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何炳棣先生的话说，《两头蛇》所引用到的资料著述数量之多，大概要创国史研究的纪录。当然，此书不是简单的资料长编，也不是刻意炫耀学识淹博的牌坊，它要讲述的，是一群人的故事，这就是“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中西文化的交流，在近十几年来已成“显学”，而明末清初的一拨天主教传教士和本土教徒，作为近代中西接触的“先驱式人物”，更是为人所津津乐道，三句话不离“利玛窦”大有人在。和许多领域一样，表面看上去再“繁荣”再“热闹”，却往往是内里单薄贫乏、步入瓶颈的一种征兆。提到传教士，常常集中于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说及本土的奉教人士，又往往逃不开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这“三大柱石”，这已经不是稀奇的现象。拿几个著名人物就来概括为数相当之大的群体，并不是明智的叙述态度，“以小见大”终究只是暂时的策略，而不是让人满意的终点。黄一农先生多年搜采资料，以陈垣老所谓“竭泽而渔”的方式来写就此书，正是要挖掘充分个案来作一真正“全景式”的展现。 书名“两头蛇”，作者在这里则是受到了明末天主教徒孙元化一首诗的启发，元化某日在家中见到一条两头蛇，见其“首鼠两端”，一头向南一头又欲向北，互相掣肘的情形，突然感同身受而赋诗。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徒们，正是这样一批“两头蛇族”，徘徊在耶、儒之间。尽管就耶稣会传教士一方，不可谓不尽力：比如利玛窦，初入中国时先穿僧袍，后来改作儒生打扮，以图增加亲和，又著述大量文字解释两方经典，减少天主教与本土的儒、释观念的冲突，加之机缘恰巧，明末正是天崩地裂、思想活跃的时代，天主教一时间确实颇吸引了一些士人，但中西文明殊途已久，连器物惯习之类的交流都举步维艰，更何况是排他性极强的宗教。到了后来，连西来的传教士们自己，也陷于了“两头蛇”的焦虑之中。两面力量的夹攻，终于在康熙年间的“礼仪之争”里全面爆发，随即禁教令下发。 大叙事已然确立，一农先生考据精密，对人物的挖掘力求详尽到底，却也没有改变上述的这些线索。《两头蛇》最吸引人、或者也最具贡献的地方，是展现了天主教徒生活的更多面，于叙说“理知的困局”之外，揭示出很多更具体，有时却会更有决定意义的矛盾难处，比如纳妾。 在传统观念之中，“广子嗣”为孝道之本，纳妾则是最直接的“广子嗣”的手段。但依照天主教的教规，纳妾却并不被允许且被视为重罪。徐光启在受洗入教之前，便对教士罗儒望直称“十诫无难守，独不娶妾一款为难”，因其当时只有独子而无孙，后在罗的劝说下放弃了纳妾的念头而入教。徐的情况还算理想，“三大柱石”的另外两位李之藻和杨廷筠，产生入教的愿望之后都没有随即受洗，原因就是在此之前两人均已纳妾。当然，遭遇纳妾难题的远不止这三位，他们只是其中信仰最为坚定虔诚的代表，其余既有如许缵曾这般受洗之后依然娶妾而饱受责难的，也有像冯应京、熊明遇此等颇通西学的亲教人士因为先前有妾而终生没有入教的。而坚定心志入教的人，如何处理已娶之妾则又不同，有给予银两直接遣出的，有从此分地而居以礼相待的，更有将其寄于亲友处的。本来士人圈子里重情之人很是不少，前后的悲欢离合，真是无法一语道尽。 遣妾虽难，终究还是私务，而士大夫引为根本的家国情怀，也逃不开天主教的审诫，明亡之际，有的奉教官员意欲表明忠君心迹而自杀殉国，而自杀也是天主教教规所不允许的。难怪教徒王徵在绝食自尽之后，友人要为之曲笔而称其为被杀。死了都不能留个清楚的名声，“两头蛇族”们升入了天堂，也不知嘴角挂的是笑容还是苦涩。 读出色的考据文章，有时感觉如读侦探小说一般。前人诸多含糊其词或悬而未解的关节，到了一农先生笔下却往往能豁然开朗条理分明。比如利玛窦的挚友瞿汝夔，年轻时曾因与长嫂发生“通问之奸”而被逐出家门，此事在诸家记载中或讳言或含混，惟此书详尽叙述瞿的家族世袭，生平和“家难”的前因后果，读来不由让人叹服。作者提到，此处能作出这样精彩的考证，实在与利用了“中央研究院”网站的“明人文集篇目索引”资料库有莫大的关系。这也正是一农先生在书中提出“e－考据时代即将到来”的理由。虽然看起来，在这个“e－考据时代”里，学者们的工作量要减少许多，但实际上，在材料逐步完备的情形下，怎样才能讲出如《两头蛇》一般精彩的故事，史家身上的担子，却一点也没有轻下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