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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我与“临终医院”打交道的机会很多。五年前，我的外公住进“临终医院”。三年前，我的父亲也住了进去。父亲入住的第一年，与外公成为病友。两年前外公去世，留下父亲继续在那所乡镇卫生服务中心消耗着早已没有了意识的生命。 事实上，它是一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把它叫作“临终”医院，是因为这里几乎所有的住院病人，都是患了不可逆转的重病的老人，中风、脑溢血、阿尔茨海默症……他们终日卧床，生活不能自理，智能低下，需要专业护理。他们住在这里，只是为等待生命的最后归期。 这是城市医疗与养老图谱中，触角深入到最底层、最遥远的地方。“临终”医院的规模相当小，总共三十张病床。老人住进这里，就没有出去的时候，短则几个月，长则四五年，直至去世。病床的更新极其缓慢，三十个住院病人的身后，有着几十个乃至上百个老人，他们以病历卡的方式排起了队，一个接一个来到这所死亡列车随时要来接走他们的候车厅。 我们没有能力为父亲挑选双人病房还是三人病房，前一位老人以死亡的方式让出这张床位，仅有这么一张床，我们别无选择，任何人没有选择。几乎所有“出院”的老人，都是去赶赴一场永远不会回来的约会，与上帝的约会。 父亲住进别无选择的五人病房后的三年里，他的同室病友已经换了十名以上。也就是说，除了父亲的七号床，另四张床已经躺过好几轮病人。大多时候，上午空出的床位，下午就有一位新的老人入住。他们因为不同的病因进来，相同的，是他们一律没有行动能力，没有记忆。他们完全一致的生命活动，就是躺在床上，维持着最后的新陈代谢。 我认识了医院里的所有护工，小彭、小张、小赖、小丁、小范。即便是五十多岁的小彭，也被叫成“小彭”，而不是“彭阿姨”，毕竟，在老人面前，她们还“小”。护工与病人没有任何亲缘关系，但她们时刻陪伴着病人，与病人有着最频繁的肌肤接触。去探望父亲，总会撞见护工正为病人换尿垫，擦洗沉浸在粪便里的身躯。有时候，我会想，那些裸露着下半身任人摆布的老人，会不会生出哪怕一丝隐约的羞耻感？不得而知。 生命的过程中，最相似的阶段是刚出生以及即将死亡时，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区别是，一切属于成年人的羞耻，于婴儿，都是可爱，甚而荣耀。小屁股终日暴露，当众一泡猎猎作响的尿，还未经历过漫长抑或短暂的人生，婴儿只是动物。然而，只需经过文明的洗礼，就有了追求作为人类的“尊严”的权利。 我总是无法确定那句话到底是怎么说的，是“有尊严地活”？还是“有尊严地死”？出入“临终医院”，才发现，对于那些意识模糊甚而一无所知的将死病人，“尊严”是何其奢侈。在那里，尊严有时候是亲人的“羞耻心”，是家人的“面子”，有时候，体现为护工的“小费”。 护工与病人没有任何亲缘关系，但她们时刻陪伴着病人，与病人有着最频繁的肌肤接触。我总感觉，刚给过小费的几日，她们是很“瞧得起”我们的，那些天，她们把我们患病的家人照顾得最是体贴周到。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阴暗心理作祟，作为病人家属，我们与她们，常常处于斗智斗勇的暗战中，可不得不说，我们离不开她们。 几年下来，我与“临终”医院的五名护工已相熟。她们知道我是“写书”的，有一天，其中一位拉住我，指着最壮大的那一个说：你来写写她吧，大胖这辈子苦啊！ 我被五个女人围坐，大胖开始讲述自己的“血泪史”，被家暴、逃婚、再婚、丧偶……讲到伤心处，泪眼模糊，一众女人齐齐唏嘘，也许是第N次了。在首次聆听的我面前，这样的唏嘘当属文学评论，有必要重申。 “张某花”不是大胖，但大胖一定是《张某花》里出现的五名护工之一。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倘若我不是“写书”的，大胖的那些血泪史，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不只是想和大胖们搞好关系，的确，我的父亲还住在“临终医院”里，大胖们关乎着父亲“有尊严地活”，或者“有尊严地死”。作为病人家属，这是我没有修饰的真实。可是我还有另一个身份——写书的。 护工们与病人朝夕相处，她们几乎知道所有病人的故事，她们和我一样，在工作之后的闲暇时间里，用她们近乎八卦的语言，挽留着她们护理的那些老人们的记忆。只不过，她们是口口相传，而我，用打字。 那一日，护工小丁喜滋滋地告诉我们，她攒够了给儿子买车的首付，已经订下了一辆通用科鲁兹。我们纷纷替她高兴，祝贺她也成为有车一族。小丁刚转身离开，父亲病房的护工小彭就用巨大的嗓音与我咬起了耳朵。其实，小丁的儿子连份正经工作都没有，基本属于啃老族。那还买什么车嘛！我脱口说。小彭回答：有车才能娶媳妇不是？ 小丁是所有护工中力气最大的一个，小丁习惯于一边给病床上的老人擦身一边抱怨：这是人干的活吗？这哪儿是人干的活？ 急于给儿子娶媳妇的小丁大概不会想到，等到她自己垂垂老矣的时候，该由谁来为她做这份“不是人干的活”。我相信，她不会指望她那“啃老”的儿子，肯定。 当然，这也是我、我们，终将要面临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