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切和人有关的事，无不反映人类的精神文化，不单是书籍为然，但以书籍最为典型集中。书籍是人类精神的载体，或者竟可以说，是人类精神文化的残蜕标本。从传世的大多数书籍里，分明可见人类精神发展的轨迹，触摸到人类文化脉搏的跳动。所以，书籍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毋庸置疑是最为崇高的。不过相对其内容而言，书籍的外在形式的意义，一向被人们稍许忽略了。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像一条流动不居的浩瀚长河，每因不同的背景而呈现不同的风貌，这些自然都反映在书籍所载的字里行间，但往往也反映到书籍的外在形式上。在世人所称的宋代板刻里就有绝好的例证。 涉猎过古代版本学的人，都知道前人怎样地推崇宋板书。例如，清钱谦益跋宋本《陶渊明集》云：”精华苍老之气，凛然于行墨之间，真希世之宝也。”孙庆增《藏书纪要》谓宋椠：“墨气香淡，纸色苍润，展卷便有惊人之处。”如此的极口夸张形容，真仿佛君瑞遇见双文，惊呼“蓦见五百年风流业冤”。其实这样的赞语，在前人题跋、读书记里俯拾即是，看见过宋板书的人也不以为怪。没有机会看到宋板书的读者，假如能翻看静嘉堂、铁琴铜剑楼的书影，似乎也可以把宋板的风神领略一二。 宋代板刻的精致考究，与宋代的文化大有关系，换句话说，宋刻之美乃是宋代文化的表现。这在从前的学者已经有所认识。在《天禄琳琅书目》里，著录有宋本《唐文粹》，批语赞其镂刻之精后云：“观此，知有宋一代文化之盛、物力之丰与其工艺之精，断非元以后所能仿佛。”把这几句的意思倒过来，大概就是：宋代的文化造就了宋代板刻之美。近人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陈氏是把天水一朝的文化，看作中国传统文化的极致。这个大判断确实大有道理。因为，宋代的历朝君主皆遵祖训，对士大夫阶层绝对优待和宽容，无疑地这种优待和宽容，造就了宋代精神文化的雍容优雅。而这影响到书籍的板刻形式上，或者说在板刻形式上的表现，便是后世所望尘莫及的考究和精致。因为有宋代士人的精神的从容，所以才有宋代的文化的发达；因为有宋代的文化的发达，所以才有兴致考究版本形式，使其精致到毫发无憾，造成一种空潜绝后的艺术妙品。明确地说起来，考究精致的宋代板刻，只是发达的宋代文化的副产品。 反过来，书籍板刻的考究精致，又对读书人发生深刻的影响。从相对浅显的方面看，就是考究精致的版本，会增加读书人的阅读兴致和快乐。这在从前的学者也常有一致的描述。如清严可均书宋本《周书》后说：“古色古香，阅之爽心豁目。”（《铁桥漫稿》）叶昌炽《缘督庐日记》说：“纸白于玉，墨光如漆，字体仿欧阳信本，须眉毕现，奕奕有神，阅之心开目明。”所谓“心开目明”，所谓“爽心豁目”，无非都是说版本之美，会增添眼睛和心情的愉悦。而元赵孟跋宋本《文选》云：“霜月如雪，夜读阮嗣宗《咏怀》诗，九咽皆作清冷气，而是书玉楮银钩，若与镫月相映，助我清吟之兴不浅。”这几句话，把版本之美增加诗文的美感，真是做了绝妙的形容。依照道理诗文的好坏，自然是取决于文字的本身，赵氏的形容好像过头些了。其实不知这只是老实的读书经验。任何文字的好坏，不可避免要受书本美丑的影响，就好比佳人丽质亦有赖于衣裳，前人所谓“粗服乱头，不掩国色”云云，原不过一句想当然的臆说而已。 近代的学者对此有更深刻的观察和论述。他们注意到书籍的外在形式，不单单与版本的美丑雅俗有关，还较深地影响到我们的现实人生和社会文化。张元济在《致丁英桂书》中说：书之版框四周空白，”俱宜宽展，否则蹙紧眉头，令人一见烦恼”，“此与人生甚有关系”（见《张元济书札》）。这样强调书籍形式的文化意义，也许让人怀疑有些过甚其辞了，那么不妨把鲁迅、殷海光的意见来相印可。鲁迅曾在《忽然想到》里说：好书上下天地头都很宽，而近来中国排印的新书，则天地头大抵都很短，翻开书来满本密密层层的黑字，“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人们的精神也不免要被挤得狭小起来，而“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见《华盖集》）。殷海光在致弟子林毓生书里亦谓：在原则上，“书必须贵而且装璜高雅”，只有这样才显出知识的尊严；所以，他“不喜paperback（平装本）”，唯“字大，边宽，且价廉嘉惠寒士”者，才稍稍可以将就（见《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在殷氏看来，现代的知识分子“大量生产”是造乱，而平装本的因陋就简就是知识堕落。读过这些不无偏激却颇富意味的论说，再回过头来看板刻形式的文化意义，或许就能够体会得更加深刻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