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学术史上，年谱之学一向被奉为“大道”，年谱“叙一人之道德、学问、事业，纤悉无遗而系以年月”（朱士嘉《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序》），不仅可以补充“国史”、“家传”之不足并订正其讹误，而且因“最得知人论世之义”（孙德谦《古书读法略例》）而为学界所重。一部优秀的年谱著作，无疑要以丰富准确的资料为基础，以供人参考使用为职能，因此“欲为一名人作一佳谱，必对其人著作之全部，贯穴钩稽，尽得其精神与其脉络”（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而要成此“佳谱”却非易事，它需要“极勤苦极忠实的考证”，是对著者学养学风的严峻考验。青年学者周相录所著《元稹年谱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1月版，以下简称《新编》）就是一部能得此“精神与脉络”，故“在著作界足占一位置”（梁启超语）的佳谱。元稹与白居易齐名，是唐代文学史上十分重要的作家，在诗歌、散文、辞赋、传奇以及文学理论诸方面成就突出。然而，与其挚友白居易相比，这位生前声名显赫的“元才子”在后世的遭际要寂寞得多，殁世不久即颇受讥弹，现代以来亦备受冷落。20世纪有关元稹研究的论文不足二百篇（参李丹、尚永亮《元稹百年研究综述》，《学术交流》2004年第4期），在数量上和质量均远逊于白居易研究。50年代后，随着学界对《莺莺传》的关注，才有了对元稹其人其文的探讨。孙望《〈莺莺传〉事迹考》一文后附有《元稹事迹简谱》，汪辟疆在其校录的《唐人小说》中附有《微之年谱》一卷，苏仲翔在其编选的《元白诗选》后亦附有《元白简谱》。这些成果对元稹其人其文做了初步梳理，但大多粗疏简略，许多问题仍碍而不明。真正系统深入探究元稹一生行迹的是卞孝萱先生的《元稹年谱》（齐鲁书社1980年版，以下简称卞谱），爬罗梳理，探幽烛微，清晰地勾勒出元稹的生平履历及其创作情况，订正了不少文献讹误，对元稹研究厥功甚伟。但限于当时元稹研究十分薄弱的现状，卞著中也存在不少参差舛错之处。吴伟斌在《元稹诗文编年新探──《元稹年谱》疏误商榷》一文中就指出：“《年谱》诗文编年中发生误编、漏编、重编以及编年不确等各类差错约500处。”（《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虽未为确论，但卞谱中令人遗憾之处确实所在多多。在元稹研究不仅萧条冷落，而且问题颇多的情况下，人们一直希冀看到一部更为完备、翔实、科学的新年谱，以推动元稹研究的发展与深入，《新编》的问世可谓适当其时。相录君致力于元稹研究多年，尤其是在生平考辨、作品校勘辑佚方面，多发人所未发，成就突出。现在，通过遍览两《唐书》、《通鉴》等正史大书，于方志碑帖、类书笔记、族乘家谱、总集别集乃至新出土的文物资料中勾稽剔抉，在充分吸收前贤时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相录将集多年孜孜矻矻努力所得的大著推到了学界同仁面前。我怀着急切的心情，阅读了这部新著，颇有眼前一亮之感，深为其后出转精、翔实博洽、骊珠多有所感佩。笔者认为，《新编》的“亮点”，主要体现于以下几方面： 一、元稹事迹补正：年谱最得清儒学风之长，需要于浩如烟海的各类古籍中徜徉游历，沙中淘金，方有所获。然而仅此还不够，一部年谱的质量更取决于对文献做出审慎的辨析与考证而创为新说。《新编》于谱主身世、人际交游既“补”又“正”，多有发明，使很多问题得以澄清与解决。所谓“补”，就是在前人所不及之处细加考订，使许多细微而湮没不闻之史实凸显出来。如著者对元和四年元稹使东川之行程之考订；如元稹分司东台时所弹劾事中之内园司、孟升进柩、飞龙使养子、“主计者”误命牛车诸事均与宦官有关，从而使元稹元和五年敷水驿遭宦官报复得到更合理、更有力之支持；如对元稹元和十年自京赴通州之行程与路线之考订，使元稹迟至通州之原因及元稹与裴淑结婚之时间地点得到确证。所谓“正”，就是对前人研究之失误进行订正。如元稹贞元十九年任秘书省校书郎前曾有赴河中之行，卞谱据元稹《赠别杨员外巨源》：“忆昔西河县下时，青衫憔悴宦名卑”，认为是做河中府西河县地方小吏，著者经过缜密考辨，认为此时仕于西河县者为杨巨源而非元稹，微之河中之行属于守选期间的漫游而非仕宦。又如学界多据《唐诗纪事》卷八一所载《毛仙翁赠行诗》及《云溪友议》卷下《艳阳词》认定长庆二年元稹拜相前居安仁坊，实际上二者均误。《新谱》据两《唐书?元载传》、《唐两京城坊考》卷二所引《唐实录》及相关资料相比勘，认为 “居安仁者、授‘天禄畿尉’者均为元载而非元稹”。这样通过细心比勘，互相印证，使前人的失误和以讹传讹得到纠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