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9月，中央大学开全体教授会议，定将校址迁到重庆。朱希祖一方面忙于史学系师生搬迁的安排，另一方面设法安置自己多年经营的藏书。经过极其艰难的不断转运，终于把书籍迁藏于安徽隆阜戴东原后人戴伯瑚家。10月下旬，将藏书安置停当后，纔起程入蜀，于11月初到达重庆。初到新校，骨肉离散，亲朋寥落，希祖感怀国难，时常忧心忡忡，尽管如此，他仍然奔波于住处和校园之间，教学、行政未稍懈怠。中央大学史学系学生组织史学会，推他为会长。当时教育部拟颁大学课程标准，征求意见，作为资深教授，朱希祖郑重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对历史学科的规划和建设产生深远影响。1939年，他代张继起草了“建立总档案库筹设国史馆议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通过，议交国民政府实施。1940年，国民政府成立国史馆筹备委员会，聘朱希祖为秘书长，后改总干事，实际负责筹备工作。他赁会址，延专才，商榷史例，探讨史馆组织条例和选取史学人才条例，部署会务。百端草创，出力甚多。有一首诗云“废绝黎洲征季野，忽开史馆杂旌旄。十年建国无文字，今日行都见凤毛”。就是推重他这一时期在史馆的作用的。1940年3月，朱希祖又被国民政府简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他既筹谋修史，又忙于考选事务，往返跋涉，精力交瘁。于是他辞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及教授职务。国史馆筹备委员会虽规划多经草拟，而未能即为实施，因以辞去总干事职，改做顾问，而专任考选委员，悉力着述。1943年3月，中国史学会在重庆成立，朱希祖被选为史学会理事及常务委员。 朱希祖在重庆时期的著述偏重先秦史、民族史及西南史地研究。他一生花费精力最多的南明史，本应在这一时期进入撰写阶段，因为资料迁藏于地，而不能着手进行。春秋战国至秦史事，大都在经诸子中，自随书籍基本能够满足研究之需要，所以他把精力转向了先秦，特别是战国史。他说他之所以研治战国史，一因今日世界为一新战国，颇可鉴古以知今；二因中国学术思想亦以此为最发达，整理战国史，其价值等于欧洲史之希腊史，秦史则等于罗马史，此二史若成，则在中国史界可推为最大之伟业。这期间他着有《汲冢书考》五卷、《战国史年表》八卷，两书在发现史实方面，均有重要的学术贡献。日本飞机对重庆实施了野蛮的轰炸，年迈的朱希祖也经常为避空袭而喘息不安，加上重庆多雾，冬多阴雨，夏多蚊蚋，饮水不洁，时常生病。进入1944年，朱希祖的身体状时好时坏，几度住院。7月5日，朱希祖病逝于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享年六十有六。国民政府发布了褒扬令，为他举行了公祭。各界赠送挽联三百馀幅，学界名流及官员出席者三百馀人，这在战时的重庆，可谓是极一时之哀荣。 二 朱希祖是一个学者，国民政府给予他高规格的礼遇，主要是他在学界的地位定的。他有一首诗《自嘲》：“不与人物接，不与山海游。终生伏几案，天地一书囚。”这首诗实际上是他对自己的人生画像。可见，学术研究纔是他最孜孜以求的事业。 在朱希祖逝世一年后，《文史杂志》推出了纪念他的专号。朱氏的女婿、历史学家罗香林发表了《朱逖先先生著作目录》（包括未刊稿）。现在看来，这个目录尽管尚有不少遗漏，但基本上反映了朱氏的学术规模。这个目录将朱氏着述分为十六类：一、属于史学理论者二种；二、属于史迹发现者二种；三、属于史料辑录者三种；四、属于史学考证者五种；五、属于版本目录者五种；六、属于战国史者二种；七、属于萧梁史者三种；八、属于唐史者二种；九、属于宋史者三种；十、属于明史者四种；十一、属于近百年史者二种；十二、属于家史者二种；十三、属于文学史者二种；十四、属于小学与经解者二种；十五、属于日记随笔者一种；十六、属于诗文集者二种。这十六类中的每一种，有的是专书，有的是文集。从这个目录可以看出，朱希祖的著述极其丰富。从研究的断限看，朱希祖研究的时间跨度很大，上自先秦，下至近世史，各个断代都有研究成果。如先秦时期有《东西周君年表》、《西周君世系考》、《秦自襄公至二世年数考》等系列考证文章，近世史中有《太平天国史事论丛》、《黄花岗烈士传》等。其它像汉、三国、魏南北朝、隋唐、宋辽金西夏元、明、清等均有许多考辨文章。特别是对战国史、南朝萧梁史以及晚明史的研究，朱希祖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所取得的成果比较多，他在这些领域造诣很深，在当时被誉为权威。唐史虽不是他的专长，但从他与陈寅恪的商榷文章《驳李唐为胡姓说》来看，他对唐史的研究也是很出色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