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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补正元稹作品系年：对元稹诗文之系统系年，始于卞谱。卞先生筚路蓝缕，细致考辨，对元稹绝大多数诗文进行了系年。但由于当时研究基础比较薄弱，可资借鉴者少，因此，有些地方难免不尽如人意。《新编》本着慎思、明辨、精审的态度，对存疑歧异或误断之处细加考辨，予以匡正，使元稹诗文之系年更加详尽审慎。譬如《酬乐天待漏入阁见赠》，见元集卷十三，卞谱系此诗于长庆元年十月后，实误。元稹长庆元年十月后已解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之任，与题下自注时“予任翰林学士”相抵牾。《新编》经过缜密考证，认为乐天原唱作于加朝散大夫之前。白氏有《祭李侍郎文》，署衔为“朝议郎、守尚书主客郎中”，是长庆元年五月十日仍未官至五品。白氏又有《新秋早起有怀元少尹（宗简）》：“光阴纵惜留难住，官职虽荣得已迟”，此“新秋”为长庆元年新秋，而白氏自元和十五年末至长庆元年十月十九日职官未变，“官职虽荣”显指加朝散大夫、转上柱国一事。故白氏原唱必作于长庆元年五六月间，元氏酬和亦当在此时，题下注“时乐天为中书舍人”，指白氏为主客郎中、知制诰，而非实授中书舍人。再如《新编》系于大和二年（828）初的《除夜酬乐天》，因乐天原唱作于长庆三年（823），卞谱据以系元诗于是年，越州作，实误。元诗尾联云：“莫道明朝始添岁，今年春在岁前三。”白诗末句云“明年半百又加三”。由于是除夜，“明年”实即“明朝”。查长庆三年至大和二年立春在“岁前三”者，只有大和二年。元诗又云：“虚涨火尘龟浦北，无由阿伞凤城南。”“凤城”指长安，而大和二年元稹正在长安为官，与诗意相符。因此，《新编》认为元氏此诗当为大和二年初“异时追和”之作，是令人信服的。《新编》此类精审的辨析所在多有，多达50余处。另外，除对元稹唱和诗及有关诗作系年外，《新编》还尽可能地检出与其有关之唱诗或和诗，并一一注明其唱和类型（一般、用韵、依韵、次韵）。从文献的细微末节处追寻蛛丝马迹，从作家生平考察和作品的解读中探幽发微，明察善断，著者目光之犀利，判断之准确，不能不让人佩服。 三、辨订伪作，辑录佚作。对谱主作品之辨伪辑佚是年谱的一项重要内容。据白居易《唐故武昌军节度处置等使正议大夫检校户部尚书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赠尚书右仆射河南元公墓志铭并序》，元稹有文集百卷，但北宋时已散佚严重，建安刘麟父子辑录刊刻之时，已有一些伪作存乎其中，其后马元调等人所补，亦未能尽善。中华书局1982年版《元稹集》，以明杨循吉影宋抄本为底本，汇校诸本，多有续补，颇有功于元稹研究，但也存在着诸多校勘不精、误收误补等缺憾。伪作、佚作之存在，难以对元稹进行全面真实的研究，还作品作者之本来面目实为必要且急迫。辨伪、辑佚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既需要在浩渺的典籍中竭泽而渔、爬罗剔抉的功夫，又要有心细如发、目光如炬的识力。《新编》于此用功甚深，多有创获。如《自述》一诗，《全唐诗》卷四二三收于元稹名下，卷三○二王建《宫词一百首》其七又录此诗，题下注：“一作元稹诗。”卞谱据范摅《云溪友议?琅琊忤》所述定为元稹诗，并认为 “宋人已误以元诗入王集”。《新编》通过对文本的细致解读，认为宋人姚宽《西溪丛语》卷下、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卷三一、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四均列此诗于王建名下，不误。其理由一是范氏所言与元稹仕历不尽符，二是语意模糊不明，自相矛盾。细绎诗意，所谓“延英引对碧衣郎，红砚宣毫各别床。天子下帘亲自问，宫人手里过茶汤”云云，似乎皇帝于延英殿召见应制举人，且亲自主持考试。元稹应制举在元和元年四月，据《登科记考》卷十六，是年宪宗新即位，“以制举人皆先朝所征”，而命宰臣以下监试应制举，未尝亲自主持考试，故不可能是元稹“自述”亲历 ，此诗作者为王建无疑。另如《与卫淮南石琴荐启》，见中华书局版元集外集卷八续补二，而实为柳宗元所作；《授杨巨源郭同玄河中兴元少尹制》，卞谱失载，吴伟斌《元稹诗文编年别解》一文认为是元和十五年十月至长庆元年十月间元稹知制诰时所作（《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而杨氏长庆三年春犹官国子司业，四年方迁河中少尹，元稹时已在越州刺史任上，断无草制之可能，故为伪作。如此等等，这种求真务实的学风，对学术问题的深入探讨大有裨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