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舞潮案”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十分罕见的一起女子集体暴力事件，1948年1月末，数千以舞女为主的弱势民众为反对政府的禁舞法令集体请愿，遭到政府官员拒见后愤怒捣毁社会局大楼，事后有400名舞女被警察羁押，数名舞女被判刑，但政府最终收回了禁令。夜上海的“货腰女郎”们 上海有职业舞女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多由俄、日两国女子充任，从1927年起全市舞女人数明显增多，华籍女子开始占据优势，至1937年达到历史顶峰，当时上海的舞女如过江之鲫。 当时人们对舞女这一特殊职业群赐以许多外号，比如“弹性女孩”，源于英文Dancing Girl，音译与意译的结合；“货腰女郎”，指出卖苗条的柳腰供人搂抱；“蓬拆姑娘”，“蓬拆”是跳舞音乐强弱节奏的谐音；甚至还有一个颇富诗意的名字——“火山上的仙子”，所谓“火山”，据说有两重含义，一指气氛炽热的舞场，更有放浪者将其比喻为舞女的乳峰。 良家女孩有哪个愿意出入风月场所，强颜欢笑供人搂抱做舞女呢，但是在生活的重压下，许多年轻女子没有选择的余地，她们大多因为家境贫寒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却要早早地养家，只能靠着年轻下舞场了。通常年纪小的舞女要从小舞厅开始她们的货腰生涯，黄毛丫头谈吐应酬功力不足，不是绅士级的舞客们能看得中的，她们舞技也不娴熟，需要时日的磨练。小舞厅里设备简陋，舞客鄙俗，但即便如此，挣的钱还是比做女工要多，初出茅庐的新人在那里混迹过三年以后，就有可能进入名流富豪云集的头等舞厅了。角逐舞场，如果色艺俱全，交际能力又强，就能成为“红星”，俗称红舞女，“红星”只占所有舞女的少数，她们身边总有一大帮川流不息的客人来捧场和纳费，与一般舞女不同，红舞女不会坐在舞池周围的座位上等客人来请，她们只呆在休息室，等待舞客专门派人邀请的时候才大放异彩的出场。红舞女的舞票价格很高，与普通舞女的收入差距惊人，当时一个“红星”的月收入是800万，而最被冷落被称作“阿桂姐”的低档舞女，月收入连10万都没有。 舞女的生活表面浮华，实则大多处于艰难。当时各色报刊上，她们总是出现在轻生、情杀、盗窃、以及家庭纠纷等标题之下，舞女始终是一个不体面的形象，于是她们的恋爱与婚姻总是很容易出现阻力与波折，为了负心郎自杀的舞女可谓屡见不鲜。舞场更是个时时隐含凶险与恶势力的不安分场所，于其间生存本来就是朝不保夕，绝大部分舞女打扮光鲜只为求“一口饭吃”。 长官们禁舞的理由 国民党政府对交际舞一直采取不提倡的态度，蒋介石更在1934年推行“新生活运动”后明令禁止公务员涉足舞场。之后提出取缔舞场的声音一直此起彼伏，原由多种，比如，舞场吸引青年男女通宵达旦狂歌狂舞，与“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显相背驰；身为社会中坚的青年陷溺其间，身心遭受侵害，危及民族生存；因搂抱而至淫乱，昭昭在人耳目，危及社会风化；舞场灯红酒绿挥霍无度，一旦金尽，或恨自杀或铤而走险，危及社会治安。 日本侵华后，舞厅里那淫奢的风气与国势的危难显得格格不入，全国诸多权势之士开始对跳舞义愤填膺。首倡禁舞的是原西北军将领张之江，他首先提案要求禁舞，并指出：“盖男女交际舞者，非仅授受而亲，且增强其缠绵摩擦，极恣情纵欲之能事。”相对于中央卫道式的禁舞言论，上海作为禁舞最大的靶心，禁舞的决心有点勉强，上海市长吴国桢提出：“为了节约，不跳舞。”而中央的舆论是宣称禁舞的好处不单单是节约，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社会里流播着一种“从跳舞场产生的邪恶空气”。 另外，许多当官的禁舞，是有其私下感情原因在其中，比如在禁舞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其实他的女婿和儿子都是嗜舞成癖的“君子”，其女婿娶了个舞女做小老婆，女儿一气之下吞药自尽。正当王云五悲痛之时，他儿子又恰好与上海的某个舞女谈恋爱，王认为有辱门风，恨透了舞厅，发誓一定要禁舞。据说连蒋介石之所以对交际舞不依不饶，也与宋美龄一度沉溺跳舞，令其恼火有关。 “转业”与“肃舞” 既然要禁舞，那么政府势必要给出大批舞女“下岗”后的去向。这又给上海政府出了难题，政府先是想出了让舞女专业当护士的办法，此想法一出，立刻引起强烈反对。医护界的韩曼丽在1947年8月的《申报》上发表文章《舞女与护士》，文中指出，要成为一个护士，必须修完“解剖学、生理学、护医学、医药学、个人卫生、公共卫生、细菌学、内科、外科、伦理学等十余种必修课程”，作者虽然同情舞女，但认为舞女在离开出卖色相的生活后，立刻从事神圣、崇高、严肃的护士职业是不妥的。上海护士协会也反对让舞女做护士。长期习惯于早睡晚起散漫生活的舞女要改任生活严肃的护士也确实不切实际。 当时还有一种主张是认为舞女最好的出路是嫁人。那个王云五提出：“此辈舞女，均是成年女子，出嫁以后即解决事业问题，为妻固妙，为妾亦无不可，总之女人以嫁人为原则。”上海社会局局长吴开先也说风凉话：“舞女的生活糜烂惯了，救济所养不起她们，她们也住不来，所以没有办法，只有嫁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