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完了章清先生所著《“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4），我以为是一部很认真、很有功力之作。作者的书名说明他不大好定义这一群人，现在用的这六个字的命名，虽拗口，也还周密──也只好这么称呼了。是以胡适为首的“派”，但不是政治派别，而是学人群形成的一派。全书里的论述和使用概念，都也这么细致，力求准确。其他先不说，只说书里的注释。我数了一下，528页的书，注释共有940条。当然，注释大部是注引文出处。可以说，凡有引文皆注明出处。或涉及前人论述，亦加注。在当前学术失范的情况下，如此尊重前人的著作和发现，严肃认真核实资料，这种学术态度是可贵的。而且有的注解也并不只是指明出处，长些的注解，有的就是一篇短文。如《引言》一章注（5），述当前学界关于胡适评价的分歧，可称简明清楚，但实例多，也就有两千字。注（6）解说“自由主义”一词在中国出现的历史，全注也约两千字；其内容也甚丰富。它做出的统计就相当费工夫，一般人是不做的。“《新青年》总计有17篇文章提到'自由主义'，总共提到30次；《每周评论》只一篇短文提到'自由主义'；《少年中国》有11篇文章21处提到；而《新潮》则没有任何的踪影。'五四'时期大约是以'个人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异语同义词……”这个注，其实也是一篇很好的短文。我更看重它的一些论断。它说，自由主义在五四以后的头二十年里并不彰显。只是到了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末，美国发表了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美国特使马歇尔又大力宣扬，说什么“中国只有出现一个自由主义的集团，才能保证有个好政府，才能保证进步，走向安定”；而后毛泽东写下几篇评《白皮书》的文章，指出“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当然影响巨大。这样，中国的“自由主义”才叫响，胡适等人也才更多使用这个概念来说明问题。其实，关于自由主义，在外国多有著作探讨，也没有说得很清；在中国，自由主义者更没有出版有影响的专著来说明。或许这是一种先天的不足。当然，纵然如此，也并不影响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派学人群的形成。章清充分肯定这个学派的贡献。以我看来，其贡献和特色主要在这样几点。他们以学人身份而靠近政治或从政，最后又归于学人身份，而不变作政客。这一点很可贵，很有特色，是保证他们学术有成的基本点。另外，他们自幼国学坚实，而后留学西化，西化程度很深，但终是归于华夏，心向炎黄。这也是他们值得尊敬的地方。这本书就描述这么一群学人。叙他们的“谱系”，在各个刊物里的合作，并有图表，极细。讲他们的政治理念和处乱世而心向“秩序”的无奈。肯定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及其历史价值。也研究他们与各种主义的关系，包括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这还是一个重要的部分。读过此书，我最感新颖的是第四章，其题曰《“权势网络”的拓展：公开言论之外的幕后活动》。这一部分内容在以往的──以我所读到的而言──许多论著中较少涉及。或者是忽略了，也或者是没有用这么大的工夫去查考，没有如这本书的详考细析。并不是说本书考出了这一群人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丑闻，或耸人听闻的大政治交易。不是。此书只是说明这一群学人从来，或大多情况下，与当时的当权者是友好的，或对当权者怀有希望，愿助一臂之力，愿作诤友诤臣，愿任“御史”一职。我以为很有启发性的一个论断是：“启发民众，还是启发当道者？”因为后来，在1936年，这一群学人里有四位进入国民政府内阁时，胡适交待他们：“要努力做educate the chief（教育领袖）的事业”。这一章历述从二十年代初在北京对军阀吴佩孚的亲密态度（要说明，李大钊当时对吴佩孚也是极力争取的）。有几句话说得清楚：“联系胡适等人在《努力周报》上对吴佩孚的期许，上述幕后活动也绝非偶然。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他们对于社会秩序与权威的看重，因此把吴佩孚作为能实现他们图谋的强人，于是也频繁与吴的高参接触……”后来这一群学人南下上海，又与国民党政府要员宋子文、汪精卫、孙科等人有十分亲密的接触，交谈、宴请，十分频繁。我想说，在读时，我曾想，为什么不在这些地方提一提鲁迅在同样的时代坏境下的言论和态度，作一点对比呢？鲁迅对北洋军阀和1927年后的国民党是没有寄托什么希望的，与其中高官显贵更没有私人交往。没有密谈，更谈不到宴请。他是全然民间的。因此，鲁迅与这一群学人的心情是大不一样的，看问题的角度，写文章的辛辣，全不一样。不过这里暂不说它。再说书里写的胡适，原来对蒋介石并无好感，从1931年10月至11月间，态度有所转变。书里引用1931年10月14日电文消息：“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我想到鲁迅同年12月发表的《知难行难》，也是引了这一电文，然后对“垂询”等事加以嘲弄。一个在体制以外，一个在体制之中，感情怎么能一样呢？本书作者好像不愿涉及这一点，很是可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