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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元稹诗文的辑佚，南宋有洪适，明代有马元调，20世纪又有孙望、陈尚君、冀勤诸位学者勾冗辑录，历时千余年，似已无可为之余地，但经相录君的细心翻检仍大有所获。如扬州诗局本《全唐诗》第七函第十册载《正月十五夜呈幕中诸公》原题徐凝，同书同函同册又载同人《奉酬元相公上元》。著者细绎诗意，两相比较，认为： (1)二诗内容密切相关。前诗写自己“正月十五夜”“独坐重城”，不得如“二万七千人”一样“步月游山”，慨叹时光流逝，而后诗则劝慰他人官高权重，阅历丰富，“曾经沧海”，不必羡慕他人元宵(“上元”)游赏。二诗前唱后和，主从分明。(2)二诗为次韵唱和，均依次押“人”、“身、”“春”三韵字。(3)徐凝占籍浙东睦州，长庆三年曾至杭州谒白居易，白氏首荐之，不第。大和四年复至洛阳谒白居易；徐凝与元稹亦有交往。元稹观察浙东时，徐凝作有《奉酬元相公上元》、《酬相公再游云门寺》、《春陪相公看花宴会二首》。元稹节度武昌时，徐凝作有《自鄂渚至河南将归江外留辞侍郎》，故徐凝自言“一生所遇唯元白”。徐凝以布衣终，与前诗作者身份不符。而元稹长庆二年以工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罢相后出为同州刺史，转浙东观察使、越州刺史，与前诗作者身份极为相符。(4)唱诗与和诗是组诗中不宜断然分开的两个部分，唐人在编辑唱和诗时往往兼收唱诗与和诗，在流传过程中如果一方唱诗或和诗的署名遗落，后人就自然而然地把唱诗与和诗混为一人之作。署名徐凝的前首诗应为元稹唱诗，诸本《元稹集》及《全唐诗补编》均无，应补遗。此发现令人兴奋不已。王充《论衡?案书篇》云：“相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正此之谓也。《新编》中补遗不下十数条，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令人信服。相录君目前正承担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元稹集校注》，以此严谨细致、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必能廓清榛莽，推出一部更臻详备而可靠的元稹研究文本，而大有功于元稹研究乃至唐代文史研究。 年谱的编纂本非易事，出自一位青年学者之手更令人叹服。《新编》当然也难免存在着一些可以讨论与商榷之处。比如，贞元十六年谱文：“在普救寺，春，与‘崔莺莺’恋爱”，贞元十七年谱文：“春，……与崔莺莺通信”。这实际上是以“小说”为实录，有以虚为实，以假为真之嫌。《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历来有元稹“自寓”、“自传”之说，也得到了不少著名学者的支持，但即便从考证的角度上说，也总有一些纰漏无法自圆其说。普救寺，不过是小说中的一处场景罢了。元稹有诗《梦游春七十韵》，一般认为是《莺莺传》的“姊妹篇”，是论证张生即元稹本人的最主要证据，此诗所遇之仙，即“会真”之意。可是“会真”之地，就不在普救寺，而在桃源洞府：“昔岁梦游春，梦游何所遇？梦入深洞中，遂果平生趣。”故若元稹确有此一“绯闻”事件，则普救寺与山洞云云，都是假托之地，相信故事发生在普救寺，而不信它发生在桃源洞府，又有何凭据？从事理上说，崔莺莺若是世族高门女子，张生就没必要抛弃她另娶高门韦氏女；若崔是妓女，唐人风俗跟妓女“始乱终弃”，也无伤大雅，元稹无须托名“张生”，张生（元稹）也不须造一番“忍情说”来自我辩护。“小说”毕竟不同于史实，不应该泥指，故说张生形象中有元稹的影子犹可，说影子就等于本人则非，以此来勾勒作家生平，编入年谱，笺校作品，尤当谨慎。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点粗浅看法，未敢必是，特提出以求教于相录君和学界方家。另外个别地方的语言表述不大合年谱“达”、“雅”之要求。如元和二年下列元稹弹奏剑南节度使事，云：“弹劾取得部分胜利”、“此举得到百姓好评”，用语似乎过于“现代”，而“谈恋爱”、“结婚”云云，又太过“摩登”，“春节”之称也是晚近以来才有的说法。当然，相对于本书的学术水准与成就而言，这些不过是白璧微瑕，相信相录君在进一步拓展其研究计划时会不断完善自己的课题，从而带给学界更为令人瞩目的成果。笔者衷心祝愿并翘首以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