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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的《东方学》在20世纪90年代被译介到中国后，书中“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的观点对当代中国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研究者不再纠缠于经验层面的形象真伪之辩，转而认为，作为文化他者的异域形象，总是投射着主体的身份意识。这一新的认识，赋予“形象”一种主体镜像的性质。然而，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创辟的分析架构，并不适用于那些跨国流散的华裔作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这种“不适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华裔文学”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其复杂性不在于它是流散在世界各地的华裔作家的中英文学创作的统称。因为在具体研究中，我们习惯于以民族国家为限定语，来组构基本的研究单位，比如美国华裔文学、日本华裔文学、马华文学等。其中真正的困难在于，某个民族国家内部的华裔文学，无论在纵向的发展，还是横向的传播方面，都呈现出一种复杂异质的状态。研究者最终会发现，根本无法从某国的“华裔文学”中抽绎出某种可以一语洞穿的“本质”，而其中的中国形象更是难以纳入任何一个具有地缘政治色彩的区域性框架（比如“东方主义”）中探讨。 仅以美国华裔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为例，即可发现：它既不同于美国本土作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又和中国作家笔下的自我形象描述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塑造中国形象的差异，与华裔作家的跨文化身份背景密切相关。诚如学者单德兴所观察的那样，美国华裔作家由于独特的中美双文化背景，一方面遭遇到许多来自美国主流社会的歧视与压力，同时作为血缘与文化故国的中国，又为他们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文学资源，其认同在二者之间不断拉扯。与此同时，在同一文化背景中成长的作家，因个体经验的差异，其笔下的中国形象亦各有风貌。美国华裔作家中的容闳、刘裔昌和后来的赵健秀、汤婷婷等人笔下的中国形象就很不一样，而同时期的汤婷婷和任璧莲等人的中国形象塑造又是彼此迥异。华裔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无论其思想资源还是构建方式，都极其复杂，“西方—中国（东方）”的批评范式无法深度切入其作品的生成机制。 其次，华裔文学所表征的身份政治，并不仅限于种族，而是和其他少数、边缘的群体所面临的诸如性别、阶级议题密切啮合在一起。德里达曾表达过一个被广为引用的观点：只要存在着二元对立，就不可能是面对面的和平共处，而是一种等级和支配结构，其中的一极宰制着另一极。华裔文学在其发生国度的文学版图中，多数情况下处于边缘位置。华裔文学的崛起，往往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相伴相生。换句话说，华裔文学从边缘开始发声，总是被整合进其他文化反向评估、质疑二元格局中的西方主流文化的普遍性的思潮中，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华裔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在“逆写”（writing back）西方主流文学有关中国的刻板印象时，其间往往融合了性别、阶级等话语。故而华裔文学在塑造中国形象时，既然分享了后现代主义思想理论有关主体与他者的问题与方法，也就不可避免地会落入这些问题的局限和困境之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