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万里年谱》终于出版了!它本应于一九六六年出版，未果。其原因，家君已在《后记》中和着泪水写明。它又应于一九八二年出版，复因出版界经济滑坡，重被搁置。今天，它终于出版了，但其时已是定稿四十年、家君辞世二十年之后。《杨万里年谱》的学术价值，自有使用者、参考者评论，我不敢妄述。然而《杨万里年谱》的成书和出版过程，我却记忆犹新，永难忘怀。家君纂着《杨万里年谱》之时，我正值少年，就读中学。当时，家君亦在中学任教，课务繁忙，两班高中语言，加之作业与作文的精批精改。白天无暇写作，都是夜深人静之时，一桌一灯，一纸一笔，于古典文学之沃野，聚精会神而耕耘。居所并不宽敞，书房与卧室连为一体，夜半醒来，总见家君伏案写作之铁铸身影，总见家君以微笑回答我和家母的劝语。没有星期天，没有寒暑假，这些时间都花在了图书馆里。有时为了一条材料，也要利用课间匆忙乘公共汽车去图书馆一趟。风里、雨里、寒里、暑里，从不间断去图书馆，从不间断写作，硬是在百忙中挤出了南宋三大家的年谱。这奇吗？奇!奇在志、奇在恒；不奇吗？不奇!任何负责任的、敬业的、严肃的学者、作者都是这样的。 《杨万里年谱》是在劫难之中，被家母冒着危险保存下来的。一九六九年底，它又随着家庭的命连之舟来到苏北，伴父母度过那艰难的岁月。物质条件的恶劣并非绝对给人带来不快，苏北平原的广袤，空气的清新、老农的畅达、乡邻的和谐，都给饱受磨难的父母带来精神的愉快。日里田间劳作，闲暇晒晒太阳，篱笆根下与老农话话春秋。傍晚欣赏疏林落日、绿野浮霭，当风箱呼呼作响，炉火正红、炊煙袅袅之时，还可教孩子们读书识字。总比看那曾经喜爱的学生们忽然间被雕刻成魔鬼般的模样好得多啊! 一九七三年春，家君赴县中教书，后又参加《汉语大词典》的编纂。一九七八年，放弃回南京工作的机会，调到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古代文学。此时，有了较宽松的工作环境，较富裕的科研时间。然苏北地区文献资料匮乏，不得不寻机远赴数百里之外的南京查阅资料。为适应图书馆的作息时间，中午常就近在路边小摊点吃两个菜包、一碗馄饨，下榻条件之简陋，也绝非今日可想像。至家君辞世的十余年间，完成了《陆游年谱》一九六二年初版本和《范成大年谱》书稿的校订(以上两书已分别于一九八五年和一九八七年出版)。《杨万里年谱》原稿因搁置二十年之久，字跡已有少许漫漶，故重新謄录一遍，内容也有大量增补。当时，我也在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偶然也做些助手工作。上述诸事，皆为新见。 家母先家君五年辞世。家母辞世后，家君常在家母生前居室练定书法，并题其室曰“思惠轩”，以寄托对家母的思念。自己的书房则取名“二方斋”，笑谓写作时使用的一方桌一方凳。家君一行。童年就读私塾，十五岁离乡就业，边工作，边学习，遍访国学名师。一九三七年投笔从戎，抗日救国。一九五〇年开始从教，直至辞世，期间下放农村四年。在旧中国谋生十九年，在新中国工作三十七年。崇尚儒家做人之道，同时乐意接受新生事物。一生既平凡，也不平凡。 时值清明，泪飞如雨，仅以此文作为对仙逝二老的薄奠。岁逢盛世，愿天下学人都能早见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免却后人“家祭无忘”之憾。 光阴如梭，朝青暮雪。我也年届花甲，二子海春、溥春皆在高校任教，也均为古典文学爱好者。家学有传人，心中无限欣慰。 《杨万里年谱》的出版，要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历任领导和编辑的大力支持，以及淮阴师范学院副院长张强同志、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潘荣生同志。 二〇〇六年清明 于蕴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