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书五经”是中国人熟悉的一个词组，甚至已经成为简单描述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符号。“四书”相对于“五经”是较晚出现的。这个晚，不是文本创作得晚，晚的是“四书”一称。南宋时期的大儒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纠合到一起，与千年前就有了的“五经”双峰并峙，共同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基础柱石。 《论语》中有一句话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凭我们的直觉，都会说凡事“为人”总是好的，“为己”则不免自私。然而孔子说这话恰恰是提倡“为己”。凡“为人”之学，或为找个饭碗、图个出身，或为夸示于人、求与人不同，或为升官发财、名誉声望。一句话：立足在外。凡“为己”之学，心在自身学养、家国盛衰、天下兴亡，不求人知，不求富贵，自得其乐。一句话：立足在内。 由此理解“为人”、“为己”，端正态度，算是读四书的第一步。四书不是为博学而设的科目，五经还有经学家，四书却没有四书学。换句话说，四书没有“专家”，真正精通四书的人，可能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他可能是任何职业的从业者，但他能和谐地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从这一点来说，四书的作用更像是一种信仰，指引人们如何获取正确的心态来面对生活。 四书是文言文写成的，今天人们用的却是白话文，传播起来多了一个门槛。粗看上去，文言文和白话文毕竟是属于同一语言的古今差异，难度应该不大。然而，相近的语言更易产生误解，同时，还容易产生一种目标上的偏差——令人觉得能用当代语言表达书中的内容就万事大吉了，理解其意、付诸实践的关键步骤就这样不知不觉被丢弃了。如果只是将其内容从一种表达方式转换为另一种表达方式，那可真是买椟还珠了。这是读四书的第二步，选择方法。 消除文言文的障碍不是最终目的，却是一个不得不做的步骤，而且，这个障碍不仅现代人有，古代人也有。所以，朱熹做了一套完整的注解，称之为《四书章句集注》。朱熹是一代大儒，是行家，这套注解简单、明确又不失准确，即便今天读来也能基本扫清文字障碍。同时，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注解在整体上富于启发性，这和后来不少学者把《论语》、《孟子》当作研究训诂学的素材而作注、作笺的旨趣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想尝试接受儒家思想，从四书入手就对了；如果想从四书开始接受儒家思想，从朱熹入手就对了。 现代人文言文的底子终究偏弱，沿着朱熹开的路走，实际上并不轻松。再作进一步的努力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抛开朱熹的注另作合乎时宜的阐说，犹如僧院中的讲经；二是沿着朱熹的注作更深入浅出的讲解。前一种方式对说者和听者都有一定的要求，说者功力不到就容易流于瞎掰的野狐禅，美其名曰个性化阐释；听者基础不扎实，则容易专拣有兴趣的话头而忽视正题。后一种方式则要么太过艰深，要么流于琐碎，很难让人保持必要的阅读兴趣。 若将两种方式的长处结合起来，便能得到效果更好的第三种，那就是跟着前人读四书，即参详前人诗文中运用相关词句的地方。所谓运用，抽取词汇是运用，化作典故是运用，辩驳诘难是运用，插科打诨也是运用。千百古人的片言只语组合起来，正保留了第一种方式的长处，又尽量避免了其不足。而各种诗文中搜罗所得，其源头本有各自的话题和语境，不过是他们正好都和四书中的某一词句有着密切的关联，这又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诠释的多样性，从而回避了第二种方式的不足。 (责任编辑：admin) |