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下的萝卜灯》：黛安著；漓江出版社出版。
    读黛安的《月光下的萝卜灯》，回返故乡，追忆童年。
    故乡是什么？故乡是空旷的自然，月光、繁星、北风，无尽的田野；是蓬勃的植物，香椿、槐花、棉花，簇拥的麦田；是亲切的动物，恬静的羊羔、勤苦的驴驹、咳嗽的刺猬、嘎嘎叫的鸭子；是童话的时间，上阳春、醉花阴、秋夜静、白雪词；是挚爱的血亲，爹、娘、姐、弟、童年玩伴、邻里乡亲；是被悠远时间、辽阔空间阻隔，被记忆虚化、情感美化、想象幻化的心灵憩园。《月光下的萝卜灯》，充满作者对故乡、对童年、对养育自己生命与心灵的那块土地的深情告白，对生于斯长于斯的百千风物的着意描摹，对童年经验的细腻观照。
    中国作家大多具有乡村背景，乡土不仅仅是其一生挥之不去割舍不了的情愫，更是其文学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对在乡村度过童年时光的作者而言，乡村故园始终蔓延于创作过程，氤氲于作品之内，外显为特殊的气韵与品格。或许，正是得于对乡村沃野丰富芜杂记忆的采撷，文学作品才被注入纷纭生长的活力与生机。
    丹纳曾在《艺术哲学》中指出：“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大约没有比故园土地所赋予人对世界的解释，来得最为深刻与恰切了。作者正是将怀乡情结隐性贯穿于文本，并形成一条显性线索，从而完成一个都市生活的现代人从现实生活到故园风物的艺术性过渡，并成为其精神回返的出发点。作者以小说笔法、童话神韵，对故土人情风物深情展现。那里有天真活泼，无忧无虑，有神奇，有智勇，有张扬的热情、纯真，有健康、优美，当然也有沉郁的悲伤、痛苦、死亡和别离，这繁复的人类的生活。“月亮”是其作品的重要意象。“天上挂着一个白晃晃的大月亮”“一个大月亮静静地飘在胡同上面”“天井里白花花亮堂堂的，像开了一天井白杏花”，这是鲜明的物象，更是纯净的心象，亲情深深、乡邻和谐、农人友善，一轮家乡的月亮，朗照着思乡人的心田。而这月光之下，最动人心魄的是隐匿着乡村五味杂陈难以言说的秘密隐痛：一瘸一拐的柱子叔，险些成了哑巴的二姐，谁和谁长得都不一样的姐弟仨，闷声抽烟的广平叔等等，这些乡村的人，这些人的命运，是另一种看不见的风物，是与乡村大地共生长的传统，是遥远而近在咫尺的悲欢。是谁在捉弄人的命运，或是命运在捉弄人的生活？悲剧，这中国乡村大地上从不缺失的属性，它与个体意识的苏醒既对立又相成，就像大地上的夜晚与白天，更仿佛生与死，最终从对抗走向融合，共同完成乡村风物的轮转。作品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力抵千钧，将作为个体的人面对世事的无能为力，具象而真切地呈现出来，这种细腻具象的呈现，深入整部作品的写作，进而成为一种文学的肌理。
    乡土之为情结，亦来自童年的记忆和经验。丹纳说，对于孩童，“他拿未熟悉的眼睛看一件事物，他还具有未被沾染的能力，把物作为物来吸收”。童年是人生的起点，童年总是与纯净、纯粹、纯洁相联，一张白纸般的童年心灵，最易于铭写对世界最初的印象。因此，“童年经验”潜藏于每个人心中。特别当一个人远离故乡日久，遭遇人生坎坷之时，源自童年经验引发的怀乡之情便愈浓愈烈。“化了雪，过了年，正月十五上完灯，再有几场春风，杏花就又开了。那时，二娘娘家的院子上空，就又静静地飘浮着一朵清亮的云彩了。”“天井里，端午和小草的笑声，像用绳子牵着，清清楚楚地传了出来，整个胡同的人都听到了。”“三婶接过去，叹了口气。那声轻轻的叹息，像月光下，一朵槐花飘下来。”“麦芒黄了，麦穗黄了，麦叶黄了。晌午，明晃晃的大太阳下，每朵麦穗都在嘎嘣嘎嘣地响。晚上，整个村庄都霍哧霍哧地把镰刀磨成了天上亮汪汪的月牙。”杏树之上的云彩，月光下的槐花，麦芒与麦穗，明晃晃的大太阳，亮汪汪的月牙，童年的温情梦幻记忆充盈着岁月的单纯美好，仿佛一幅幅质朴生动的乡土风情画，摇曳于纸卷之上。当然，此时的怀乡并不仅仅意味着回归童年乡土生活，而是对纯粹生命、纯净人生的向往。
    应该没有任何地方比童年的故园土地，更有理由成为一生不可或缺的精神传统。乡土生活的生命经验，准确无误地成为乡土写作的精神底色，作品以对故乡的回返，对那片土地上人心人情的吟咏与守望，介入了对中国现代乡土写作的继承。深刻的童年记忆，使作者的心灵情不自禁地向着故乡土地趋近，流连于那些隐秘的岁月，并试图通过对乡村生活普遍性的探索，超越对现实物质之乡单纯的怀念与向往，内蕴指向对生命原点的追求，对人性自然自由境界的皈依，对人类心灵家园的沉浸，从而达成对“乡土情结写作”的鲜明的审美力量。
    但是正如生与死结构了这个世界一样，沉沦与升腾同样结构着乡村土地的命运之轮。在这“还乡”之旅中，只有不仅展现一种情结和经验，对风物的赞美与歌咏，而且深刻关注人类精神的艰难跋涉，人类生存困境的焦虑，人类变化无常的命运和不可预测的未来，作品才可抵达对民族文化内在蕴意的深沉关怀、审视与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