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文学研究的内与外是相对的，但并非没有边界 如果说思想与学术的纠结在中国当代人文学术中具有普遍性的话，那么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问题，则基本上属于文论界面对的特殊问题。 “新时期”之初，为了摆脱“工具论”文学观，许多学者强调文学自身的独立性以及文学研究的独立性。他们指出，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研究关注的只是文学的外部规律，为了纠正这一偏颇，必须使文学研究回到文学本身。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研究开始关注文学作品中表现的人性内涵，关注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主体地位与作家独特的心理结构，关注文学创作与接受过程中独特的思维方式。1980年代文学主体性问题的提出，文学心理学、文艺美学视角的引入，都是为了校正此前的文学研究过分关注文学之外的社会内容，过分强调文学的工具论价值的偏颇。这一过程，在当时也被看成是一个文学理论研究由“外”而“内”走向深入的过程。 但是，在20世纪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等理论流派看来，无论是主体论的视角还是心理学的视角，都没有真正进入文学的内部，没有真正将“文学性”问题提出来。也就是说，在文学心理学、文艺美学研究者看来，文学社会学、文学政治学与意识形态研究是“外部研究”；而在另一些人看来，文学心理学、文艺美学研究又成了“外部研究”。所谓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区分，本身就是相对的。 当1985年代中期刘再复明确提出要区分文学研究的内与外的时候，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的一些观点已经被介绍到国内。之后，在寻求文学内部规律这一目标的指引下，文论界介绍国外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理论的热情进一步高涨，并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之间达到最高潮。 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以及结构主义理论进入中国，确实给中国的文论研究带来了许多新鲜的、富有启发性的东西，同时也带来很大的问题。1990年代文化研究的兴起，不仅针对文学研究中的审美主义思潮，同时也是为了校正局限于文本内部语言结构分析的文学研究所产生的弊端，这代表了中国当代文论重新向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这些外部研究开放的努力。 到了21世纪初，一些文化研究学者又提出了文学研究进一步向外拓展的主张，要求扩大文艺理论研究范围，不仅将电视、电影、图像、网络纳入其中，甚至主张对广告、时尚、酒吧、城市广场、购物中心等等进行跨学科研究。这个时候，许多学者才意识到，文化研究者的诉求不仅仅是要求文学研究进入到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话语分析、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层面，而是试图建立一种没有边界的文学理论。之后，“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文学已死”、“理论已死”的声音，将这种企图表现得更加清楚。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文论界开始就文学研究的边界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并出现了为文学理论存在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的声音，强调文学研究的内与外虽然是相对的，但并非没有边界，文学研究至少应该回到文学问题上来；并对那些脱离具体文学实践的文学理论研究表现出了深深的担忧，要求文学理论直面当下的文学问题，坚持自己的实践品格。这种认识，表明中国当代文论在经历了一段曲折的探索之后，既超越了强调对文学文本进行内部研究的思路，也超越了主张不设边界的文学研究思路，进入了更高的理论层次。 每一个文艺理论工作者，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为解决自己时代遭遇的特定的文学问题而从事研究和进行思考的。其所关注的问题、使用的话语方式，乃至于研究的方法，都必然会受到自己所处时代的深刻影响。一个理论家，或者一种理论思潮的贡献与局限，只有放在一个相对较大的历史框架中去观察时，才能够看得比较清楚；而一种更高的认识，也往往是在对一段文论史经验与教训的总结中获得的。这也许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以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为一个大的时间段，去审视与总结中国当代文论发展历程的原因所在。 站在今天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我们有可能更清楚地认识到当年文论界所纠结的问题的实质，更深刻地体会到理论家们追求真理的过程艰难，也能够更充分地感受到一些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在历史中展开时的丰富性以及其间所展现出的逻辑魅力。 （作者系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文化传播学院院长、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