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编著《中国礼教思想史》一书的初衷，长话短说，约略表述于后。四十年代初，我在一个大学讲授“中国传统思想新批判”问题，有一位很好学好问的同学施景兰女士，为我作了课堂笔记。在交谈间，她以女青年身份，站在古来被压迫者的立场，渴望我能写出一本批评旧礼教的专著，同前人他人的论点进行争鸣。我当时迫于生计同时兼任几个大学的课程，虽心同此感，一口应允，但却一直未暇动笔。 转瞬间，四十二个年头过去了。一九八二年六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分校中国近代史教授刘广京博士来访，畅谈中国学术文化。席间，承他热情鼓励我编著《中国礼教思想史》一书。我的心又动起来了，而笔头仍然未暇开动。 又过了六个年头。到一九八八年四月，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鍾洁雄女士和危丁明先生来访，旧事重提。不久，就约定一年为期，为该局出版的《中华学术系列》编著《中国礼教思想史》一书。此时，我才不得不暂停其他书约，抓紧时间赶写此稿。没有香港中华书局的约稿，也许我至今未能动笔撰写这部著作。 我撰写的专著与论文虽然不算少，但有时也很像蜗牛爬行。本书从产生念头到真正动笔竟历时近半个世纪，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值此《中国礼教思想史》脱稿之际，我想借此机会纪念拙著《中国思想研究法》一书出版五十周年。这部书在思想内容等方面同本书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很能代表我自己的学术思想。此外，我于一九七九年匆促写成的《中国文化史要论》（人物·图书），问世也已达十年。因它同本书亦有着连带关系，故此附上一笔。 我原计划撰写一部《中国思想史通论》。从一九三八年起，经常开夜车，挤出时间写。直到一九六八年，正满三十周年，刚完成初稿。不幸，“文化大革命”对高级知识分子采取了所谓“革命行动”。在对我近十次的“抄家”中，该稿大部已散失。现在，暂且以《中国礼教思想史》来取代《中国思想史通论》的部分重要内容。故本书的完成，对于我来说，亦可谓不幸中之大幸了。 本书是一种思想专史。不引原文，缺乏证据，难以取信于人；引用原文并加以解释，字数必然较多，势将增加读者负担。再三考虑，决定引用小段或节出要点，将其概括为若干点。可引可不引的就不引，可说可不说的就不说。对于前人和旁人的研究，我不愿人云亦云，陈陈相因，而要多发表自己的见解，务求详人所略，略人所详。对于著者本人在其他著作中已详加论及的，本书也力求从简。然而，一部中国礼教思想史，上下几千年，内容极其丰富庞杂，登场人物难以计数。本书除总论、分论部分外，收入各方代表人物共约一百六十余人。其中除有关孔子、袁枚两节，可视作本书的两只“眼睛”，而给予较多的篇幅外，其他节目大部分仅上千字，有的不过数百字。尽管著者已将本书当作准浓缩稿来写，但最后的字数，依然可观。对于这一点，敬请读者诸君，给予明察与见谅。 本书得以完成，除了十分感谢刘广京教授和鍾洁雄女士对我的鼓励支持外，还要感谢施悟、李妙根副教授协助我整理部分书稿，陈琳英、吴芸女士帮助我抄写稿子。我也不曾忘记亡友施景兰女士对我的期望。 书中不足与错误之处，衷心恳请学术界同仁和广大读者多多给予指正。谢谢! 自序于上海复旦大学 一九八九年八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