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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夏，北大史学系系主任康宝忠去世。经蔡元培校长推荐，朱希祖继任史学系系主任。除1927年8月至1929年2月朱氏因不满奉系军阀改组北京大学而暂就清华大学等校教授外，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1931年初。在教学体系上，他以欧美新史学思想为指导，规划史学系课程；在课程设置上，他重视史学理论课的建设；在教学方式上，他主张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主研究能力；在师资方面，他广揽人才，耆儒新进，皆所延聘。经过这个阶段，北京大学史学系成为具有现代学术体系的历史学系，对国内其它高校史学系的建设也产生重大影响，极大地促进了历史学的独立以及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在北京期间，他还在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兼有教授之职，主讲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概论等课程。1928年10月，他兼任天津《益世报·学术周刊》的主编。这年年底，他发起筹备中国史学会。1929年1月13日，中国史学会开成立会，到会者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六校教师和学生共94人。这是中国最早由多个高校历史学系的师生自发组织的历史学会。朱希祖以得票最多被推为中国史学会主席。在此之前，他还被举为故宫博物院审查《清史稿》主任，负责对《清史稿》的审查。 1932年10月，朱希祖应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之聘，南下广州，任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文史学研究所主任，兼任广东通志馆纂修。广州是南明诸王兴兵抗清之地，朱希祖搜集南明史料已逾十年，所以很想借在中山大学工作之便，进一步访求史料，实地考察南明史迹。他与中山大学史学系的教师一起发现了南明绍武君臣冢，作《恭谒南明绍武君臣冢记》。他访问了广州当地的藏书家，见到不少珍贵版本书。在广东通志馆，他撰写了《广东通志略例》、《广东通志总目》、《广东通志说明书》等。对新编《广东通志》，他实际起了发凡起例的作用。他还为这部新型的通志撰写了《明广东东林党列传》。在这一时期，他对屈大均的研究卓有成就，撰写了《翁山年谱》、《屈大均传考证》、《翁山诗外版本考》等。他为史学系的学生，开设了四门课程：中国史学概论、元明史、史通研究以及地方志研究。有一位当年的中山大学学生说，他开设“史通研究”，“对于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和所举的史实，每每有所驳正，引证赡博，听之入神”。当时史学系主任为朱谦之，以介绍西洋史学理论为同学欢迎，史学系同学称他们为“二朱”。在文史学研究所，他招收了研究生，此举盖为中山大学研究生培养之始。 1934年1月，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致函朱希祖，欲聘他为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早就打算北归，又因南京距故乡海盐不远，亲戚故旧颇多，且其长子朱也在中央大学任经济系教授、系主任，于是定北上。3月到任。朱氏离开中山大学令校方颇感突然，校长邹鲁、文学院院长吴康、史学系主任朱谦之均先后致书于他，希望他仍回中山大学。但朱希祖最终没有回去，而是在中央大学开始了他教学生涯的最后一个阶段。 中央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颇有赶超北京大学之势。一是南京系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国民政府加强了对中央大学的投资建设；二是南京也是东南文化荟萃之地，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历史悠久的高等学校；三是从北京大学等校因派系之争受到排挤的不少一流学者，纷纷到中央大学就职。此时的中央大学文学院，章门弟子的地位举足轻重。黄侃、汪东、朱希祖这些章太炎的著名弟子，都任教于此。汪东还是文学院的院长。朱希祖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所定课程体系，自然还是以他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当主任时制定的课程标准为基础，略为变通。除了中央大学的教职，朱希祖还有不少社会兼职。如1934年6月以后，被行政院聘为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1935年10月，被考选委员会聘为高等考试典试委员。1936年2月，受章太炎之约，到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讲学，每月去苏州讲学一次，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他还利用课馀时间，与长子朱及滕固等人在南京及周边城市考察六朝陵墓，辨认文字，从事摄影、测量、考证工作，最终完成《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一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