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念申在介绍自己的新书《发现东亚》。 我们是否真的熟悉我们所在的东亚世界？其实不一定。东亚，有待重新发现和认识。 日前，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历史学者宋念申的新著《发现东亚》出版，此书探讨了16世纪以来东亚变迁、动荡、碰撞、发展、互相塑造的历史。在他的书中，东亚不仅是实体的地理空间，也是流动变化着的人的世界，宋念申把我们自以为熟悉的“东亚”在历史过程中加以审视，先使它陌生，再让它重回我们的思想，带着崭新的意义。与国内的历史教育略有不同，美国的历史课堂更注重提供一种跨越国别的思考方法，因此宋念申努力为读者提供新的视角，引导读者重新审视我们自身的历史和邻国的历史。宋念申告诉南都记者，之所以选择16世纪作为书写起点，是因为那时西方传教士带来了“亚细亚”这个概念，而东亚人逐渐接受这个身份标签，却是从1885年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的时代才开始的。 访谈 南都：你的书，为什么叫“发现东亚”？ 宋念申：“发现”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不是我展现了一个怎样的东亚，而是东亚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被定义、被否定、再重新被定义的过程。 南都：你在书中提出，从18、19世纪开始“亚洲”一直被当做欧洲的一个“反题”(an-tithesis)，这体现为哪些方面？ 宋念申：与其说“亚洲”是一个天然的地理单位，不如说是人为的认知单位。制造这个亚洲概念的，是欧洲人。“亚洲”被欧洲提出、强调，很大程度上是与欧洲近代化息息相关的。欧洲获得了更多信息、更多财富，这时他们需要一个他者，这个他者从理想化的对象变成了批判的对象。这个他者是跟“我”相对的，“我”认识他是为了重新认识自己。从此以后，亚洲变成了欧洲的反面：亚洲成了专制、落后、愚昧、停滞的，反衬出欧洲的自由、先进、文明和进步，欧洲人主动塑造了亚洲的形象。 随着资本和殖民扩张，“亚洲”被赋予时间性，成为一个历史和文明概念。黑格尔大概是最早把各大文明区域纳入时间序列的人之一。他认为，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就像心智未开的儿童；近东文明(埃及、叙利亚)则像刚刚成长的少年，而且它们因先天缺乏“自由意志”，所以停滞了，再长不大；希腊文明算是青年，而罗马文明才标志人类历史的成年。接下来，“绝对精神”在日耳曼世界的基督教文明那里达到最高峰。黑格尔认为，最终所有人类历史都要沿着这个路径达致“自由”，无一例外。 还有一种反题，是对“亚洲”浪漫化的想象。物质过剩了，到印度宗教里寻找“灵性”；城市生活空虚了，到西藏雪原皈依“智慧”。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亚洲反题”可以是落后得很浪漫的，保守得很坚忍的。欧洲对亚洲有时有一种宁静的、超越的、崇高的香格里拉式的想象。比如说，他们对于日本茶道、禅宗的美化也是一种反题。亚洲成了一种怀旧的创意、异域的乡愁。当然，这种创意和乡愁，跟现实或历史并无联系，从这个角度说，“亚洲”不过是现代人集体发明的另类“传统”。很多时候，真实的历史被这种虚构的“传统”取代了。 南都：关于“东亚”这个概念，你多次提到“时间观”。也就是说，过去欧洲中心主义的要害在于“想象时间展开的方式”，能否具体阐述你对“时间观”的理解？ 宋念申：我 们 说 今 年 是2018年，但这个描述本身带有很强的单向线性的指向：未来一定是往前走的。但这并不是人类唯一的时间观念，在不同的宗教和文化里，时间有时循环，有时后退。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的“时间”被垄断了，“时间的标准化”这是工业革命带来的结果。欧洲中心主义的问题和要害并不是用欧洲的局部经验去概括全人类的模式，而是它采用了一个非常单向的时间感，来描述人类复杂多样的历史经验。 现代主义的逻辑说白了和线性的历史观是非常相似的，它认为人类有一个共同的发展方向，而亚洲是一个中间阶段。费正清“冲击-反应”说的核心假设是，19世纪中后期欧洲人用武力打开亚洲国门之后，带来的先进的理念、文化，使得亚洲从停滞走向发展，从蒙昧走向文明。当然这个说法后来受到很多学者的反思和批判了。 南都：你对历史的很多观点都着眼于“语言”、“词汇”，你为何如此看重语言？ 宋念申：基本上，西方的社会、人文学科都受到语言学的影响，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词汇都是人们塑造的，这个塑造背后都有意识形态在起作用。做历史研究不可能完全摆脱语言、符号的束缚，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是被语言和符号束缚的。 南都：包括在过去，“东亚”这个词汇蕴含着某些共通的符号性的联想，比如佛教、儒教的文化、审美意识、家庭构成、封建的家族观念……等等。但在区域冲突和多元日益加剧的今天，“东亚”这个词汇成立的可能何在？ 宋念申：首先“东亚”作为一个全球化的组成部分，已经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中国、日本、朝鲜半岛毫无疑问可以被看作区域来看，目前为止还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可以利用的提法。今天来看，他们关系错综复杂，原因主要是从19世纪后半期，和欧洲殖民者之间的激烈碰撞以来，很多历史遗留问题都没有被解决。冷战在二战后迅速在东亚地区形成新的对抗格局，因此在东亚，我们没有彻底清理帝国主义在殖民主义时代的历史遗产。所有问题都叠加在一起，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这也是为什么东亚在今天的全球化格局中这么重要，却没有形成像北美、欧洲那样比较强的区域整合。 南都：在你看来，区域史、全球史的学术潮流对当代历史学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跨国史、区域史、全球史为什么成为越来越多东亚研究者采用的视角？ 宋念申：首先和它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或社会可以在历史研究中被视为一个单位。过去，我们讲的是一个国家，这种传统的治史方式基本上就是政治史。后来的历史研究者逐渐意识到，那些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留下声音的，往往都是精英，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而且往往是男性，我们是在用他们的观点在塑造过去。作为历史学家，就要摆脱原来框架的设定，去寻找传统的历史行为主体之外的其他要素。这个时候越来越多的历史学派强调去超越互动，强调跨越民族的边界、种族的边界、性别的边界。这导致了一段长时间来全球史、区域史的思潮。 尤其对东亚研究者来说，过去“东亚”是美国大学里国别史的“重镇”，中国、日本、朝鲜半岛……这种讲法会造成很多问题，比如说，经常会以一种“遗产争夺”的方式去呈现，某某事件究竟该归到哪个国家的历史？但其实人类的常态就是流动的、跨界的。 南都：在美国做东亚历史研究的优势在哪里？你觉得当代美国汉学有哪些新趋势、新方向对我们有所启发？ 宋念申：美国的亚洲研究，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当时非常突出的一个特色就是加入很多社会科学的方法和体系，这是它非常大的贡献。它有一个清晰的指向，即历史研究不光是史料解读、考证，一定要对社会科学的问题有所回应，这种自觉是我一直很欣赏的。我觉得研究历史最终是为了解释现在。 在美国做研究获取材料的途径很方便，这是比较大的优势。同时，大多数美国学者做美国以外的社会研究，他的核心关怀和核心焦虑，还是和美国社会息息相关的。我一直说，美国的中国学，其实是美国学的一部分，最终是为研究美国服务的。它的关怀点不一定和中国的现实有特别大的联系。但也不能说它不是“纯正的”中国学，我觉得它提供了很多可贵的视角。比如在美国汉学研究里，你可以看到女性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历史角色，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历史上的女性人物，不管是从宋代到近代，这当然是和美国社会兴起的女权主义有关。这提醒我们，原来过去我们在做中国历史的时候，占人口半数的声音被我们完全忽略了，被遮蔽了。这反过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 总体而言，“中国研究”在美国仍处于边缘，它基本上还是一些主流社会关怀的折射。比如所谓“新清史”，实际上是和美国社会的主流观点直接相关的，是美国社会强调突出少数族裔声音的一种折射，由社会思潮引发的主流关怀，波及到了中国研究领域。还有非常多的现象值得关注，比如说针对环境、气候、动植物的研究，并不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而是把这些问题“历史化”，把生态问题置换到历史的环境中去看，以及还有关于帝国和殖民主义的重新思考、对边疆民族的关注等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