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惠国同志从事词学研究多年，学术上多有建树。近年来协助马兴荣教授编辑《词学》集刊，工作亦颇为尽责。世纪之初，为了学术更上层楼，他又以不惑之年，克服了诸多实际困难，在职攻读博士学位，重点研究中国词学理论。这部《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究》，便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文初稿完成后，曾有幸得到校内外多位同行专家的不吝赐教，并获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暨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我和他相识己近二十年，谊兼师友，自然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承他不弃，执意要我为他的新著作序。我自知才疏学浅，岂敢言序，但又盛情难却，只能把初读他的论著的点滴感想写出来，以求教于各位专家与读者。《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究》的一个突出长处，是能以古今贯通的学术视野，打破文学史研究中长期形成的古代、近代、现代、人为割裂的格局，把近世词学思想的发展，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全面的梳理与论述。阐述中作者又能牢牢抓住近世词学从传统向现代转换这一发展的主线，探索了转换的文化动因，揭示了转换的主要标志，并且别具匠心的选择了从张惠言到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等九位词学大家，作为二百年来词学发展的里程碑，充分展示了近世词学思想转换的历史轨迹。全书观点与材料密切结合，宏观与微观相济为用，可谓纲举目张，发展的脉络十分清晰。这样的研究，既使我们对近二百年的词学发展具有一以贯之的整体性认识，又使现代词学这一块古代文学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历来两不管的研究盲区，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关注。这对于中国词学思想的研究，无疑是一种新的开拓。当然，关于文学史的古今贯通问题，并不是惠国同志的首创。近年来，经过不少有识之士的倡导，似乎已成为研究文学史的一种共识。但我以为以往更多地还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而更重要的是进行古今文学贯通研究的实践。只有通过大量的成功实践，才能逐步突破长期形成的思惟惯性，以形成新的更符合文学发展实际的研究格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惠国同志对中国近世词学思想发展所作的整体性研究，尽管还只是初步的探索，但对于改进并深化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应该说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作为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近世词学思想的最大特征，是新旧并存，中西汇合。惠国同志的论著充分注意到了这种特点，能用比较通达的多元并存、多元互补的学术眼光，来全面评价各种不同倾向的词学家以及他们的词学思想。比如，常州词派在晚清词坛固然独领风骚，但作者并没有把晚清词学视为常州派的一统天下。论著在充分肯定常州词派主潮地位的同时，同样以十分翔实的史料，展示了浙西词派在晚清词学发展中的深远影响。而且还有更多既非常派，又非浙派所能概括的词学家，他们或兼采浙常，或自出机杼，也都有他们独到的贡献。尽管各派词学，各有主张，各有特色，各具风貌，但他们又都活跃于同一词坛，多元并存，多元竞争，多元互补，共同构成了晚清词坛丰富多彩的历史原生态。惠国同志的论著，对于晚清词坛这种多元化与复杂性的描述，应当说是比较充分的。又比如，“五四”以后，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现代词学得到蓬勃发展，已明显成为时代的主流。但现代词坛并非一花独放，仍然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格局。论著以精辟独到的分析，阐述了“五四”以后词学思想发展的三大走势。那些固守传统的旧派词学家，并没有因文学的“革命”而消失词坛，有时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活跃，尽管已成为支流，但仍取得了可观成就。梁启超、王国维一类新型词学家，或新旧交融，或中西合璧，则为词坛带来了一种新鲜的空气，有力地推动着传统词学思想向现代的转换。以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为代表的现代词学家，更是顺应时代潮流，熔铸传统学术，创建现代词学，成为现代词学发展的主潮。三类词家，尽管倾向有别，主张各异，但他们都在现代词坛多元并存，共同为现代词学的建构作出了各自的贡献。惠国同志的论著，对于现代词坛的基本格局的论析，也是比较准确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