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性研究在当今中国可谓方兴未艾，尽管“现代性”本身已经绝对算不上新鲜的话题。坊间正流行着各种各样翻译介绍西方学者的现代性批评论著，从哈贝马斯到查尔斯·泰勒，从福柯到夏尔·波德莱尔，说明“现代性研究”本身作为人类对现代现象的总体性反思，如何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关注和热情，同时也展示了现代之后的世界，精神之芜杂和意向之分歧。最近出版的这一套“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丛书，并非只是泛泛地参与到对时代核心问题的讨论之中，而是自觉地意识到现代性研究中两个相互勾连的环节:第一，“中国的现代性”；第二，现代性视阈中的人文学术。“中国的现代性”的概念，以多元现代性或多重现代性之存在为前提。与早期的现代性研究者的观点不同，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单一性不是现代性的正确摹写。哈贝马斯曾经说过，黑格尔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不过18世纪的黑格尔不仅是一位欧洲中心论者，而且是德国中心论者，中国则完全在他的总体历史之外。本世纪第一年，哈贝马斯应邀访问华东师范大学，在午宴上盛赞中国，说他站在东方明珠顶楼眺望上海，感到自己正在“世界的中心”(the center of the world)。让人领略这位理论大师在社交场上的机敏与魅力，也让东道主的虚荣心得到无伤大雅的满足。当然“中国的现代性”之被重视，并不仅仅因为中国经济起飞或“中国崛起”成为一个流行的话题，还因为我们对中国经验具有的文化反省和文化自觉。经济现代化的历程，不但使得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了合乎辩证法的理解，而且真正面对了哈贝马斯所说的那个历史节点:只有当经济合理性和官僚合理性(即认知－工具合理性)明显占据统治地位时，现代社会的病症才会暴露出来。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与世界日益被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相比，使用文化概念来重塑本土现代性的努力是无足轻重的。譬如詹姆逊在《单一的现代性》中就认为，人们谈论拉丁美洲的现代性、印度的现代性、非洲的现代性和儒家的现代性等的时候，会忽略了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本质。但当讨论到全球化中的民族文化的时候，许多人会实际上承认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现代性:詹姆逊就几乎同意约翰·格雷(John Gray)的说法，即世界经济的增长，“并不一定引起普遍的文明，如像斯密和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相反，它允许种种本土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不同于理想的自由市场经济，彼此之间也互不相同。它造就的政权通过恢复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获得现代性，而不是模仿西方国家。因此有多种不同的现代性，就像在现代化过程有多种失败的方式一样。” 与某些单一现代性论者所依靠的历史单线进化论预设相反的是，二次大战以后渐渐实现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或社会，大多拒绝了与西方现代性完全同质化的道路。一方面市场经济、民主化、个人主义、家庭变化、都市化、工业化、现代教育、大众传媒，到处都看到西方化的影子。另一方面，正如艾森斯塔德所说的那样:在这些领域之得到定义和组织方式，却各有很大差别，在其不同的发展时期产生出多重的建制类型和意识形态。 作为一个东方大国，近代中国尽管饱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但并未真正沦为殖民地国家；她的悠久而富有生命力的传统在与殖民主义对抗的过程中，成为民族意识的强化剂，它曾经与意识形态的目标相结合，或者直接诉诸文化创新的力量，来改写现代性的社会设计。更进一步说，现代性研究本质上是现代社会及其发展前景内在问题的知识化过程，是人类对自身存在的基本和永恒的若干问题在当下条件中的自觉，是人类对未来社会的理性规划的努力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现代性研究，应当在它的历史向度中表达当代人的批评精神和理论创造。已经有不少学者意识到深入研究“中国的现代性”之迫切与重要，并且已经有若干重要著作问世；但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中国的现代性”的专门研究，总体上远不及对西方现代性理论的介绍和翻译之规模。因此，将中国的现代性作为本套丛书的研究对象，自然表示了一种提倡和一份努力。 把中国的现代性研究与人文学术发展联系起来，是本丛刊的又一重目标。众所周知，现今中国的人文学术，从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经过二十世纪的转变，尤其是取法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科学，由此纳入现代学院体制，成为现代学术形态的知识系统。如果我们同意现代性是特定社会现实和特定世界观的结合的话，那么人文学术多多少少就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是现代性的自我确认，至少表达了现代性自我确认的努力。 另一方面，中国固有的人文学术当然有她悠久而伟大的传统，但是以古代“四部”之学为内容的传统学术，早就经历了20世纪的巨大变革，虽然并未完全变成绝学，毕竟已转变为现代学术的知识形态。无论是关于重写学术史的呼声，还是若干年前开始的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回顾，其实都体现了对人文学术的反省意识和现代性语境中的人文创造。 毫无疑问，“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提示了巨大的研究空间。对于中国的人文学者而言，无论是中国的现代性，还是现代性语境中的人文学术，都是道地的“为己之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