的经验,中国的经验,对世界文学来说,同样重要。
    张:缺少这一块,世界文学是不完整的,甚至是简单的。
    孟:100多年前,歌德在说世界文学概念的时候,他基本讲的是中国文学,现在,我们所理解的世界文学格局和疆域,肯定有中国文学,把我们自己包括进去了,没有问题的。但是,世界文学的经验,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世界文学中也是存在的,拉美文学对我们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事实。爆炸文学,包括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略萨,这些作家作品对我们的作家影响很巨大,他们几乎成为我们拉美的文学导师。但这些东西我们内在化了以后,就不一样了。像西方文学,18世纪、19世纪的西方文学,逐渐内在化,成为我们文学传统的一部分,文学就成长起来了。
    (未完待续)
    孟繁华
    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北京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辽宁作协副主席、《文学评论》编委等。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老舍文学奖、郁达夫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冯牧文学奖等评委。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著有《众神狂欢》《1978:激情岁月》《梦幻与宿命》《传媒与文化领导权》《游牧的文学时代》《坚韧的叙事》《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论稿》(三部六卷台湾繁体版)等 30余部以及《孟繁华文集》十卷。主编文学书籍 100余种,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国内外重要刊物发表论文 400余篇,部分著作译为英文、日文、韩国文以及台湾繁体版等,百余篇文章被《新华文摘》等转载、选编、收录;2014年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2012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批评家奖,多次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理论成果奖、中国文联优秀理论批评奖等。
    张庆国
    作家,现居昆明。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昆明作家协会主席。在《人民文学》《十月》《当代 》《中国作家》《花城》《钟山》等刊发表小说等作品400余万字。作品入选各种选刊和各种年度选本。陕西《小说评论》曾在“张庆国辑”中特别评介张庆国小说创作成就,广西《南方文坛》杂志曾刊载关于张庆国中篇小说《马厩之夜》的专题讨论,上海《文学报》也刊载长文讨论张庆国的小说创作。其作品曾入选2011年中国小说10佳排行榜,荣获“《十月》文学奖”、汉语文学中国女评委小说最佳叙事奖等多种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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